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掼?”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账的。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男子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这一部分多是属于贫农。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强硬的。芳田赤卫队队长曾家勋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原有老婆要求离婚，他不肯，对她说:“我家是有进没出的，你要离婚就一驳壳打死你!”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当地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己，他的意思。)这一部分男子多半属于富农。政权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有过四次变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夫多妻，承认原有老婆后有爱人而老婆不反对者无罪；主张有条件的离婚，而其条件并不甚苛，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无消息的，均准离婚；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这个申明传播后，南半县各地发生很多的男女间纷扰，最显著的是龙图与河角圩两乡(属南八区)的青年男女群众，几乎发生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老婆们就群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了一条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县革委会扩大会，对“贞操问题”决议:“已结婚之男女，不准与另一男女发生性交，私奸者严办。”同时对所谓“爱人”问题亦定了一条法律:“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妇未经离婚，不得另找爱人，过去有些错误的应即马上离去，只同一个结为夫妇。”对离婚问题没有变更。这个决议发表后，纠纷停止了，一致对付当时严重的时局，打破了敌人的“进剿”。五月二日占领县城，同时红军第四军占领了反动的北半县，发动会昌、安远、平远的群众。在这种形势之下，五月六日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取消了二月会议的贞操决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规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说什么“私奸者严办”了。此次对“爱人”问题采取了二月会议的意见，对离婚问题与前二次会议无异。但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第三区苏维埃大会却大大变更了对“爱人”问题、离婚问题的决议，他们的口号是“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当然的结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爱人也可以带了。这个案子通过的地区是寻乌全县斗争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区，时候则又在四军到来，会、安、寻、平四县斗争大大发展的时候。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提案人的演说是:“四军的人说了，有条件的离婚包含了封建思想。”这篇演说过后，案子就马上通过了。城区是新起来的，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埃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其实宣传员宣传的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离婚结婚问题也是照着法律讲的，但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1]宁冈调查，是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做的。
[2]蒋，指蒋介石。桂，指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一九二九年初，蒋介石派遣其驻江西的第一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其驻湖南的第四集团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3]陂头会议，又称二七会议，指一九三○年二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在土地问题上，否定了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主张，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
[4]汀州会议，又称南阳会议，指一九三○年六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址先在福建长汀县的南阳（现属上杭县），后移至汀州城。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在土地分配问题上，除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5]县苏，即县苏维埃政府的简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通称苏维埃政府。本卷中的“省苏”、“区苏”、“乡苏”、“市苏”，分别为省、区、乡、市镇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6]陈炯明，见本卷第17页注[2]。
[7]仁丰区，在一九三○年五月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改称篁乡区。
[8]三二五暴动，指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寻乌县委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举行的全县性革命暴动。
[9]茶油，也称木油，指用油茶树果仁榨的油，可供食用。
[10]当地称电池为电油。
[11]明钱，即铜钱。
[12]铜片和本文中的“铜板”、“铜壳子”，都指铜元。
[13]“吃油饼”，这里指明吃暗拿占便宜的行为。
[14]靖卫团，又称靖卫队，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15]“奴古”，客家话，指男奴仆。
[16]赖世璜（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江西石城人。曾任粤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赣军第四师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等职。
[17]堪舆，和本文中的“地理先生”、“看地的”，均指看住宅基地和坟地的迷信职业者，通常称为“风水先生”、“阴阳先生”。
[18]丹青，通常借指绘画。这里指画工。
[19]不（读dùn），方言，指形状短粗、矮胖。
[20]茶子，和本文中的“木梓”，都指油茶树的果实。
[21]出自《庄子·外物》。原文是“得鱼而忘荃。”荃亦作签，捕鱼用的竹器。
[22]同善社，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一种会道门组织，清朝末年发源于四川省永川县，后在反动政府扶持下逐渐蔓延到许多省。
[23]林虎，见本卷第17页注[2]。
[24]许崇智（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广东番禺人。曾任粤军第二军军长、粤军总司令等职。
[25]唐生智，见本卷第48页注[4]。
[26]方本仁（一八八○一九五三），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曾任北洋军阀赣南镇守使、赣粤边防督办和江西军务督办等职。
[27]邓如琢，安徽阜阳人。曾任北洋军阀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等职。
[28]改组派，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别。一九二八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被称为改组派。
[29]“老税户”，指祖辈父辈已经是地主的人家。
[30]“山老鼠”，指住在山区，很少外出，不问世事的地主。
[31]这里指分家后曾超群所有的田亩数。分家前曾家兄弟二人共有谷田二百多石。
[32]蒸尝费用，即祭祀费用。
[33]早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早稻。
[34]番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晚稻。
[35]这个注是毛泽东加的。
[36]“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意思是等米下锅。
[37]刘志陆（一八九○——？），广东人。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粤军第二军军长等职。
[38]油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39]刘士毅（一八八六—一九八二），江西南昌人。曾任国民党军江西独立第七师师长、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
[40]李易标，曾任北洋军阀广惠护军使、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黄任寰，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