《国殇》8.01 “圣战”新舞台


中、日全面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华北、华东大地的相继陷落,武汉,就像个秋后熟透了的果子,孤零零地悬挂着,随时都可能落向地面。贪婪的日本人垂涎它,是想把这颗肥大的硕 果揣入腰间,再给中国一次重击。中国人关注它,是想抵住外来强盗的暴虐,保护已越来越少的果实。

武汉,当年人们更多地称它为汉口。其实它是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隔江鼎立而成。长江无所顾忌地从城中穿流而过,把武昌孤零零地划在了江南岸。这里,机关楼堂、要员私宅云集,景点古迹遍地,在青翠的珞珈山、碧绿的东湖水和一片片优雅宜人的景区映衬下,透着一个政治抠纽不同凡响的气度。江北汉口,则以其繁华、喧闹而名噪天下。作为旧中国的大商埠,其名气仅在大上海之下,因而紧紧地吸引住南来北往过客的目光。龟山脚下的汉阳,同样不同凡响。这里有全国规模宏大的军火城,云集了旧中国军火工业的精华。“汉阳造”就是今天提起来,人们也不陌生。事实是,当时国民党军手中的枪炮弹药,除了进口的,其余大部分是从这里运上前线的。

当1938年第一缕春风吹绿武汉的千花万木时,焦躁不安的武汉再没有像往年那样,被春的魅力、绿的诱惑煽起激情。大路上、田野里,一批批携金带银的商贾官吏、绝望无助的难民伤兵,像一股股令人沮丧的混乱的潮水,涌进武汉的大门。国民政府各部门名义上虽说是迁往重庆,可到了这儿,都没有再向西挪一步。一队队西迁的工厂、学校、民间团体,也极其自然地在这里扎下脚来。工厂又冒出了烟,商店一家家地增多起来,政府的一些军事、政治机关也开始运转。武汉成了当时中国的战时首都。“战时首都”使武汉三镇背上了不堪忍受的重负。洋楼私宅、旅馆寒舍,只要是个能栖风避雨的地方,都挤得满满当当,街巷市面上同样是人满为患。房租、粮米菜价,随着人潮的蜂拥而至,也像是雨后冒出的春苗,“呼呼”地往上窜。大武汉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挤膨胀得像是要裂开来。

武汉南郊林木清翠的珞珈山蒋公馆里,蒋介石倚杖远眺武汉城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自退出南京后,他变得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武汉充满依恋。想当初,国民政府建都金陵,蛰居秦淮,武汉从未真正打动过他的心。每年夏天,他一般都要在庐山的清凉中度过些时日。可每次上庐山、回南京,他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咫尺之外的武汉三镇,今天,他却突然觉得。武汉成了他手中最后一块明珠宝地。他曾充满感情地对武汉卫戍司令陈诚说:“武汉之价值,今日才真正体会到。这里地处长江、汉水交会口,平汉、粤汉铁路必经此地。可以说是中部地区的水陆交通抠纽,‘九省通衢’名不虚传。向南,它连接华南地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经香港、广州运到我们手里。向东、则直通苏皖浙,是我们日后收复失地的桥头堡。向北,它又依傍中原大地,是我们发起全面反攻的前沿阵地。可以说,控制武汉,足以控制东西、威震南北。”

蒋介石对陈诚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实际上,仗打到这份上,中国内地繁华的、有影响的大都会中,能容得了他蒋某人的,也就这武汉三镇了。他心里清楚,控制武汉,他就能吸引住全国、全世界的目光,他就仍能自豪地对外界炫耀:中国并未亡于日本,中国政府依然存在,他蒋中正仍旧领导着国共统一战线,在抗击着日本人。非常时期、特殊的形势,给武汉三镇又披上层神秘的政治色彩。

可他看到了这一点,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1938年新年刚过,日军不待休整,便擂响了西进的战鼓,从战略上说,仰攻武汉,必先控制翼侧的安全。为此,东京日军军部,先拿右侧翼广袤的中原大地开了刀。徐州会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枪炮声和随风飘来的阵阵硝烟,时时都在提醒着蒋介石:武汉血战已不会太远了。

半年多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是败了,而且败得挺惨,尽管其间也有台儿庄、平型关的几缕辉煌。可中国作为一个保种保国的被侵略民族,无论胜败,她的最终意志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已从战争初期的仓惶失措中镇定下来,仗越打越好。几百年来,遍体创伤的中国对外敌入侵似乎已经麻木了,这是一个弱国、一个闭关自守的悲剧必然付出的沉重代价。所幸的是,中国人几千年“大国梦”所激起的民族意识并未氓灭。他们以令世人无不为之惊叹的承受力,默默地忍受着战争带来的一切苦痛。一次次失败后,他们仍能站起来,舔抚着身体创口中涌出的鲜血,继续在沉默中希冀着、期盼着、战斗着。

中国人的威武不屈,使日本人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战争明显有一种拖向漫漫无期的趋势,岛国上下,北进苏俄、南下太平洋等种种战略目的不同而结成的军事集团,眼看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因中国战事的久拖不决而变得日益无望,愤怒中把矛头抬向了内阁,政府一时出现动荡。恼羞成怒的内阁首相近卫文闾见军事威逼未达目的,便自做聪明,耍起了政治把戏。

1月16日,近卫首相在东京狂妄地向世界声明: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唯恐份量不足,24日,日本内阁又急忙抛出对华新政策,再次强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并绝对不容许第三国调停。

好一副胜利者盛气凌人的姿态。

风景秀丽的武昌珞珈山上,闻讯从开封前线返回的蒋介石震怒不已。日本人这时企图把他晒在一旁,在政治上给他重重的一击。他明知这是日本人黔驴技穷的一招,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招的厉害。日本人的声明,无疑是当着国际社会的面掴他的耳光。尤其日本人鼓励中国各地实力人物,取代他蒋某人,这可说是击到了他的痛处。疼痛中,他抛开了大国领袖矜持的架子,向东京发起了反击。

18日,他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了《维护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若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无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向来不吃硬的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恶气,针锋相对,据理反击。

气出了,可话不能说说就完,“维护领土主权”,凭什么?两国交兵,真真硬气的话还是在战场上。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在战场上不能给对手以震撼,日本人当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他要在战场上找出些加大这话份量的东西。

李宗仁成了幸运者。蒋介石第一次狠下心,真正帮了这个地方将领一把。尽管李宗仁是他多年的老对手,在他潜意识里也是未来的对手。可非常时期,他顾不了这些了。李宗仁从中央得到了大量军火物资,并从蒋介石手里领到了调动附近中央军嫡系的上方室剑,奇迹出现了、台儿庄大捷,李宗仁不仅给中国人,也给蒋介石争回些脸面。在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情况下,让日本现代化军队第一次扔下上万具尸体,败师而归。举国上下欣喜若狂,蒋介石也是乐得合不拢嘴。武汉,为此而度过了几个欢腾的不眠之夜。

蒋介石从东京讨回些面子。可一个台儿庄,并没能拉住中国军队下滑的战车,李宗仁也无力为蒋介石独挽颓势。他毕竟只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通高级将领。

5月19日,徐州沦陷。正当日本人为占领徐州空城而洋洋自得、举国欢庆;正当武汉军民议论纷纷,猜测着日本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时,蒋介石却早把心思放在了武昌中央银行宽畅、坚固的地下室里,放在了正在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这时他已开始设计武汉未来的战争了。

客观地说,蒋介石心理上早已做好了血战武汉的准备。为此,他也采取一些他过去想都不会想的举措。既然他的中央军嫡系最终无法替他撑住战局,那他只有接受一切有利于战争的力量和建议,甚至包括中共和苏俄方面的。眼下只要能顶住,度过难关,其它以后再说。一向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情急间,甚至抛弃了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党派之争,信仰之异。

4月,根据共产党建议,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时的蒋介石,既摆出了一副抗战到底的姿态,又一改过去专断、独裁的法西斯作风,放出了一点儿有限的民主。这点儿民主,虽然远不能满足民心、民意,可在被皇命党规束缚千百年的古老大地上,这一举动仍然赢得了阵阵欢呼。国际舆论、民主人士、中共党人和各界民众一片赞合。蒋介石军事上虽不高明,政治上却相当老练。他不但是个创造环境的能人,也是个适应环境的高手。失地千里、损兵百万之际,如果不采取些措施安定军心、民心,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他很难想象如何应付随时可能袭来的铺天盖地的反对浪潮。他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内忧外患,使蒋介石暂时停止了亲痛仇快的自相践踏,民主之风缓缓地在中国大地上吹拂开来。武汉,国共合作进入黄金时 期。

2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成立了政治部。新任部长,喜欢标新立异、风头十足的少壮派将军陈诚摆出一副开明姿态,请中共要人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连蒋介石都感到惊讶。为了把文艺界名流、中共党员郭沫若请进政治部,他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不知是民族正义的感召,还是陈诚的精诚所至,郭沫若终于铁下了心,把日籍爱妻安娜留在了日本,独自在武汉安下心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3厅厅长。

陈诚前言必践,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给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之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有蒋介石在后面撑腰,陈诚出手也极大方。第3厅一次就能从他手里拿到80万元的经费,足顶得上当时一个正规军的开销。这一切,使郭沫若和他的第3厅如虎添翼。宣传抗战、发起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政治部政绩斐然,第3厅功不可没。

滚滚大潮,冲击得武汉三镇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参加过北伐革命的郭沫若,目睹这座沉寂了十余年都市旧地的巨大变化,兴奋地操起如篆大笔,在报纸上赞颂道:“《新华日报》复刊了,邹韬奋和柳堤主编的《全民抗战》也复刊了,空气的确在变,沉睡了10年的武汉,仿佛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息了。”

武汉确实在变,变得像春天,充满朝气;变得万花怒放,充满生机。

许多曾被国民党取缔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时重又打出招牌,融入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几个月里,数十个新的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武汉冒了出来。

2月,“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汉成立;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隆重出台;

同月,“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也在武汉问世;

……………

一个个新老团体、一群群热血沸腾的人,呼喊着同一个声音:抗战到底,收复失地。经他们的手,一本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一张张充满民族呐喊的传单,雪片般飞散着,落入中国人手中。他们的出现,无疑大大促进了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武汉首先掀起救亡的狂潮。各救亡团体、爱国华侨,外国声援团、学生、市民,都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次活动,使普通的中国百姓第一次听说了西方的绥靖,了解了国家、民族正面临的险境,也弄清了他们自己背负的民族使命。青年从军掀起了热潮。

4月,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到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政治部有识之士抓住时机,动员起在汉的各救亡团体,把祝捷宣传活动推向高潮。50多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场面。黄鹤楼下、长江两岸,人潮如海,彩旗林立,欢呼、呐喊声惊天动地。

每个有幸身临其境的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充满骄傲和自豪。胸中涌动的激情使他们更加坚信:中国不会亡。几千年的文明绝不会在铁甲枪炮前泯灭。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似奔腾不息的江水,在大武汉奔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