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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第二章 政客武夫叛乱


长城抗战之时,察哈尔省兵力空虚。日方也不断在察蒙边界蠢蠢欲动,只因兵力不足没有翻起大浪。宋哲元调兵去平东以后,把权力交给副军长佟麟阁,由佟代察哈尔省主席。

冯玉祥在山西汾阳被阎锡山解除软禁之后,到了察哈尔。冯大帅这个人爱国心切而又好动,趁着察哈尔防御空虚,中央军大部还在南方“剿共”之机,在察哈尔举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凭冯大帅昔日的威望及爱国将士的支持,振臂一呼即集聚了10万大军。这10万大军包括方振武、吉鸿昌二将军带来的较正规部队和佟麟阁带领的二十九军留部外,其他是保安团、义勇军、军官学校学员,还有一些反正的伪军蒙古骑兵。其主要将领就是佟麟阁、方振武、吉鸿昌等。

当蒋介石、何应钦得知此事后,蒋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央,和在中央领导下的军队。批评其不得“擅立军政名义”。何应钦是驻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对他来说,就不是声明呼吁的问题了,他要采取行动。当时,庞炳勋第四十军也在平东参加长城抗战,在仙安、蓟县、马兰石门等地打得不错,曾给日军迎头痛击。蒋介石与何应钦考虑再三,决定将庞炳勋的四十军从平东撤出,电令其向张家口进兵。

为什么偏偏要令庞炳勋去进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呢?这也颇具中国用兵特点。

原来庞炳勋也是冯玉祥旧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庞炳勋等先后叛冯投蒋,致使冯阎大败。庞炳勋投靠蒋介石以后,组成了第四十军。第四十军一直在河北河间县驻防。河间只是一个县,地方小不是养兵之地。其他各路诸侯,照样和过去一样争城夺地。第四十军感到,蒋介石不时冷遇其部。庞炳勋大有后娘之子之感,如后来庞部编的歌谣所云:“年年当杂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冲,但愿饿不死1要想饿不死,拥有养兵之地尤为重要。蒋介石、何应钦也算摸透了庞炳勋的心思,所以这时把四十军从长城阵地上撤下来,许以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出多伦收复失地之时,令其兵出张家口抄冯玉祥后路,令庞拿着中央的尚方宝剑“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张政、离去张垣(张家口),另谋安置”。也就是说,你冯玉祥离开张家口,这地方已是我庞炳勋的了!诸位想,这结果如何!

庞部得到西调命令后经北平、出南口兵陈沙城,占领宣化,离张家口仅有60华里,与察哈尔首府张家口成对峙局面。

冯大帅是二十九军的老统帅,在察哈尔又另树旗帜拉起队伍,宋哲元等人如何去想?怕也不是滋味。要说起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对大帅的尊重那是无可非议的。宋哲元后来回到张家口,冯玉祥到火车站接他,专列尚未停稳,宋哲元这个近50岁的人就跳下火车忙给冯玉祥敬礼。西北军的正宗教材是四书五经,讲孝悌,典型的家长式教导。官大一级如同父母,言之不过。可是在这样的当口,二十九军必须表个态度。二十九军支持冯大帅,这抗日同盟军可能越搞声势越大,尤其在喜峰口得胜,二十九军声威正热的关头,便是不用出兵,发表个声明,就会使抗日同盟军如虎添翼。反之,将是另外一种形势。

这时宋哲元表示了什么?“不协助冯先生”,“对冯不用兵”。这不是矛盾嘛!宋哲元明白冯玉祥的抗日决心和热忱,当时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人物。可是,中国20多年的内战,已经使国力衰竭,生计凋敝,百姓生活在苦痛之中。一旦内战再开,国家不堪设想。国军必然北剿,日人必然寻机闹事。大帅危矣,察哈尔说不定会落入日本人之手。

且说庞炳勋的四十军已经到了宣化下花园、沙城、新保安一带。这里历来也是古战常当年明英宗御驾北征,就是在这里被异族包围,而做了敌人的俘虏。后来国共两军平津战役,新保安一仗揭开大战的序幕,而此一仗也是关键一仗。首先截断平津与张家口的联系,而使平津陷于孤立,天津失守,北平和平解放。

庞炳勋到这里以后,未敢轻举妄动。为什么?不义之师自先狐疑。首先担心的是二十九军再抄其后路,到那时候前途难卜。

庞炳勋这个人在当年时也是个人物,他看到国事日非决心投笔从戎。当其报名参军时,名额已满,其自愿自备服装口粮入伍。那时候讲究当兵吃粮,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雇佣兵。庞自费当兵,创中国陆军史上自费服役的先例。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后看中冯玉祥西北军军纪严明有革命精神,所以带着队伍投靠了冯玉祥,中原大战以后庞部脱离冯以后,军心涣散军纪松弛。下面的人借着有一支军队的势力做起了烟土(鸦片)买卖。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军饷无着。当年冯玉祥纪律严明,过得清苦,所以有石友三、韩复榘等人叛离。水至清则无鱼!后来自己也吸起了大烟,烟瘾一上来,多重要的军事会议也得停下来,赶紧钻进里屋,点起烟泡,过足了瘾才能出来。在这时候就是敌人端着刺刀冲到屋门口,他倒在烟炕上也不会起来。诸位别觉得奇怪,那时候有多少将领要员不抽大烟?张学良、赵登禹……

俗称双枪将,就是指拿着手枪又拿着烟枪的将军们。庞炳勋正在烟床上,吞云吐雾。突然副官来报告:“荩忱、仰之来了1庞炳勋一惊坐了起来,荩忱是谁,荩忱是张自忠,张自忠字荩忱。仰之是冯治安,冯治安字仰之。庞炳勋知道此次张自忠、冯治安来访,必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原来二十九军将士已经从喜峰口退了下来,退到了通州,在喜峰口已经杀红了眼,退到平原准备挨打心实不甘,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再拼个鱼死网破之时,得知庞炳勋带兵来到沙城,压迫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然也是抄了二十九军的老家。个个要求去沙城打庞拐子(庞在冯部打仗时一条腿负过伤)。

宋哲元、张自忠等与庞原为袍泽,也深了解,知道庞拐子这人色厉胆落,先礼后兵为上。宋哲元派张自忠、冯治安骑马速去沙城与庞交涉。前线战争瞬息万变,为什么要把两个主力师的师长派出去?前面已经说过,这西北军很讲究资历和上下关系。派张自忠一个人自然可以,可是张自忠这个人性格内向,最不会出口伤人,虽然贫困农民出身,但四书五经学得好,讲起话来,不是引经据典,也附和儒者精神。冯治安,此人无论从相貌到语言行动都是见棱见角,机智敏锐敢做敢为,不然他三十几岁怎么能在讲究论资排辈的西北军中手握重兵,冯、张一红脸一白脸真是好搭当。

庞炳勋刚从烟床上坐起来,张自忠、冯治安一先一后掀起门帘儿已经走了进来。先是给他敬了个军礼,因为无论从过去还是现在,庞的军阶都比他俩高。庞慌忙让座。冯治安劈头就是一句话:“听说军长要去打老长官(指冯玉祥),那也别怪兄弟们翻脸对不起大哥了1你听这话,一句不就把庞炳勋顶到墙角上了。庞炳勋愣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号称一个军,实际战斗力不行。那二十九军虽然在喜峰口已经被日本人打掉了6000人,可是,是得胜之师,已经声震中外,如果和二十九军打起来,人心所向,众人必然百中之百支持他们,就是自己领的队伍也会有一半逃过去。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而是鸡也飞了蛋也打了。

庞炳勋不知怎么就说出了:“哪里,哪里!哪敢哪敢”

三个人在屋里安静了半天,只见大烟灯冒着袅袅青烟。张自忠打破了沉寂,说:“仁兄,就好自为之吧1说着,张自忠、冯治安掀门帘儿走了。庞炳勋坐在烟床上半天没动弹,既没有说送客,也没再躺下。

其实,庞炳勋带兵来察的时候心里就犯嘀咕,主要就嘀咕这二十九军,察哈尔是二十九军的地盘,二十九军几个高级将领都是老冯亲信,老冯能在察哈尔搞起民众抗日同盟军,一定得到二十九军的支持,说不定还是他们一块儿摆弄好的哩!路过北平的时候,听说电影院都在放映长城抗战的电影,他脱下戎装,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护兵也换了便衣,一起到大观楼电影院看看电影。那年头不像现在,能把片子调来,在自己公馆里仰在沙发上慢慢地看。那年头观众都是平等的,都得去电影院,冷了一起打哆嗦,热了一起流汗。屋子一黑,电影开始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放录音。银幕上放人像,声音是电唱机配的。就听见电唱机里说:“这位将军,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中将……”接着下面是一大堆赞誉之词。那面前的白布上暗了一阵之后突然出现了宋哲元戎装影子,他高高地站在长城旁边,指手画脚地说什么。这时候,全体观众自动起立,肃然向宋哲元行注目礼。接着是士兵向日本人开枪的镜头。观众一个劲儿地鼓掌。庞炳勋暗暗想,这老宋还真行。早知道我也把队伍拉成这样,也不会像今天猪也嫌狗也不爱的,他想着想着电影散场了,他跌跌撞撞地被人流裹挟着出了场,他的随身马弁都挤散了两个。电影看完以后他的心里好像压了个东西,总是不自在。没有想到今日张自忠、冯治安这两个小子找上门来了。

后来庞炳勋的队伍一直在沙城附近住着,似乎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且说长城抗战的部队,退到了顺义宝坻一线,北平城里一日三惊。通州外围发现了小股日军,大概是侦察兵或是先头部队。二十九军向何应钦报告情况,大概是有意夸大事实。其实那意思是想找机会再打。何应钦却慌忙通知手下人收拾行李,把指挥部撤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去。

后来签订了协定,协定中规定长城以南,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禹河、宝坻、芦台、塘沽以北为非武装区。因当年大清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从山海关到北平沿铁路线日方有驻兵权,这个驻兵有一部分在非武装区内,所以非武装区只是中国军队不准进入,实际上是日军势力控制范围。

塘沽协定签定之后,中国军队都被迫留在平津一线,既已言和,剩下就是撤军问题了。此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哈尔也是前线,现无正规军,那里又是与日军频生摩擦之地,应驻有一支劲旅。

1933年夏,也就是塘沽协定签订两三个月以后,何应钦顺水推舟,将二十九军又调回察哈尔。中央军留在平津一线,商震的晋军调驻保定。8月,宋哲元带兵到察哈尔,冯玉祥带着手枪团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佟麟阁到北平香山兰涧购买了三间农舍,流连山水,读书写字,摄影照相,研究易经,如不抗日誓不出山。现在佟的旧居已经易主,据说由一个卖熟肉的个体户买下,围起高墙,里头盖了三层楼,楼顶养着恶犬,大铁门终日紧闭,俨然一个保密机关。据说里面还有室内游泳池,不过只是据说。佟麟阁的三间后屋新主人还将它修葺待留,总算对得起这位抗战名将。佟将军的欧体功夫甚深,墨宝至今尚有流传。不过这是后话。

察哈尔,是非之地也。它北接蒙古国,南邻山西、河北,东面是东三省,西是绥远省,首府张家口。蒙古国,那时候叫外蒙古,过去属中国版图。1924年,乔巴山宣布独立,当时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一直不承认此事,可是,也无可奈何。1945年日本面临崩溃,苏联准备在中国东北出兵,中央派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出兵东北的事,斯大林接见宋子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才能出兵东北。宋子文当场就被吓出了一头冷汗,只是吱吱唔唔地说做不了主。事情未谈,赶紧从莫斯科返回南京和蒋介石商议,权衡利弊只有默许。

苏联的军事力量日本军部不敢轻视。虽然日本军界政界一直都有北进派、南进派之争。北进派的观点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南进派的观点是速占中国及东南亚,有了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日本才能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不过,不管是南进派还是北进派,满洲国(东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华北是日本战略资源基地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侵占华北的意图是一致的,不过是迟早、手法问题。

华北,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剩热河失守后,察哈尔北起兴安岭南至延庆长约近千公里的边界线与东三省毗邻,张家口等地住有日本侨民,领事机构,军事顾问,明码挂牌儿的特务机关,再加上甘心投靠日本人的汉奸蒙奸,可以说,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二十九军调回察哈尔以后,经过宋哲元等人的苦心经营,兵力发展到6万左右。赵登禹提拔当一三二师师长。这样,二十九军已经有正正规规的4个完整师。装备也大有改进。当时的编制是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香山)、副军长秦德纯,参议长肖振瀛,参谋长张维藩,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真是兵强马壮强盛一时。

日本人不甘坐视二十九军不断壮大,他们不断在各地滋事,甚至闹到首府张家口。宋哲元为了息事宁人,总以“下不为例”解决。然而日本以此为例,不断扩大。国事如此,宋有何方。最末闹到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即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与此相反,中央政权埋怨二十九军与日人繁生摩擦,想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

下面我们不能不把两次张北事件,一次察东事件,向各位简述一下。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其原因系由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日本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根据辛丑条约,日本人在华北有驻兵权,因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等8人,不按中国官方条约规定,骤作旅游内地计划,于10月27日,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路经张北县南门,为赵登禹一三二师卫队阻止,双方争执40分钟,终于放行。张家口日领事桥本以赵部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军官为由,向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30日又与宋哲元军长交涉,宋为息事宁人,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将执行检查的连长免职。

日方仍不罢休,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太郎乘机要求中国军队退到长城以内。宋哲元以此事应与中央政府交涉,遂成悬案。

3个月后,即1935年1月,其纠纷原因,由察哈尔沽源县与伪满洲国丰宁县县界界务冲突引起。史称察东事件或热西事件。

塘沽协定后,日人久欲将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土地,仿照协定办法,划作非武装区。我方以守土有责,不能照办。日方又指长城以北土地属于热河,其驻热河日军遂时与守军发生冲突。

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做出让步条件,通知宋哲元,宋已饬令照办。日军已在长城沿线独石口等地开始轰击。直至1月25日宋军被压逼至长城以南。松井源太郎提出大滩会议要求。结果自然是答应日方一切要求。史称“大滩口约”。

美国报纸曾指出,大滩口约,为中国对日之新割让。1935年5月31日,发生第二次张北事件。此事由于检查日军官护照而引起。日阿巴噶旗(距多伦40公里)日本特务机关官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6月5日车抵张北县北门,守卫兵索取护照,日人强说,1934年10月第一次张北事件以后,宋哲元已允许日本人不要护照,坚欲通过,卫兵出刃拦阻,排长旋将4人引至军法处候讯,并给予酒食招待。一面用电话请示张家口,电话又由张转向北平(宋在北平),宋哲元令姑且放行,下不为例。

张家口日领事桥本、特务机关中佐松开以日本军官受中国卫兵恐吓,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限5日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这次交涉先在张家口,后到北平秦德纯家中举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秦德纯和日方首席代表土肥原贤二。所谓“秦土协定”就是以其二人命名。秦土交涉的结果是割让察东6县,即沽源、康保、张北、宝昌、德化、商都。

1993年中日两国儿童夏令野营训练,也就是在这块当年被日本人强占去的土地上进行。

土肥原与秦德纯在北中国的战场一直是谈判对抗的对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土肥原大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受到审判。秦德纯是出席法庭的主要证人。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诲诬谈往》中曾比较细微地谈到与土肥原谈判的经过。土肥原笑嘻嘻地讲起他的外祖父一家自唐朝就来到日本,他也算1A4中国人。土肥原谈到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学者,他一生奠定的事业与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进而告诉秦德纯谈判的背后就是军队。言下之意,你不同意就动武。

秦德纯与其针锋相对争执了三天,秦当场郁愤吐血。第四天秦德纯突然同意在土肥原提出的条件上签字,连土肥原都感到意外。秦德纯在他的回忆记录中提到这点,含混地讲到请示了上级。是谁?没说。当时“何梅协定”刚刚签订,秦认为这不过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争也无用,只好如此。同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秦德纯的时候,秦力图对自己签订这样蒙辱条约向蒋解释。蒋只是说不用解释了,这事不能怨你。同时对秦大加慰勉。

西北军历来讲究行武关系,而排斥军校毕业的军官,而秦是典型的军校毕业军官。秦德纯先后就读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在西北军中是独一无二的。秦本人思维敏捷,才智出众,兵法兵书倒背如流,是宋哲元的得力军师和帮手。此时,宋哲元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即由秦代理,后在卢沟桥事变之时,秦担任北平市长,凡宋不在之时,皆由秦主持军政。甚至蒋介石两次召见宋哲元,宋都委秦代行。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因病退出战场去南岳衡山养病和去四川绵阳,皆由秦德纯陪同。宋哲元在病危之际念念不忘到前线去看望袍泽弟兄,而也主要想看看秦德纯,如秦德纯这样军校出身而受到宋哲元如北依重,也是因秦为人直而不阿,智而不佞。

话说回来,此时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察北大片领土让给日本人,此后,平津也处危局,何应钦不得不和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北平、天津的党部;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的市长;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制止河北的一切抗日运动等。从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一次最大妥协,而蒋介石对“何梅协定”一说,一直持否定态度,多次饬令“何梅之间,并无协定”。事情是怎么回事?怎么引起的?

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

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

“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在此前后,日方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且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而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东北军,商震晋军,总数不下6万人。

在交涉中,酒井自称代表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中国人当然信以为实。以后资料证明,酒井在6月9日之后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资格。高桥坦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也不代表天津军。因为他们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乘梅津司令官赴长春与林陆相会商公务之际,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进行诈骗。中方一直畏怕关东军入关,其实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权限范围早有明确规定,只限关东,不准越至长城以南。所以说,中国方面的畏惧,并没有想象力造成的那么严重。

如把“何梅协定”说成酒井诈骗案,也许更确切些。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当时日本国内实际上是军人左右政治,军部左右局势,而且军队内部盛行着下先上之风,少壮军人们向往着“为国家做些事情”,向往着到“满洲”做一番事业。往往是军人干出了事,政治家承认既成事实。这里引用日本联合通讯社杜本重治的一段文字,可以借鉴:

“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怀疑孙永勤得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支持,对于学忠怀恨在心,并借此反对将公使馆升格(1935年5月17日日中两国公使级升格大使级。编者注)。认为此时将公使馆升格,是对南京政府的支持。当时,日本陆军中央的少壮军官、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官,互相勾结,紧密配合。

有吉(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编者注)感到华北形势将一触即发,认为立即离日赴任,将首当其冲,便决定延长在日逗留时间。正当此时,果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在5月29日……”

话说回来,不管称《何梅协定》也好,叫“酒井诈骗案”也好,反正何应钦已承诺。中央军、东北五十一军、宪兵团、国民党党部纷纷南下,平津空虚,国人震动。

这时候引出一个人来。谁?石友三。石友三何许人也?凡稍了解军阀混战历史的都知道有个三反冯玉祥、三反蒋介石的反复小人石友三。前两年10万大军被打散了,现在正乘时乱之际谋篡在平东湾平起事自治,已在聚集兵马进行大比武。怎样大比武,说起来您不要笑话,就是挑选出百余名精壮好汉和弄来百余名妓女,都脱得赤条条的,互相对站着,等石友三一声令下,就冲上去,干起那事儿。这叫练练雄风,交流体会。用在战场上,就是把对手当成女界,用阳刚之气镇住阴柔。您说这样的队伍能打仗?不尽然,找到了日本人做后台,有日本人支持,能不无往不胜!石友三带的人数不多,来敲古都北平的大门,史称石友三叛乱。平津形势骤变,倒底怎样发展,令人揪心!


分类:抗战史 书名:血祭卢沟桥 作者:马立国、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