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1-03章 孙、黄同盟


郑士良领受了组织起义的命令,便和陈少白研究联络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的方法。当时,三合会会员散处四方,不易号召。郑士良、陈少白决定派人去请正在南洋婆罗州谋生的黄福回来。黄福身材高大,手指宛如香蕉,农民出身,在三合会首领中最得人望,而且和郑士良友谊深厚。黄福领受郑士良的命令,潜入内地,联络三合会会员。说也奇怪,黄福一到,各处堂号的“草鞋”都集拢过来。他们约定时日,在惠州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会集,听候郑士良、黄福指挥。

三洲田地势险要,交通方便,便于接济,利于进取,是个战略要地,又是会党啸聚的地方。

郑士良和新安县绿林首领黄庭耀来到三洲田,开了一间粮油小店。店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不久,便集中了壮士600人,洋枪300枝,子弹9000多粒。

孙中山原计划从香港海面潜入内地指挥起义,到那时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他传令郑士良固守三洲田待命。

壮士们在三洲田静候了两三个月,粮食渐缺,不得不分散到附近农民家里,只留下80人守卫大寨。他们担心风声外泄,凡是邻近村民入山寨砍柴的,全都拘留,不许走出。结果,适得其反。邻近村民看见凡入山寨的乡亲都是有进无出,联想到粮油小店的异常现象,逐渐产生疑惧,谣传也跟着四起:“三洲田山寨中有人聚众谋反。”把守山寨的80人谣传成“数万大军”。

两广总督德寿根据各方密报,命令广东师提督何长清抽拨4000多人进驻深圳,又令陆路提督邓万林率领惠州防军进驻淡水、镇隆,企图围困三洲田。

形势危急,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示进退。

孙中山复电说:“筹备未竣,令暂解散,以避敌锋。”

郑士良、黄福又续电孙中山:“如能将弹药送到广东某一地点,明示其处,便能一鼓作气,突出重围,接此弹药,以击敌军。”

清军何长清部的200人部队已经进驻沙湾,逼近三洲田,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革命军迫于形势,决定先发制人,发动起义。

10月6日晚上,三洲田大寨月光如水,岭岗顶上的大旗,随风招展,四处闪烁着月光剑影。600名精壮的三合会会员头包红布,腰缠红带,腰插一面小旗,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显得十分神气。

黄福头包红布,身上挂着大红绣球,威风凛凛地带领战士们,在马兰头祭旗,庄严宣誓。

祭旗完毕,起义军分两路下山:南路由黄福率领敢死队80人袭击沙湾,一阵激战,斩清军40人,活捉30人,缴获洋枪40枝,弹药数箱,清军惊溃;东路由林海山率领攻下新墟。

旗开得胜,士气大振。黄福原想一鼓作气,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志士会攻新安城,直取广州。

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经发动,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电令起义军:“若能突出,可直趋厦门。

到厦门当有接济之法。”

孙中山电令起义军进攻厦门,而不是进攻广州的原因是:他在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商借武器、人员和军费时,儿玉源太郎表示:“倘若你真的一封电报便可唤起革命军的话,那你就让他们在离厦门最近之处发起战争,并向厦门进军,等他们接近厦门时我们便将你送去,并且给你们武器和弹药。”后藤告诉孙中山:“目前借款不好办,重新偿还也太麻烦,日本台湾银行厦门分行金库存有几百万元,革命军进驻厦门以后,可以从那里强取出来,待革命成功以后,只需要做个‘道义上’的偿还,日本政府也不会过于追究。”

其实,这是日本设下的一个陷阱,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孙中山果真占领了厦门,而且果真攻取这个金库,那末,日本出兵占领厦门就有了借口。

孙中山不知道这个阴谋,他别无选择,就电令郑士良东进厦门。

郑士良从香港进入内地,他接替了黄福的指挥职务,率领起义军改道,往厦门方向挺进。

义军避开何长清部主力,向镇隆前进,行军四五里,探知清将邓万林的哨官严宝泰带领100多人前往镇隆,便立即赶到清军必经之地佛子坳埋伏。天渐黄昏,清军果然来到坳顶,郑士良一声令下,义军猛烈开火,打得清兵东逃西窜,击毙清兵数十人,捕杀严宝泰,活捉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占领了镇隆。

义军继续向水湖进发,一路秋毫无犯,所向披靡,各处乡民沿路燃爆竹迎送,具酒食慰问,各地来投义军的多达数千人。

义军到达上杨围,与归国华侨杨发领导的600多名义军会合。

义军从上杨围出发经白芒花,攻克崩冈、黄沙洋,进入三多祝。这时,义军已经增加到2万多人。义军急需弹药。

孙中山接到义军沿海岸东上的电报,想方设法接济义军,竭尽了全部心力。

他致函犬养毅:“吾徒人心虽勇,而兵器弹药尚乞接济之源。久持非计,不得不先作未雨之绸缪。敢乞先生一为尽力,游说政府,为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支那兴亡,在此一举。贵政府如允济弱扶危,则各物可从台湾密送,文当划一切施行之策,可保无虞。如何之处,务乞早示佳音。”

孙中山电令宫崎向菲律宾独立军借用枪枝弹药。

他又多次向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接洽,请他们援助武器弹药。

可惜,孙中山的一切活动,都落空了。

原因是:日本政府更换内阁,新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禁止台湾军火外运,禁止日本军人参加中国起义军,也不准兴中会在台湾活动。

宫崎复电孙中山:“枪械难送。”

粮尽弹绝的义军变得无能为力了。荷枪实弹的清兵对义军层层拦截围攻。郑士良只得连续急电请孙中山援助。

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都成了泡影,他只好忍痛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从台湾经海丰到达义军大本营,传达他的命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义军接到这样的命令,悲愤交集,慷慨激昂。郑士良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决议:“厦门的接济既然不成,不如重回三洲田山寨据守,设法由香港购买弹药,然后向西北会合新安、虎门同志,一举攻陷广州城,作为根据地,发号施令。”

会议决定解散家在附近的战士,只留洋枪手1000多人,分水陆两路返回三洲田。

这1000多人的洋枪部队计划袭击横冈,生擒何长清,但粮尽弹绝,也只好解散,大批地流亡海外。

郑士良、黄福坐舢板逃到香港。

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的史坚如、邓荫南,屡谋响应惠州起义,皆因没有机会未能如愿,迫不得已,决定用炸药炸毁广东巡抚衙门,炸死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打乱敌人的中枢和后方。

10月28日,史坚如预埋的炸药爆炸后,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从床上震落在地,大吃一惊。

史坚如于31日前往码头,途中被捕,11月9日在广州壮烈就义,年仅21岁,他是革命党人因暗杀而成仁的第一人。

郑士良在香港脱去满服,换上西装,散发披肩,神采奕奕,决心继续革命。1901年8月的一天,他应邀到宴琼林酒楼赴宴,痛饮之时,忽然觉得浑身难受,由同伴护送回家,途中丧命。从此,兴中会失去一位重要的活动家,孙中山失去一位亲密战友。

孙中山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远涉重洋为革命继续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横滨、本州和歌山县及檀香山等地,1902年在香港、日本及越南,1903年又往来于越南西贡、暹罗(泰国)、日本和檀香山之间,1904年间再次去美国的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等地,同年底又去欧州的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他历尽千辛万苦,几次在亚、欧、美洲各地,宣传非革命不能救亡的道理,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会党,组织革命团体;并考察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结交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地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友人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为校长,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孙中山规定入学学生须填写盟书,表示革命决心,并亲自主持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军校传授军事知识、枪炮火药制造方法、游击战术及以寡敌众的夜袭法。孙中山离开日本时,委托冯自由等人负责。

孙中山在纽约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人相识;在欧洲同中国留学生史青、朱和中、贺子才等人结交,把留欧学生中的七八十人吸收到他的革命组织中,形成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他向他们指示说:“诸君加入革命矣,仍应努力求学,即返国后,亦可仍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军起,诸君以官吏地位,领导民众,更易奏效。如诸君学业未毕,而国内革命军已起事,遇有必要余当来电,电到盼即返国,为我臂助也。”

1903年夏至1905年夏,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反清革命团体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它们和兴中会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这些革命团体中比较有作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由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冬季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湖北的“日知会”等等。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

7月19日,孙中山来到横滨,他的目的是:“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

几天之后,孙中山便从横滨赶到东京。

几千留日学生荟萃东京,而且不少人是忧国忧民之士,他们革命热情高涨,这里是组织革命力量最理想的地方。

孙中山来到宫崎的住处,寒暄几句之后,便问:“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有没有可以加入我党的志士?”

正在泡茶的宫崎转过头来答道:“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

“啊,那好!我们就去看看他。”

宫崎连忙制止:“连茶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况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茶等着吧,我去叫他过来。”

黄兴住处离宫崎住所不远。宫崎正要出门,孙中山站起来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我同你一起去。”

“黄兴也经常打听你什么时候到东京的消息,说要拜访你。”

孙中山笑着:“我最先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应该我去拜访他。”

宫崎推开黄兴住处的窗子,往里看去,地上摆着一堆拖鞋,里面一群学生围坐成一圈,正在吱吱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黄兴被宫崎叫了出来。黄兴见到宫崎身边的孙中山,脸上顷刻露出惊喜的神色,连忙向孙中山点头致意,又对宫崎轻声说道:“请先到那边去等一等。”

黄兴进屋里让末永节、张继出来。他们3人将孙中山、宫崎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几句,便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

他们坐在一桌酒肴周围,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中国革命豪杰欢聚一堂边饮边谈,畅所欲言。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大家举杯祝贺。

黄兴,号克强,1874年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他是留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佼佼者。他11岁就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1900年,26岁的黄兴参加了自立军起事的密谋。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结识宫崎滔天。次年,他自东京启程回国,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等湖南志士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被举为会长。接着他筹划长沙起义。起义事泄失败后,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离开长沙,乘日本轮船避走日本东京,与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同志会,成了公认的学生领袖。

孙中山在宫崎的带领下,去《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革命志士宋教仁、陈天华会面。孙中山向宋教仁、陈天华提出,“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建议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宋教仁等赞同孙中山的意见。

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其中有李书城、邓家彦、何天炯等都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孙中山、黄兴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于7月30日下午在东京黑龙会会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大事。他们中间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全国内地17省均有代表到会,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

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他屈腿盘坐,微笑颔首向大家致谢。

黄兴首先致词:“孙先生最近从欧美回来,现今天下大势如何?中国革命怎样进行?我们请孙先生发表意见。”

大家屏息静听,全神贯注。

孙中山洋洋洒洒地从天下大势讲到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方法,大概是不外联络人才一事。中国现在不必担忧各国瓜分,但要担忧自己的内讧。如果这一省要起事,那一省亦要起事,大家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各国必然乘机干涉我国。这样,中国必亡无疑了。所以,依我看来,我们应该以互相联络为首要的事。”

孙中山端庄的仪态,革命的激情,伶俐的口才,使听众神往。他阐明了革命的理由和实行的方法,提议将全国各地的组织结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抗清廷的革命,他鼓励大家:“一切破坏之前的建设,破坏之后的建设,件件事情都得有同志去做。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文明的政府。”

大家以连续不断的掌声表示赞同孙中山的倡议。

孙中山豪情满怀地提议:“新的革命组织,就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怎样?”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黄兴深思熟虑,慢慢说道:“我们现在侨居他国行动还须隐蔽,‘革命’二字一出,同志活动更是不便,从有利革命出发,建议把‘革命’二字删去。”

孙中山向黄兴点头微笑,表示欣赏他的观点,接受他的意见。

有人说道:“既然我们以驱除清廷自任,当与对象立名。

我看称为‘对满同盟会’才好。”

有些人赞同这个意见。

孙中山站起来说:“不,不应该这样立名。满清政府腐败,我们才起来革命。但我们革命的宗旨,不是专在排满,而是废除君主专制,创建共和。”

经过一番争论,“中国同盟会”的名称确定下来。

孙中山提出:“中国同盟会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经过一番争论,孙中山的提议被通过。

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提议:“请入会诸君自愿签名。”

会场变得寂静。

刚从湖南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来,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到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说罢,写上“曹亚伯”3个大字。

程家柽跟着前来:“我亦凭我良心签名。”大家拥到桌边按次签名。

签署了盟书,孙中山领着大家同举右手向天宣誓。

会员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00余人。黄兴首先倡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这个倡议,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众人举手赞成。

孙中山根据章程规定,当场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居协理地位,总理缺席,有全权主持会务。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副领袖地位,也正式确定了下来。从此,人们把孙中山、黄兴两人并称为“孙黄”。

同盟会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5个支部,分辖各省及蒙、藏、新疆等区分会;海外应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

同盟会成立之后,留日学生相继加盟的400多人;至1906年末,仅东京一地加盟的已达800多人。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展到1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