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1.4 神枪手


弱女子成长为暴动女将。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人们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关于她的种种传说,至今还在永新广泛地流传着。

正当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

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真右派,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要全部缴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城杀气腾腾。

这时,贺子珍被党组织派到吉安开展工作,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

贺子珍吃了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6月份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土匪武装相勾结,用重金收买他们以武装攻打永新县城。于是,由右派领路,这股土匪突然袭击了永新。他们晚上摸进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全部被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有一百多人被关进监狱。

这位同志还介绍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庄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她的妹妹贺怡和父母亲都逃离了永新,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

贺子珍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心里如同烧了一把火。

永新县一些逃出虎口的共产党员,相继来到吉安。当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反复,算是一块暂时的“绿洲”。她从这些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达到四百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真是万分危急。

党组织很快召集会议商讨对策。贺子珍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大家都说苏联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争来的。我们的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要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

宁冈大陇村,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经常出没的地方。贺子珍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一致表示,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宣言赴南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永新的反革命事变;二是马上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监狱里的同志们。会议还一致通过永新县党部被砸了,就在吉安重新建立一个县党部。还要把各个民众团体都恢复起来,成立一个各个团体的联合驻吉安办事处。

几天以后,永新县党部的牌子,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的牌子先后挂出来了。

欧阳洛等人带着宣言,赴南昌请愿,要求清查永新县的反革命事变。他们到南昌后,正好爆发了南昌起义。他随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南昌起义后,欧阳洛历尽险阻到了武汉,找到党的组织,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

永新县驻吉安办事处在派出请愿人员的同时,又派人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系。他们联络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时袁文才已加入共产党,他和王佐原来带领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永新驻吉安办事处约请他们按指定的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是湖南浏阳人,北伐军离开永新时,他被留了下来,协助这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

大革命年代的贺子珍(塑像)。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永新驻吉安办事处通过那里的党组织,也请他们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子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以便里应外合。细心的贺子珍没写片言只字,而是委托一个可靠的老俵,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

这个老俵果然把口信带到了。

再说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贺怡,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早已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

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清源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家里留下的小弟敏仁和小妹先圆,由舅母收养。

贺敏学被捕后,舅母常常打发小先圆到监狱里给哥哥送饭。这次,接到贺子珍的口信,她就在送饭的竹筒里, 塞上一张小纸条,让先圆送到监狱里。

小先圆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但是,在永新暴动以后,反动派重新控制了永新,他们抓不到贺子珍、贺怡,把一腔怒火发泄到这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身上,残酷地把贺先圆杀害了。

与贺子珍设法传递口信的同时,永新监狱中的同志也在战斗。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贺敏学。他们也想到了武装暴动这条路,也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王新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纸条上,把它塞在一把旧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永新暴动的日期到了。贺子珍惦记着这次暴动的成败,决定回永新参加战斗。她把吉安的工作交代以后,就急匆匆地赶回到永新。

从吉安到永新,要走180多里山路。贺子珍还从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只得走一段,坐一段轿子,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才赶到永新。当她远远地看到永新的城墙上飘扬着一面红旗时,心里一阵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啊,暴动成功了!

这时,她忘掉了身上的疲劳,一阵急跑,奔进城去。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国民革命政府的牌子又挂出来;县委也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的大布告,赫然贴在墙上。贺子珍走近一看,原来是安民告示。铁铺里炉火通红,锤声丁当,人们正在加紧锻造梭镖。

她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庄子里,见到了这次武装暴动的领袖们。大家告诉她,暴动后,他们以狱中党支部作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是党委书记,王新亚是总指挥,袁文才、王佐是副总指挥。

贺子珍到来时,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讨论暴动后的行动。她刚从吉安来,一路上听到南昌暴动以及暴动队伍已撤出南昌,并开往广东的消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志们。

大家分析说,汪精卫已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敌人从江西、湖南调集六个团,准备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经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另外,永新的民团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准备配合国民党的军队,卷土重来。很明显,光凭三县农民武装,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会议决定,再打一仗,然后主动撤离永新。莲花的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对湖南比较熟悉的王新亚,决定带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一部分南乡的农民武装回到家乡去,一部分与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上井冈山。

贺子珍心里很清楚:暴动的队伍所以决定分三路行动,是贺敏学同王新亚两个人商量提出来的。他们考虑,一是分散开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战斗,因此她完全同意这个决定。

这次军事会议还对永新的这一仗作了具体的部署: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永新县的人民和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

贺子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南门,永新南门也叫禾川门。禾川河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流过。贺子珍接受了任务,就赶到南门来。她发现这支赤卫队有几十人,只有三枝枪,其他全是赶造出来的梭镖。贺子珍背着一枝步枪,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在南门上带领赤卫队员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

接着,她又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每个赤卫队员的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使人人职责分明,各得其所。她还把城里的儿童团员也动员起来,对他们说:“保卫永新,人人有责。今天你们的任务是,准备鞭炮和铁桶,越多越好,带到城墙上来。”儿童们都照办了。

贺子珍又想,枪少梭镖多,敌人在城下,我们在城上,怎么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呢? 她想了个好主意,让队员们搬许多大石头到城墙上来,等敌人靠近城墙时,往下砸。

贺子珍手下的赤卫队员,大多数年龄比她大,有的还是她的叔伯辈。大家看着这个年纪才18岁的女指挥员,思想细密,考虑周到,似乎她曾经带兵打过多少仗似的,所以都十分尊敬和信任她的领导。

这次向永新进剿的,是从湖南开来的一个特务营,共三个连。他们头天傍晚在离永新几里路的一座山下扎营,第二天拂晓,留下一个连守营地,其余两个连分两路向永新南门扑来。

三县的农民武装早已按预定计划埋伏好了。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埋伏在敌人的东面,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埋伏在城外禾川河的西面,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安福的自卫军则在敌人出动后,由王新亚带领,绕到山的后面,偷袭敌人的老巢。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还故意在南门的前面,留下一块开阔地带,引诱敌人冲过来。总指挥部的党委书记贺敏学也同贺子珍一起,在南门上严阵以待。

敌人一路上没受到什么阻拦,很快就开到南门下。他们以为农民自卫军都吓跑了,马上下令驾云梯攻城。很快,十几部云梯搭到了城墙上,当官的喝令敌兵往上爬。

这一切,贺子珍和赤卫队员在城墙上看得清清楚楚。队员们纹丝不动,只用紧张的、期待的目光望着贺子珍,等待她发出攻击的命令。贺子珍从来没有指挥过打仗,看着敌人像蚂蚁一样往上爬,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慌。

她努力镇静自己,思考怎样更好地对付敌人。她看看云梯上的敌人还只爬了一半,上半截梯子还是空的,心想,如果等敌人爬满了梯子再动手,不是可以一次消灭更多的敌人吗?她决定再等一等。站在旁边的贺敏学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向她点了点头,表示赞成她的做法。这更增加了贺子珍的信心。她紧握着枪,在城墙后面严密地监视敌人。

敌人乱喊着,继续往上爬。眼看着他们罪恶的爪子快要爬到城楼顶了,贺子珍猛地喊了一声:“打!”赤卫队员们马上跳起来,有的使劲往外掀云梯,有的举起梭镖直刺刚冒出城墙垛的敌人的脑袋。有几架云梯比较短,离城墙还有一段距离,队员们就搬起石头往下砸,只听得城外一片鬼哭狼嚎声。一架架云梯翻倒了。梯上的敌人被抛在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下,许多人当场摔死,不死的也跌成重伤。敌人第一次攻城失败了。

敌人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他们把云梯重新驾起来,一面向城上打枪掩护,一面向上爬。贺子珍看到离她最近的一架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敌人,手里拿着枪,正逼着敌军往梯上爬。她举起枪.对着这家伙的脑袋开了一枪,敌军官应声倒下了。敌军看到他们的一个头目被打死,一阵慌乱,有人连忙从梯子上退了下来。

正在这时,另一个敌军的小头目跑过来,重新逼迫敌兵往上爬。贺子珍愤怒地举枪瞄准,一扣扳机,这个敌人又倒下了。

当赤卫队员第二次把云梯掀倒时,南乡的农民自卫军点起了土炮,朝敌人密集的地方放。儿童团员也点响了空铁桶里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土炮的声威。 一时间,敌人弄不清赤卫队使的是什么武器,阵脚一下子乱了。他们攻城不下,忽然又听到营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猜出是老窝遭到袭击,于是无心再战,赶忙下令分东西两路撤退。

贺子珍一看敌人要溜,立即命令赤卫队员打开城门,冲出城去,踏着敌人丢得满地的死尸,追击敌人。队员们的梭镖全派上了用场,向逃跑的敌人背后猛扎过去.有的队员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

溃逃的敌人在半路上又遇到了埋伏的自卫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共消灭100多名敌人,缴获了一百多枝枪。

战斗结束后,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永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

农民自卫军的胜利消息,很快传到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那里,他暴跳如雷,他马上制定了一个联合会剿永新的计划,迅速拟定湖南四个团,江西两个团,立即开赴永新。

大兵压境,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决定,队伍全部秘密撤出县城,按原计划分三路行动。

当天晚上,王新亚带着队伍开走后,贺敏学走到贺子珍的跟前,递给她用布包着的一百块银元,说:“这是王新亚留给你的。他说,子珍一个女孩子上山,困难一定很多,这些钱请她收下,维持生活吧。”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可是她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悲伤的时候,队伍立即要行动,又赶紧压住心头的悲痛,把眼泪擦干了。

几支农民武装有秩序地、迅速地撤离永新。为了保守机密,不惊动群众,上千人的队伍,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悄悄离开了他们战斗过的县城。永新的共产党员和跟随上井冈山的部分自卫队员,临行前都没来得及回家,既没能同亲人告别,也没有取行李衣物,空着手就走了。

贺子珍只把她从吉安带来的一个小布书包和几本书带在身上,便跟着队伍出发了。她与哥哥贺敏学同其他的永新同志又不同,那些同志是有家不能回,有东西不能拿,而他们是无家可归,也无衣可拿。父母和妹妹在永新事变时逃走后,茶馆被敌人占领,早已成了敌军的营房。

贺子珍默默地走在队伍里,对部队这次紧急行动,想得不多,也没有工夫多想,但是,她并不感到孤单和彷徨。周围一张张坚毅的面孔,使这个年仅18岁的女孩子有了主心骨。

她深深感到自己不是单独一个人行动,而是同一个集体——永新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自卫队员——一起行动的。她十分自信:有别人吃的,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有别人住的,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己是革命集体中的一分子啊!

夜是那样黑,那样静,四周除了“刷刷”的脚步声,再没有一点响动。寂静打开贺子珍思绪的闸门,她不由得想起大革命失败后,当年一起闹革命的同学、伙伴,有的离开了,有的动摇了,有的嫁人了,有的当了官太太。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人各有志,怎能勉强? 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前途无论怎样艰难困苦,都要走下去,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