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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第五章 对日二度妥协


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

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

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

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电告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谓其出兵须先有大义名分,照来电所称政治经济各理由,均不足作为统帅部发布命令的根据。

关东军得到此电,耿耿于怀。仍令侦察、轰炸,战斗机两中队,及陆军各部向山海关、古北口、绥中等地集中候命。并寻找理由,要求“现地保侨”。可是在华北的日侨没有受到任何侵害,只好等待时机,或等待制造时机的机会。11月11日后,天津市内500多人手持棍棒枪械到天津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呼喊要求自治,要宋哲元交出政权。显然,这是借着形势兴风作浪,寻找缺口,没有想到宋哲元态度出奇地强硬,宣布一切听从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

宋的命令一宣布,日本人大为高兴,可是游行示威的人一哄而散,再也找不到踪影。那时天津人喜欢热闹,要是有人出钱更巴不得跟着起哄,可是,天津人吃硬不吃软,第一怕的是兵,第二才怕外国人。譬如说,某将军领着一伙马弁进了您的商号,进门就说:“把万国铁桥卖给你了,出钱吧”万国铁桥?那是外国人修的,欠下的建桥钱说不定现在还没还清呢!我能买得起?这事蹊跷,您别见怪,用现在的话说叫“拉赞助”。当兵的走在你对面,不知道为什么。“啪啪”搧了你两个大嘴巴,你只有捂着腮帮子,一边叫着:“我回去叫我哥去,我哥是班长,回来跟你算帐,溜了。那是奉军。你哥何时到过东三省,当过奉军?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可是那外国人,东洋人直眼睛,西洋人就知道打防预针,虽然也横,好糊弄。当兵的是软硬不吃的,惹得起吗?所以怕也是正当的。话说回来,宋哲元一发布“不惜以武力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回家躲两天吧,到哪儿等不到“饭局”,不跟他们瞎惹惹未必就“扛刀”,弄不好人头落地,对不起祖宗。所以这些日本人一时忽悠不起来了。

日本人一向蔑视中国人,这次有点不同。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二十九军不软,现在宋哲元扩军备战发展到10万。真的打起来,关东军虽然有实力,但准备并不充分。日本人没有法,也得愣神琢磨一下。

这大概就是战争契机!

此时——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全大会。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在11月1日被照相的记者孙凤鸣刺杀(未死),以后,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团结,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路诸侯都团结一致要求共御外辱,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政策性演讲,下录具有结论的几句,供读者参考:苟国防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从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以最大之忍耐,在不侵犯主权限度之下,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

“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言牺牲”

第二天,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再录几段对白以飨读者:

蒋介石:“尊意了悉。凡违反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妨害中国行政统一之自治制度,中国均难容忍。近得华北当局及各种团体报告,无人希望自治或独立,决不至发生事故,纵或人心有所动摇,予信地方军人,必能服从予之命令,施以镇压,亦无庸中央用兵。华北自治,乃内政问题,今与贵大使相见,宜谈国交改善之事。”

有吉大使:“华北自治,固属内政,但其对策如至破坏地方治安,则将涉及外交,日本与华有特殊之关系,自不能不关心……须磨君(总领事)自华北回来,知华北政要,希望自治,实基民意。”

张群(当时任湖北省主席,汪精卫遇刺后,准备接任外交部长):“如日本召还土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报告,土肥原曾提共同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向,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

以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会见日本大使时曾许以华北问题可以与中国问题分开,无疑鼓励了日本人在华北放肆活动。此次蒋介石又明确表示华北问题是中国内政,无疑给日方吃了闭门羹,事情棘手起来,而且南京五全代表会委员,反日派占70%以上,都支持蒋的观点,当时,日本当局并没有以武力占领河北的打算,固“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虚瞒手段皆见效,所以,此时也乐于一试,现在恫吓未能奏效,日方又怀疑是否中国得到英国、美国的谅解,同时,又得到苏联的外援,所以忧豫起来。

同时英美各国得到情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计划,准备强行接收平汉线黄河以此,陇海线徐州以东,津浦线徐州以北。华北铁路关系到英国利益。关盐税收关系中国外债担保。英美方面不断向日本质询,日本早与英美交恶,此事会惹起国际纠纷,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话最为有代表性,赫尔这次简短的演说,在他的回忆录曾认为是自己50年外交生涯中最得意之作,不妨写下欣赏:“关于近来华北方面之挣扎,其性质极为反常,其关涉甚重大,吾人所接报告内容虽有分歧,但一种改变华北之企图,显然在着力推动。华北之事,不仅关系中国一国,凡与中国有约之国家——美国,亦在注意此事发展,深望其不至妨及吾人条约上权利与义务。”

声明文字外柔内刚。文中无一字提及日本,而却是美国在日本的“天羽声明”,自1934年4月之后,对日本表示不满的第一次文书,其与英国采取的平行进行方式使东京政府不能漠视。

史学家曾评论说:

“盖三十年代之间,英美联合对日,只须稍露风声,日方却步。……惜乎不常见也”

其实英国政府暗示过中国政府“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自然英国自有他的困难,当时纳粹德国武力的日强,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可见当时英国在华北问题上也只能做到“质询”,而不可能如日本方面估计的那样“支持中国”。

日本人今井武夫(曾任日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助理,官至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在后来评论华北局势时曾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比喻:“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可见华北局势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中国本身。用喜峰口抗战形象塑造起来的二十九军,天津人说:“那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个个都是沧州武师教出来的好武艺,大刀刷刷地,鬼子的人头落得遍地都是。”说得有点玄乎,可人们信服,用现在时兴的话比喻,有了“凝聚力”。天津人不看大报,但也知道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有了这抗战声明就好,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一个杀一个,可日本不过七千万人,杀光了他们,中国还剩下三万万多人哩!

当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不会看得那么简单,不会理解这是游侠争高低,行帮夺地面。大学教授们,是民之代表,国家的精萃,用现在的话讲,是智商最高的一层,况且,中国历来有尊崇儒生的习惯,他们说话,向来是对的。11月19日,也就是土肥原最后通牒的前一天,宋哲元在险境下想起了大学的教授们。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了50多名大学教授座谈。与会者强烈反对自治,要求宋哲元支撑危局。11月23日,20余名大学教授又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否认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的宣言。不妨将其文录下:

“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玻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1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连夜驱车驶回通州。

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

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垄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常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由殷汝耕出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时代?我们下回再说。


分类:抗战史 书名:血祭卢沟桥 作者:马立国、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