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北京，五点来钟，天已经大亮了。中南海西花厅四周的松柏上已有鸟雀在啁啾。周恩来这才离开办公室。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平端起两只胳膊，做了两下扩胸的动作。这年是一九六九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还两肩齐平，脊梁挺直，保持着特有的风度。只是长年的劳累已经在损害着他的身体，尤其是近两年，他体重在减轻，身子更瘦削，原来饱满而略显方形的下颏已变得尖削了。此时，他神态已经十分疲惫。他服了安眠药。安眼药的剂量已经加大了。要不然，他睡不着觉。使他忧心的事太多了。尤其是上个月九日贺龙去世的消息，猛地使他的心象铅块似地往下坠。他曾调来贺龙的病历。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这是一颗蒋介石悬赏十万块大洋要买的头颅呵！他曾问过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大夫。卞大夫说，尽管我国医学界对糖尿病还缺乏认识、还没有特别奏效的医疗手段；但是，贺老总是送进三O一医院不到六小时死去的；既然血糖那么高，患者又病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早住院治疗呢？
安眠药起了作用。他睡着了。不一会，就发出了均匀而轻轻的鼻息声。
八点刚过，周恩来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就被值班秘书催醒了。不催醒他，是要受到他严厉批评的。他动作迅速地起了床，穿着毛巾睡衣来到卫生间。这个卫生间，被国务院的部长们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为周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许多急件急电在这儿批阅；当天报纸的国内外重大新闻及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周恩来也在这儿过目……
一份急电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这是公安部转来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昨天，也就是七月十六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乘游艇冲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周恩来立即吩咐秘书，上午十点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
当天报刊的重大新闻：美国在肯尼迪角发射了载人登月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人类将在月球踏上第一个脚印；尼克松总统将于本月下旬从太平洋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将在访问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六国之后，访问罗马尼亚；……秘书在参考资料上刊载的一则合众国际社记者特勒从伦敦发出的报道上，用红铅笔划了好些杠杠。被划上红杠杠的文字说：
从共产党重要前哨传到这里的外交方面的消息昨天说，中苏紧张局势可能很容易瀑发成重大的边境冲突，但是全面战争极少可能发生。据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紧张局势正在向极危险的程度发展。
伦敦外交界的消息说，据了解莫斯科政界和军界之中的一些人士正在悄悄地主张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这些消息说，但是克里姆林宫居于负责的领导地位的人已拒绝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除非莫斯科使用核武器从而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在全世界的声名，否则这种行动将会把苏联拖入一场可能无法自拔的游击战中去。
周恩来盯着这则报道，眼睛又扫了一遍。他记得是上个月澳大利亚的报纸最先透露出这种消息，苏联的不是职位很高的驻外武官在某种外交场合向美国同行转弯抹角地试探：要是苏联对中国的罗布泊使用原子弹的话，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周思来觉得，不能因为西方报纸有这种报道，就完全相信；可是，他是相信在三月份中苏军队在珍宝岛交火的事件发生之后，苏联至少是很想咬中国一口的。尽管当时对于苏联试探美国的态度，还没有更直接的材料；但是，这不是笑话，在外交场合没有一句话是无所谓地谈出来的。
珍宝岛事件以来的中苏关系，确实是压在周恩来总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九六六年以前，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没有导致两国军队交火。我国刚解放时，中苏边境是“有兵无防”。到六十年代初，是“有兵少防”。中苏边境长达一万二干多华里，四千多英里，当时苏军只有十二个师。大师两万，小师一万五，确实没有多少兵可防。到了一九六九年夏天，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至少五十个师。新闻报导说的“陈兵百万，大兵压境”，绝非是形容词。
从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开始，到七月，从东面的乌苏里江、黑龙江到西面的新疆，可以说充满了火药味，每十多天，几乎就会发生一次边界冲突，局势非常紧张。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士在考虑对中国进行轰炸，或是外科手术似的打击。
周恩来看罢报纸，洗漱完，只喝了一碗豆浆，连碟子上松软的馒头也没有动。
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会不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杰斯国务卿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讲话中“呼吁中美恢复会谈”，宣布“美国不是要改变对大陆中共的政策，而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某个时候我们即使单方面的采取措施，我们也将努力……”周恩来很欣赏曾经担任过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的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所发的文章。索尔兹伯里说：“……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象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睹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他将碗里的豆浆喝完后，霍地站了起来，边走边将两条胳膊向后伸，秘书将灰中山装上衣的两条袖管套进他的前臂。他两手轻轻伸着一抖，上衣就贴了身，紧接着他自己两手飞快地系结衣扣。
他想，对昨天在广东抓获两个乘游艇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人，要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不要随随便便挖苦人家，住处、饮食都要安排好。我们的机构在这些年头给造反派搞乱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记起毛主席在几次会上都批评的一件事。
珍宝岛打起来后，苏联人也急，担心上升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就打电话来。那时候，我们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有热线联系了。据说，勃列日涅夫直接找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中央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回答说：“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方话务员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话务员把人家骂了一通。电话断了。事后，中央机要局的负责人批评话务员：“你也没有经过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为了防止这种意外，周恩来决定要对这两个美国人入侵领海的案子一竿子过问到底。
当时，尼克松总统为了努力促进同中国建立联系，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掀起例行的反美浪潮。
几天过去了，中国人一直保持沉默。
七月二十一日，在尼克松即将出国作环球旅行时，美国国务院低调地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广东省公安厅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派了得力干部去调查。查了一个星期，把两个美国人误入领海的案子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也没有发报机，不象是间谍。两人态度很好，承认误入领海，写了字据。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
七月二十四，那两个美国大学生通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双方之间的第一次奥妙而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跟对方说明白，双方也都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