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在武汉:最高国防委员会


刚到汉口,陈布雷就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召他到牯岭,起草《告国民书》,3天后回汉口。这时侍从二处移到武昌胭脂坪,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陈的住所,只有两三个助手,包括缮写人员、机要文书,机构也够精干的了。

陶德曼有一天,外交部次长徐谟来报告,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训令,愿以双方传言人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转述日方与驻东京德使谈话接洽之概况,要求见蒋介石。汪精卫一听,高兴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但是参加国防会议的多数人认为陶德曼所提乃如何接洽停战的手续,“而未能看出日方有企求和平之真意”。

陈布雷对汪精卫怯战之色颇为反感,这个善于反复,追求权位,出没政潮,旋进旋退,事急则出国,既平则复来的所谓政治家,在陈布雷心目中已产生了憎恶之感。陈布雷与张群商议,马上以长途电话与蒋介石联系,蒋介石已先得到这一消息,回答说:“陶德曼来一叙也可,由徐次长陪来。”汪精卫更高兴了,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很少在公开场合驳斥大人物的话,这次他却高声说:“此当为蒋公尊重第三国友谊,不能拒绝其好意,未可即视为接受可能。”

不久,陈布雷得悉,日敌所提为四个条件:一、要中国政府放弃抗日及反“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防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要有相当赔款。蒋介石的态度是:“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可决置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引起纠纷。”陈布雷也说:“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当然无考虑余地。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日本政府见蒋介石拒绝了陶德曼的“诱降”,即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并且提出双方召回大使。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与于右任、居正等先生都交换过意见,以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布雷先生,我要发表一个谈话,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

蒋介石的谈话说:“……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亦是以使岳武穆未伸之壮志,终得伸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益当努力图之。”这话已经谈得很明白了,现代的秦桧指谁呢?

蒋介石是1937年12月13日退出南京的,接着日寇就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死亡30万。蒋介石到了汉口,向陈布雷倾吐衷曲:

“我撤离南京后途径长沙,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侦知我将过长沙。日寇南京大屠杀,灭绝人性,玉碎宫倾,激励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这时的心情确实很激动,“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

陈布雷说:“蒋先生,当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你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由中央军官学校住室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日机深夜空袭,将附近一处花房夷为平地。日寇必有奸细引导,暴日欲加害先生,布雷甚为深忧。”

“不妨事,不妨事。”蒋介石说:“自辛亥光复以来,我数度遭到艰危,但都安然度过。抗日大业全赖先总理在天之灵,全体将士浴血奋战。”

陈布雷对抗战以来,全国民众将士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之英雄事迹,深为感动,他满含泪水说:“蒋先生,抗战以来,我将士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坦克,悲壮激烈,可歌可泣。更有谢晋元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忠可嘉,震惊中外,永垂国史。”

蒋介石这时有点气愤地道:“可是也有不顾民族大义者,如韩复榘不战而退,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率兵擅自进占河南。据范绍增副军长密报,刘湘、韩复榘联合反我,此种小人蟊贼,可耻之至!”

“这是真的吗?”陈布雷对范绍增这人印象不佳。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平民“他们之间往来密电都有了,我派何应钦把这密电拿给刘湘看,刘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养病,吓死了。”

陈布雷道:“蒋先生英明,抗战以来劳苦功高……”

蒋介石挥挥手说:“布雷先生,3月底,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拟召开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有一些文件,劳你代为撰写。”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被推为总裁,汪精卫副之。汪精卫很不高兴,在即席演说中,满脸尴尬之情态,陈布雷看在眼里,想在心底,这个政治商人,大概又要玩什么花样了?

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此文件的初稿拟出后,经陈布雷、张群、陶希圣、陈公博、王世杰等研究修改然后提出。代表大会的宣言由汪精卫起草,蒋介石皱皱眉头,说:“语意轻重未尽当。”戴季陶说:“毫无足龋”

代表大会还决议设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不久又筹划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我们的党要有新鲜血液,要培养革命活力,才能完成抗战建国任务。”

陈布雷认为蒋介石这一时期精力特别旺盛,举措也深得民心。他问道:“蒋先生,国民参政,不分各党各派,敢问你对党派问题的看法,是一个政党还是各党各派参政?”

蒋介石在庐山上向全国同胞宣布对日作战蒋介石挥挥手说:“我以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是战后如何奠定民族永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而眈眈旁伺者何止倭夷一国……”

“蒋先生之理想……”陈布雷小心问。

“我以为与其用政治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信仰——三民主义,于一个组织之下。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我考虑中共和其他党派可能以合并为宜,则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降服之嫌猜。”

但是,蒋介石的“合并”之谋,只有青年党表示接受,而中共负责人秦邦宪则坚决拒绝说:“合作可,合并则不可。”

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设干事会与监察会,蒋介石根据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陈布雷被蒋介石指定为常务干事。陈布雷回忆说:“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筹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制度,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稿,凡五易其稿……”

陈布雷请调陈方为侍四组组长,又主张“延揽专门学问更通晓政理者若干人,以备咨询或研究审核专门问题”,蒋介石均一一照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