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北平祭告孙总理北平祭告孙总理


1928年5月中旬,独立第8师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沿京汉线北上,5月底和李品仙、廖磊各军一起克复保定,张作霖率奉军向山海关外撤退,白崇禧与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联袂进入北京。

1928年6月14日,蒋介石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成浚于6月22日来到北平,把行营公署设在东城铁狮子胡同。6月26日,蒋介石偕同总部参谋长李济深,中委吴稚晖、戴季陶、李烈钧、张静江、张群等从南京乘军舰西上,28日到了汉口。30日晚,李宗仁也跟随北上,7月1日到达郑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从新乡到郑州车站迎接,次日,亦随同蒋介石北上。7月3日,蒋介石一行人到了北平。

蒋介石在南京出发之前就把陈布雷请来,带着“文胆”一起北上。陈布雷与蒋介石同在一列专车上,朝夕相处。蒋介石这一次想叫陈布雷写一篇《祭告总理文》。因为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寄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内,各方要人都要祭告孙总理。这一篇祭文非同一般,蒋介石对陈布雷讲:“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当然,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

陈布雷对这个任务倒是乐于完成的,因为他对孙中山是敬仰的,虽然没有直接聆听过教诲,但是从他堂兄陈屺怀口中得知,从宁波赵林士弟兄口中得知,中山先生之伟大人格,确实四海景仰。1916年中山先生也到过宁波,给赵林士兄弟题过字;在宁波四中、也就是陈布雷的母校,作过演讲,可惜当时陈布雷未能亲自见到,很是遗憾。他写了一个文章的开头: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陈炯明)驻军兴宁之日……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没者,凡十五次……

蒋介石看了这开头的一段话,连连称赞说:“不错,如读《陈情表》,令人悲痛。”

陈布雷道:“蒋先生,就是有一点很难写。孙总理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现在我们清共,这,这……”

“中共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誓言,压迫我党,恣意捣乱,所以我们才有清共之举。”蒋介石说:“这是第一点要告先总理在天之灵的,以下你就自己写吧!但是有一点要特别强调,这就是要裁兵,国家养不起这么多兵,现在军事时期过去了,要大大裁兵,削弱诸侯1

陈布雷于是又握笔疾书:

我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

陈布雷写到这里,觉得说服力不强,因为除了听到湖南“痞子运动”过火外,似乎其他捣乱之举还未听到过。他托腮搁笔,沉思许久后,只好继续加上:

然使总理迄今健在,共党当不致逞如是之狡谋,人民庶可免蹂躏之浩劫。是则我总理之中道殂谢,奚止国民革命之不幸。令总理既不可复生,而全国同胞困穷凋敝之余,又何堪再受无谓之牺牲?……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一也……

1928年7月,蒋介石率各集团军总司令在北京西山告祭孙中山灵,前排左起: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这篇祭文写了洋洋2500余字,确实绞尽了陈布雷的脑汁。蒋介石还未到北平,已经去了电报给行营主任何成浚,要何在碧云寺预备行寓,说不能住在城内,还说:“当此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灵榇尚未安葬,万不可筹备欢迎,以忘国难。”何成浚接到电报,立刻派人查勘通往香山碧云寺的道路以及住所,道路稍加修理即可使用,住房稍加整刷,也可居住,“但是离市内太远,办公不便,且安全也有问题。”何成浚想:“还是安排蒋住在中南海,但是在外面要大事宣传,蒋总司令欲住碧云寺。” 7月6日上午8时,蒋介石偕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张群、白崇禧、鹿钟麟等30余人去碧云寺。陈布雷当然随行。在众多的黄呢戎装、长袍马褂中,有两个人显得很特别,一个是陈布雷,一袭布衣;一个是冯玉祥,一套布军装。

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当司仪宣布祭告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向总理三鞠躬”时,蒋介石忽然抚棺大哭,李宗仁、戴季陶也随之大哭,吴稚晖则大声嚎陶,其他人也频频揩泪,陈布雷也不断拭泪。接着是宣读祭文,就是陈布雷的大作了。听的人开始是泣声不断,但是当听到告总理第六点时,泣声没有了,全场肃然。祭文说:本党为解放民众而革命,破坏期间,民众已饱受不可免之牺牲。军事既终,苦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所定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确定兵额,分别裁留……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装同志,务底不成……冯玉祥的脸色立刻反映出来,阎锡山也有不满之色。陈布雷有点担心,可是蒋介石却很得意,也很镇静。

7月8日,蒋介石在北平行营果然召开了善后裁兵会议。蒋介石的理由冠冕堂皇:

“……完成革命最要紧的问题厥惟裁兵,用于筑路、治水、开垦及采矿等方面。”他说:“裁兵之前先成立编遣委员会。”他提出了一套裁兵计划和裁留标准。

冯玉祥先发言说:“总司令提出裁兵,无可非议,但是裁遣对象,首先应该是总司令收编的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20万部队,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况且奉系还占据着东北三省,应待东北问题解决后,再裁遣也未迟。”

阎锡山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焕章说得对,东北三省尚未解决,裁兵应从长计议。”

李宗仁不慌不忙地说:“裁兵禆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兄所言也甚为有理。”

最后,冯玉祥说起笑话来:“喔,总司令老弟,你的兵天天大鱼大肉大米饭吃着,身体有多棒,裁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希望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两块老腌咸菜啃吧,不然,就要把我们饿坏了。”

蒋介石用手指着冯面向阎、李等人哈哈大笑说:“焕章大哥真会说笑话。”

蒋介石回住所后,对陈布雷说:“冯玉祥这个老兵油子,哼,他反对裁兵,他要保持他西北军的实力。布雷先生,诸侯、藩镇历来是祸患呀1

因为这篇《祭告总理文》是陈布雷为蒋介石所撰的比较重要的一篇文告,故特全文附录于后: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谆谆,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几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展谒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宁兴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复得;戎衣雪涕,疚憾何穷。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惟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主义遘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成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常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聪。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擂其概,为我总理陈之:

我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然对于苏俄,犹冀其能尊重宣言,不相凌犯也。不料共党作困兽之反噬,而苏俄则为穷寇齐资粮,藉外交关系之掩护,有参加暴乱之行为。我同志以其显违平等待我之精神,转为革命时期之障碍,于本年一月,继清共之举而绝俄。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覆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然使总理迄今健在,共党当不致逞如是之狡谋,人民庶可免蹂躏之浩劫。是则我总理之中道殂谢,奚止国民革命之不幸。今总理既不可复作,而全国同胞困穷凋敝之余,又何堪再受无谓之牺牲?是唯有阐明主义,以遏止异说之传播;戮力自强,以致邦交于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遗嘱,必贯彻于最短期间。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一也。

忆昔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我总理垂诲谆谆,以纪律废弛,人自为战为万戒;以精神结合,团结一致相诏勉,诚见乎革命之危机,往往伏于内部之涣散。乃自总理逝世以来,同志之间,每因观点之偏差,辄肇意志之分裂;或因互信之动摇,妨及共信之根本,言行趋向,遂有异同。实直言之,不独二百万之武装同志,未能悉明党义,竭诚信仰,尊重中央,即我党员之间,对于主义,亦未能全体一致,有确切不摇之认识。党基未立,胥坐此故。总理之灵,应有遗憾。今军事扫荡,幸将告成,建国伊始,尤需要有统一坚强之党。若非全党同志,精诚结合,悉泯已往之纠纷,共图今后之建树,过则相忘,善则相劝,牺牲个人之自由,确守严明党纪,一致同归于三民主义指导之下而努力,否则,将何以绝反动之觊觎,负救国之大任,仰亦无以对我奋斗毕生之总理。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二也。

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矗因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于北伐战争戡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北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问。凡我同志,誓当拥护总理夙昔之主张,努力于新都精神物质之建设,彻底扫除数千年传统之恶习,以为更新国运之始基,庶几异日遗榇奉安,得藉灵爽监临,而普耀主义之辉于全国。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三也。

革命首先革心,为我总理重要之遗训,而于革命垂成之时,尤宜切实服膺。今革命军事已达告终之时期,人民疾苦亟待切实之解放。凡我同志,若不于此日,检束身心,痛自省惕;则虚荣利禄之诱,地盘权威位之私,个人主义之企图,封建思想之留遗,处处皆有政客包围之危险,时时可中官僚堕落之恶习。稍存疏懈之心,即不免蹈辛亥革命之覆辙,使先烈赤血凝成之丰碑,顷刻碎为齑粉。自唯有遵总理革命之训,懔履霜坚冰之戒,而后过去之成绩,始克保持,循环革命得以防止。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四也。

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依据我总理遗教所诏示,全部事业,异常艰巨。军事告终,仅系破坏时期告一段落,并非国民革命全部之成功。我国人民狃于法、美国诸革命之先例,以为军事胜利,政权移转,即系革命完成,此实不明国民革命之真谛。盖继此以后,关于“心理”、“物质”、“政治”、“社会”之建设,及民生幸福国际平等之薪求,有需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之共同奋斗者,殆十倍于军事时期。譬之征途千里,甫发其轫,既不宜矜功自喜,尤不可中道懈驰。总理有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必至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之日,方为全党同志克尽厥责之时。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我为总理告者,五也。 本党为解放民众而革命,破坏期间,民众已饱受不可免之牺牲。军事既终,若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所定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令北伐完成,久困之民,渴望天日,值兹更始之际,合国防计划与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于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吾国之苦兵祸久矣。唯贯以革命之精神,乃可望彻底之解决。此中正所兢兢自勉,誓以全力督促武装同志,务底于成,敢为我总理告者,六也。

溯自我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为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困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谋。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起数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只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唯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共促彻底觉悟,迅速实践,敢为我总理告者,七也。

至于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理遗著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明显之规定。只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故今日最要之计,宜使一切政治,完全无背于建国大纲,而军政、训政交替时期,尤须遵照建国大纲之规定,克日实施地方自治之基础工作。举凡调查户口、测量土地、办理警卫、修筑道路等等,首宜训练民众,努力实行,辅之以主义宣传,证之以实行之成绩,务使全国人民之思想,悉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全国政治之设施,悉从本党之指导,励行总理以党治国之主张,俾中国能得系统之建设。此又中正所兢兢自勉同志,敢为我总理告者,八也。

中正海隅下士,未赏问学。得闻大义,追随革命,胥出我总理教诲裁成之所赐。窃见总理遗教,崇高博大,论其精意,实古昔圣贤所未发,中外宏哲所未规。语甚平易,实天理人情之结晶,野老村妇所共解,奚止具兴顽振懦之功,实亦为生命建树之本。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能躬亲指导。千钧之责任,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绍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革命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