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陈布雷与蒋介石之君臣关系


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很信任的,对陈布雷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赞赏的,陈布雷完全把这个委座当做主公,深感知遇之恩,所以有些问题上本有矛盾和看法,但也仅仅是看法而已,在日记中为了修改文章问题,只是发点小牢骚而已;蒋介石有时对侍从室工作,对宣传工作有批评和要求,陈布雷也奉若圣旨,不胜惶恐之至;对蒋介石的荣辱也非常关心。

如1944年4月27日日记中:“……四时参加特别小组会议,检讨宣传业务,出席者十四人,张部长报告毕,总裁作结论指示宣传方面之缺点,谓最大之病在精神上受人胁制,不能坚持党与主义之立场,尤以戏剧、电影漫无别择,引为痛心,语极悲痛,六时卅分散会归,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因为宣传方面陈布雷主管,所以他“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8月23日日记中对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表示是攻击领袖:“……阅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所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长约三万余言,任意诋毁,殊堪痛愤,中共近月来竟直接攻击委座,想见其企图之恶毒矣……”,8月26日日记,陈布雷又记:“……读8月2日解放日报范文澜之论文,与陈伯达所作‘评中国之命运’,同为直接攻击委员长之文字,共党态度突变至此,显冀独立一帜,与本党正式抗衡,此必有国际背景,不可谓与苏日问题无关也……”,陈布雷多病痛,蒋氏夫妇均十分关心,9月3日日记中:“……委座来余室中小坐,殷殷询病状,嘱不可误服药而去……”又,9月4日日记:“……委座此次对余病状特表关切,嘱令今日勿工作,且讶余为何不检血液……六时,委座下山赴渝,命余且留山中休息一天,甚体恤周至,真令人感激无似矣……。”1944年3月3日蒋介石又“痛言党内宣传之不充实,无气力,言之甚为忧愤,观其容态,殊悒悒不怡,既而约余外出散步十分钟,在山下新舍小憩,与余所言多沉痛之语,一时后始回官邸午餐餐罢,略坐,殊觉无言可以慰藉之,乃辞别返室……”。陈布雷正在为蒋介石起草《精神总动员纪念广播词》,3月11日将二改稿送蒋介石,“……委座将广播稿修改发下,再为整理,即复缮写,十一时毕,山舍清静,十二时孙哲生院长奉约来山,余陪之小坐,即到官邸谈对苏外交等各事,午餐已二时,餐毕送其下山,委座又将广播稿发下,竟将广文中段完全抽去,而以五年前颁发之纲领嵌入,意在唤起各方注意,然文气夹杂甚矣,小睡未熟,五时许,自诚等将稿抄记,为略阅之,不暇详对也……”,文章改来改去,“文气夹杂甚矣”,陈布雷不免发点小牢骚,但是陈布雷是忠实于蒋介石的,3月21日日记:“……午餐后不复睡,杂阅书报自遣,得沦波书,论新闻检查事,‘新华日报’有‘甲申三百年’文字,意欲煽惑暴动,此等文乃不扣禁,实新检之失职也……”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共产党把其定为警戒文,而陈布雷却把其作为“煽惑暴动,”可见其思想与蒋介石之一体深矣!而陈布雷对蒋于己之关切真是念念不忘,7月29日一天他阅读文件和修改(起草)大量文件后,“……流汗工作至黄昏始止,然余念委座对季陶所言,布雷最劳苦之语,则又自愧无以副其实也……”(7月29日日记)。对蒋介石改文稿,一改再改,陈布雷是最感头痛之事,9月3日日记记:“……九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开幕词稿命再整理补充,又指改易次序,受命而退,……十二时卅分委座始来阅……三时卅分起改开幕词,若拆开再拼凑即与重撰无异,心甚烦闷,最后往请示,奉谕次,仍须补充,其时脑筋涨痛,以车至复兴关,周游而归……九时后修改文字,十一时卅分毕事,十二时就寝。”9月12日日记又记:“……四弟携来张部长治中拟稿之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书面报告之件,……此件重要,觉非先为商核不可,……阅读张部长之报告稿,文长一万六千字,其中包含文件十一件,觉脉络要点尚欠分明,然时间甚紧,只能说明部分为删其较刺目之字面,并于结语中为加入一段,说明军令政令统一之必要,政府对于民主自由之态度及仍不放弃期待之意,既成后,于十一时到行政院谒委座面陈,谈十五分钟而退回寓已十二时矣,”陈布雷下午又处理了许多事,“四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张拟之报告,命加入前文一段,余再四陈述不必加,且实有困难,但委座坚以为非加不可,且中间有商改之处,即往访文白谈五十分钟……”,陈布雷真是头痛极了,“余实疲乱不能运思,拟以此繁杂之件嘱希圣起初稿。”陈布雷只好一推了之,这恐怕是第一次。10月10日为了蒋介石一篇广播稿“……至夜十时,委座电话络绎不断指示追改文稿凡八次……”,11月10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座约往谈,交下文稿,面示修改之点,修改处虽不多,然余此文乃一个中心主意到底,而委座欲于每段加一子题,其难实无以复加……”,陈布雷在日记中不得不叫出“其难实无以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