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解决你们同江青的矛盾？
“江青跟你们发脾气，你们要看在我的面子上，能谅解就尽量谅解她。”
这是毛泽东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但是，具体解决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这时像个处理家务事的家长，他也不容易。
我跟江青小矛盾不断，大矛盾只闹过两次。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都是从打扑克闹起来的。
50年代和60年代初，江青没什么事干。毛泽东不许她插手政治，她闲得慌，每天就是打扑克。她在玩的方面也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
毛泽东极少打牌，下棋也不多。偶尔同康一民下盘围棋，也是输的时候多。别人赢了他不恼，别人谦让他就恼。所以，康一民下棋出招儿总是又狠又凶。毛泽东输了，再也无计可施时，便咂咂嘴吁口粗气，好像这辈子总算尝到了输的滋味，不在此生。下来还对我嘀咕：“看来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康一民就赢了他。”
江青则不然。打牌不许别人谦让，这一条同毛择东一样。不一样的是她一定要赢，赢不了就发脾气，大家都跟着倒楣。
她总是跟我打对象。“高处不胜寒”一出错牌就遭白眼，所以玩也玩得提心吊胆。遇上对手弱，比如我手下的几名卫士，他们牌艺不佳，再争也是我们赢，这牌就好打些。若遇上对手强，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这牌就难打了。女护士要是不让着我们，我们必输无疑，女护士当然要让着我们。但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麻烦更大。思想上有了顾虑，牌就容易出错，我一出错牌，江青就翻白眼，这牌玩得真像受刑一般。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是在这里写的。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心里不免犯响咕。越犯响咕越出错牌，越出错牌江青脸色越难看，成了恶性循环。纵然女护士们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办到。
我又出错一张牌，刚想反悔，江青已经将满把牌掷于我面前：“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我心里咯喳一下，脸刷地变白。像听到口令似地，猛然起身立正。糟了！我心里叫苦，怎么被她知道了？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特别是“三查”“三整”中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后，更是害怕运动，恼火搞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从不参加。我曾听她说过许多不满搞运动的话：“有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整天琢磨着搞别人。”“哼，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
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恐惧。
“哼，小鬼息子！”江青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个劲喘粗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又急又慌，说不出话，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江青气不过，走出门又在院子里转，我也跟出去在院子里转。
“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话呀！哑巴了？你说没说我躲风？”江青眼里含了泪花。
“对，对不起，江青同志，”我吃力的解释“我，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说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里的泪花一个劲转，“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诬蔑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哪里想诬蔑首长……”
“不要你嘴硬！我听到的是这一句，我没听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话呢，你说，你都说了我些什么？”
“没有，绝没有……再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
“这是绝没有的事情！”
“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我叫你派车去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
“接了，我去学校接了。是李敏不肯回来的。”
“是你挑拨！你知道我这个后妈不好当，我哪儿疼，你往那儿戳刀子。你们不是帮助我们搞好关系，你们就会唧咕闲话搞挑拨，你还不承认？”
“这一条我绝不承认。”
“你还挑拨我跟主席的关系！”江青尖叫起来，顿着脚，泪水流下来。我泄气地垂下头，手足失措。唉，为了那次吃红烧肉，毛泽东一再追问我，我“供”出江青不叫做，毛泽东发火，再不和江青一道吃饭。也难怪江青发这么大的火。
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是下午四点，毛泽东该起床了。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回头我再跟你作检查吧。”
我匆匆赶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了电铃。我理理衣冠，忧思重重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抽烟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跟江青同志吵起来了。”
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问一旬：“你为什么跟她吵下？”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着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
“噢，躲风？”毛泽东掀起眼皮，显然开始注意了，问：“那么，你有没有说啊？”
“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
毛泽东沉思着点点头：“嗯。”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主席，我挑拨你了吗？”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我退出来，见江青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就小心翼翼走过去：“江青同志，主席请你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江青斜我一眼，意思是说我“恶人先告状”。我垂头无语。到了这步田地，越解释越糟糕。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蹦起来就朝毛泽东卧室赶，江青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仍然斜靠在床上吸烟，望着我慢条斯理说：“光靠我帮忙还不行，看来你得写检查，不写检查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写？”我犯愁地问。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嘛。”
“他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她说……就这么写检查？”我忽然觉得不妥。
毛泽东笑了，指点我说：“叫你学习你不爱学习，连个检查也写不来，以后我看你还学不学习？”
我难为情地跟着毛泽东笑。
“这么写，我教你。”毛泽东伸左手作纸，伸右子食指作笔，比画着说：“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写到开头上，点多个点，就是冒号。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的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文章。话是说了，但是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交待的事一定努力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
“谢谢主席。”我赶紧回自己屋写检查，怕时间久了忘记毛泽东教的话。检查写完，我送给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望着我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这个话没说好，怎么办？”
我茫然地回望毛泽东。毛泽东忽然笑了，风趣地挤挤眼：“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躲”过几天，毛泽东派人来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你带着去医院看看江青，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我，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我接过电话，那护士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我记下来，再一查看毛泽东为我准备的东西，正好符合江青的需要。忙带好东西乘车赶往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坐坐坐。”
我规规矩矩坐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你不要小肚鸡肠。银桥一听说你病了，着急得很，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便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没过多久，我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可是，这件事还是留了条尾巴，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那是1967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我的这份检查。这下子可糟了，说我反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了我，斗了我，家也查抄好几次。幸亏毛泽东视察南方经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才将我解放出来。
现在，我那份检查仍存在天津档案馆，要也要不回来。大概要成为历史文物了。
江青发脾气多了，我们见怪不怪，不再害怕，有时甚至当面争吵不下，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卫士，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贴身贴心，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一员了，闹起矛盾轻易不肯退让。卫士们的例子不说了，还是讲讲我自己。
196O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和江青来到北戴河。住在绿树掩映的平房一号屋。
那天，毛泽东上午1O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4点钟有个会议，3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2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勃勃召唤。我显出有些勉强。天天陪她打牌，实在厌烦了。又不能不扛，就用叹气和懒洋洋的动作表达不满。
我的“消极怠工”很快被江青看出来，她被扫了兴，脸沉下来，用勉强装出来的开玩笑的口气问：“怎么了？银桥。想老婆了？没精打彩的！”
“没什么。”我有气无力应一声，看看腕上的表，已经2点半钟。我叹口气，这牌打的真没意思。
“该你出牌了！”江青已经面露愠色。
我没理睬，淡漠的目光望着手中牌，走神一般，愣怔一会儿才机械地抽一张牌扔出去。
“没动脑子，出错牌了。”江青朝我翻白眼，我故作不见。
“银桥，你是怎么了？”江青的声音显出她是尽了最大努力忍耐，就要忍耐不住了。
“没什么。”我淡淡他说着，又看一眼表：“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有田云玉！”
我抽了抽嘴角，懒得再说话。夏天人就是发懒。主席是叫我也跟着去，但我没解释，只是叹长气。
我的没完没了地叹气，连输两盘。接下来的一盘出没两张牌，输局已定。而我还在没滋没味地叹气。
“不打了！”江青忽然把牌甩到桌子上，嚷起来：“你今天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要陪主席去开会，现在还要陪你打牌，你说我干什么？”
“放肆！你是跟谁说话？”江青指着我喊。
“我不是跟你说话吗？是你跟我发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
“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我没有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身体发抖，说：“你好狂啊，你不就是一个卫上长吗？你给我出去，滚！”
江青当着卫士们和护士的面这样喝斥我，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她喝斥卫士可以，我可是卫士长，三八式干部，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这些卫士平时都是听从我指挥的。这样伤害我，以后我工作还有威信吗？我涨红了脸，也喊起来：“你狂什么？你不就是个秘书吗？”
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你万岁！
“你说谁？呵。你说谁？你再说一边，我看你再说一遍！”江青要朝我冲过来，被护士们拉住劝。卫士们就往外拉我。我甩开卫士，迎着江青喊：“我就说你了，怎么着？我是卫士长，不是陪你打扑克的。”
于是，我们越吵越凶。完全不是1952年吵架时的光景了。那时我是卫士，现在我是卫士长。那次我说了她躲风，理短嘴软，这次是她没理。她说一句我说两句，陈糠烂谷子的旧账全翻出来了，谁也不让谁，互相揭短。吵到后来，她哇哇地哭，我也呜呜地哭，边哭边互相指着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简直像小孩子打架。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朝外拉我。
我也知道事情闹大了，心有些虚，也有些慌，何况毛泽东也该去开会了，我素性趁卫士拉扯的机会，甩下江青就朝毛泽东房间里跑，边跑边哭。
毛泽东已经起床，正在看文件。似乎听到了哭喊声，皱起盾头正朝外张望，我一共闯进门，放声大哭，指着外面说：“主席，江青骂我，跟我吵，吵……她说，她说我就是伺候她，为她服务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皱着眉头说：“你们整天闹什么闹？到底为什么？”
“打扑克，她怪我出错牌，我想着主席要去开会，我就没心打，江青就发脾气，把牌就这么朝我甩……”我正在哭诉，门口一阵乱，江青也哭喊着跑进来了，立刻又同我吵成一团。毛泽东站在我和江青之间，喝令我们不许吵，可是已经吵起来了，谁也不肯先住嘴。毛泽东大概也听出我们吵的全是鸡毛蒜皮陈糠烂谷子，便一只手把我往屋里推，另一只手把江青往屋外推，喊着：“不许吵，都给我闭嘴！我看你们谁再吵？你们蠢么！像什么话？”
出现了片刻的沉静。毛泽东往出推江青：“你年纪大。你就不能少说一句？”江青临出门，我在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一来江青不干了，回身又往屋里冲，边冲边哭喊着骂。毛泽东回身瞪住我：“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说？”
我闭住嘴，可是江青没完没了喊，毛泽东连喝几声没止住，我便忍不住又喊起来。
毛泽东真气坏了，打雷似地吼一声：“住嘴！”屋子里陡地一静，毛泽东立刻接着说：“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我和江青都不敢说了。
“我每天忙成这样，你们还嫌我忙得不够是不是？你们闲得发慌是不是？打个扑克也吵成这样，说出去叫人家听听，毛泽东的秘书和卫士长为了打扑克吵架，还哭，拉也拉不开，你们像话吗？丢人不丢？”毛泽东吮吮下唇，将手那么一划：“到此为止，你们两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都看书去！”
从此，我和江青打对家的玩牌史便结束了。
事后，罗部长和杨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整风会，批评我们税：“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万机，你们不要又给他老人家添乱。要给他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家庭环境。”
这件事对我并没什么压力，就像家里人吵架一样，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解决问题也是家庭内部协调关系的方式。只要干久了，卫士们都会感觉自己是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对待我们也如同对待亲人一样。爱也爱得深切，骂也骂得随便，没有任何隔阂，无需端个架子“注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