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5)


其实,论战一开始,人们就已经明白:在上次出庭中布莱克尼律师所发出的那些诸如张勋复辟、民国背弃、“优待条件”等似乎无关痛痒的讯问,原来都是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务的,都是埋下的伏笔。由此,布莱律师很快便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委派郑孝胥找坂垣交涉的事上。

布莱反复地绕着圈子询问溥仪,试图证明溥仪为了当皇帝,曾亲自派郑孝胥和罗振玉找 坂垣征四郎协商。但溥仪始终都表现得很镇定,坚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后来决定的,更谈不上皇帝的问题。”

结果,经过一个上午你来我往的短兵相接,布莱克尼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很是懊恼。

所以,当天下午一开庭,布莱克尼就向法庭交出了溥仪亲笔写给日本战犯南次郎的黄绢信。他满以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黄绢信很快便通过法庭传到溥仪手中辨认。溥仪慎重研究该文件数分钟之久。此时法庭空气的紧张,达到了极点。

突然,溥仪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布莱克尼律师一听,顿时现出慌乱之状,忙问:“上面的宣统玉玺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是假的!我一直用小印鉴,而盖在这封信上的是大印鉴。再说,我一直用国产的普通信纸写信函,从未用过黄绢纸。”

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季南检察官显然也很兴奋,立即提出: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卫勃庭长表示可以受理这一要求。

当时报界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把上面那个精彩的历史场景迅速报道出来。其中一篇这样写道:“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27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乃溥仪所写,内要求日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南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卫勃压制其抗议。”

然而,布莱克尼律师并不甘心败北,他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扑过来。

但是,溥仪步步设防,谨慎小心,始终没有让布莱克尼律师得到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

1946年8月22日,溥仪第五次出庭作证。布莱克尼律师继续提出质问。不甘心失败的他经过一夜的考虑,感到只有在法庭上揭露溥仪证言的不可靠性,才有希望转败为胜。他决定先从溥仪目前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入手。

一开始,布莱克尼就讯问溥仪,当日本投降后由长春、奉天辗转而去勃力的经过。溥仪一一从容作答。

当布莱律师发现溥仪的精神开始有所松懈时,他突然把话锋一转,向溥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当时的现场记者们则说是“又投出了一个冒险的质问”。

“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对溥仪来说,这确实是打中要害、刺疼心窝的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问题。虽说不敢想,可连做梦也梦见!为了逃避那终将到来的审判,他在不久前曾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长期留居苏联。现在,布莱克尼少校竟然在严肃的法庭之上,以愤恨的口气,提出了这个足以使他精神崩溃的问题!

不过,没等溥仪启齿回答,季南检察长就表示了反对这样提出问题的态度。卫勃审判长也表态说:“这是让证人宣布自己是罪人的问题,是在误导和恐吓证人。请律师撤回!”

布莱克尼似乎已经看出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溥仪心中造成打击,尽管审判长表示反对,他仍换换口气和角度又提了出来:

“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通谋的,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利敌行为的人吗?”

在场的被告日本战犯们,听到律师提出的问题而感到开心。采访现场的记者描述道:“被告东条英机与大岛治二人均面含笑容,被告坂垣征四郎则略呈微笑,其仁丹式胡须亦随之翘动。”

然而,季南检察长依法再度提出异议。布莱律师对此极其不满地向审判长申辩道:“证人之证言是否可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打听打听证人现在处于如何地位,以分析其证言是否因受威胁或默许之故而失其真实性,这显然是很必要的嘛!”卫勃审判长环顾左右,和几位审判员简单磋商几句,梅汝璈和其他法官对律师的这种讯问方式均表示坚决反对。卫勃便对布莱律师说:“庭上大多数人都反对你这种讯问方式,不过,问一问是否由于威胁或约定才作的证言也好。”溥仪应声答道:“完全没有受到威胁,我只是说我所知道的呀!”接着,检察长季南以挑战的姿态再度提出那封黄绢信的问题,法庭上又掀起一场新的论战。

以季南为代表的检察方面认为,那封伪造的黄绢信正是由律师团自行宣布的被告的罪证。检察团方面要把这个赝品作为被告共同谋议的证据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