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西安半月记》后,又生了病,就在杭州休养,偕夫人王允默游览湖山,心境稍稍宽怡,但是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告以人事倾轧之情,心里又不痛快起来。5月20日回到南京,续假休养。6月中旬,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西安半月记》,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事实真相,夫人也很满意。我拟去庐山,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

陈布雷是7月3日上庐山的,他住在牯岭路54号,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

蒋介石住在牯岭路12号,陈布雷首先去觐见。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好好休养,顺便可以为我撰些文章。”蒋介石在藤椅上端坐着,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在6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寇。”说到这里,他凝思着:“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陈布雷过去是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的,这次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林伯渠、秦邦宪等秘密到了南京,准备商议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传说中周恩来那雍容、大方、睿智的政治家风度,颇使陈布雷折服。陈布雷很想一亲周的风采。

参加庐山谈话会的来宾和陪客一共有230人。来宾都以个人的身份出席,不代表党派、团体,大多都是知识界、工商界的名流,如胡适、黄炎培、蒋梦麟、范寿康、经亨颐、张伯苓、张其昀、陈源、杜重远、王芸生、王云五、陆费逵、洪深、潘公展、程沧波、虞洽卿、刘鸿声、范旭东等,真是冠盖云集。他们胸前佩戴着大会发给的特制的图形白底蓝色“五老峰”会徽,分别住在牯岭的美国学校、仙岩客寓和胡金芳旅社,自己拥有别墅的来宾和陪客则下榻私郏

庐山牯岭是一个山上的市镇,谈话会场设在牯岭市街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三面环山,前临山涧,气势雄伟。会场布置成山字形席位,主人坐中央,来客、陪客分坐三面。陪客都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高级官员。

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我国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这对庐山谈话会不能不发生影响。

7月16日,举行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蒋介石同时到达会场,由汪主持会议。陈布雷对汪精卫这个人有很矛盾的看法。他对汪的如簧之舌和生花之笔有点欣赏,可是对其人品总有点反感。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什么“自九一八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办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恩来17日上午举行第二次谈话,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他也承认“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些话都是陈布雷给他出的主意。蒋介石这次发言,颇得名流赞赏,因为他不像过去那样,也不像汪精卫那样,讲得模模糊糊、不死不活了。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剩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

蒋介石也讲到:“……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继又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次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为国内外舆论所重视。

蒋介石讲完话,便回南京去了。陈布雷留在庐山。第二期谈话会是在7月28日开幕的,陈布雷再也呆不住了,带着王允默回到南京。陈布雷对王允默说:“战事将不可避免,你还是回乡下去罢,我可以追随蒋公专心办公。”

8月初,蒋介石叫陈布雷写告官兵书六七件。陈布雷深觉脑力不济,特别是写《告空军将士书》,虽然只有两千余宇,竟花了16个小时才写成。他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蒋介石留置不报。陈布雷再上书,“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介石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我知道。这样吧,我叫周佛海来任副主任,作你的助手。把李惟果也调入侍从室二处。军委会再扩大编制,设秘书厅,张岳军任秘书长,你任副秘书长;把陈芷町也调来,另设第一至第六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事宜。”

接着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八一五日机首次袭京。侍从室二处搬至山西路民房,后来干脆搬至富贵山,陈布雷每日上午到处办公,午餐即在办公处食之,下午4时才回家。

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每星期开两次会,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参加。

8月15日,敌机首次袭南京。侍从室第二处初迁山西路赁民房办公,后以种种不便,迁至富贵山。陈布雷每日上午至处,下午4时回寓。午餐即在办公处食之,不常回寓。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改为国防最高会议,党政各部均参加,每星期开会两次,陈布雷被指定参加。9月,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越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望其遵从三民主义,信守诺言,一致为抗战而努力。陈布雷说:“此一谈话稿于发表之前,送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共阅之”。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于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战胜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统一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尧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世界明达之士,必能深切了解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