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公以处事、诚以待人”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当时有一文回忆还是比较真切的,文说:

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这里因为篇幅不能详述。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我个人对于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遗憾而悔恨莫及的,就是最后一次晚饭,我没有和他共同进餐。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为临时有应酬,所以特嘱同事陈君留伴,据说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饭吃得特别快,莱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楼,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现。如果我和他共同进餐,我想我一定会注意这种情形,而预先予以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布雷先生自还都以后,睡眠的时间比较提早,如无特别事故,晚间11时至12时常可就寝,这是我们费了多少力量的结果。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二三粒,在这个时间,欢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的事件,约20分钟后退出。在这个最后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报》轮值,归时稍晚,他寝室中已经灯光依稀,是已经下帘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上楼,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服药。事后检查,他所服之药计一瓶又一瓶的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几粒,推想他服药时是相当的紧张。如果这时候我上去一下,也许可以发现什么而预为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不过,先生的厌世,是抱有最大决心的。最后一天(12日)下午,芷町先生来谈,达两小时之久,慰劝备至,先生表示嘉纳者再,绝未暴露任何破绽。他服了这样多的药,还恐怕我们发觉得早,要营救他,所以遗书给我们说千万不可救他,救也断断不能回生,徒然增加他的痛苦,他决心结束他的生命。布雷先生书生从政,素讲道义,尚气节,忠于国,忠于党,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公以处事,诚以待人,躬行实践,丝毫不苟,而且没有一点官僚气,只是一个温厚儒雅的长者态度。相处愈久,愈加使人钦佩。尤其感动人的,是他的健康是这样的坏,他的责任心是这样的重,而领袖倚畀他又是这样的切,他居常局处于一角小楼,夜以继日地孜孜为公,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向领袖请假的。记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改组的时候,他特别和我长谈了一次,最感动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这样几句:“你一定要再帮助我两年,我60岁的时候,一定告老了,那时候你才离开我。”我当然欣然允诺。不料先生还没有到60岁,他竟因为精神的出路毫无,而决然弃世。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领袖为之不欢,亲自吊祭者至再至三,而同志好友失声痛哭者,则不知凡几。当他遗书发表以后,识与不识者,为之泣下数行者,又不知几人,其感人之深,实不止我个人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