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12 月18 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
12 月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以“恢复和平”为口号，开始了卖国投敌的活动。
汪精卫的出逃，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戴笠受蒋密令，对交通部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一些被认为与汪精卫出逃有关的人，暗中进行审查控制，命令军统云南站长李家祯、西南运输处监察组长张炎元调动庞大的特务组织，对认为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严密监视。
1939 年1 月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
具体行动时间则要听蒋的最后通知。
戴笠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布置行动方面虽有丰富的经验，但对完成这次任务也感到毫无把握，因为执行中难度很大。
首先，这是一次国际行动。如何越境组织暗杀，这在军统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加之语言不通、地形不熟、风俗不同，这就使得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形迹很难隐蔽。戴笠深知：暗杀是一项十分精细严密的行动，只要在某一细节上稍一疏忽，就有可能招致全盘工作的失败。军统虽有不少国际情报人员，但是却没有1 个国际行动人员。况且过去在国内组织的暗杀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特务都是在当地活动多年的“老地方”，地形熟、关系熟、人员熟，可谓得心应手。而这次越境行动根本无此条件。
其次，汪精卫是一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这一次出逃更是汪与日本政府长期策划的结果，为世界政治舆论所瞩目。汪的一举一动必受法、日当局的密切注视，这就给行动的隐蔽性带来了难度。汪精卫虽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在一生中却与暗杀有不解之缘，既暗杀过别人，又被别人暗杀过，是从炸弹枪弹中翻滚过来的人，况且汪与蒋长期共事，蒋靠暗杀铲除政敌的手腕，汪可谓比谁都清楚。以汪之机警，岂有不防蒋这次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会施出暗杀这一杀手锏的道理。
另外，这次行动准备的时间仓促，难以周密筹划。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而准备工作的难度又远非国内组织的行动可比，这就使戴笠深感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难以逆料。但是，戴笠深知这次行动非同小可，必须全力以赴，拚死一搏。他从蒋处回到军统局后，当即请人从军令部二厅找来郑介民，研究拟订此次行动的计划与具体方案。
首先是行动组的人选问题，戴笠提出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此人不但对行动工作颇有研究，办事精明干练，爱动脑筋，且能讲法语，这在作为法国殖民地的河内，是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此人可以作为这次派往河内的较佳人选。唯余乐醒缺乏组织指挥重大行动的实际经验，难负挂帅重任，必须另有一员大将前往主持。经戴笠和郑介民反复考虑，决定调天津站长陈恭澎任河内行动组组长。此人参与策划和指挥过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人的重大行动，胆大心细，经验丰富，可当此重任。同时被选定参加行动组的成员分别有：戴笠的随身警卫王鲁翘、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军统局特务总队的行动员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唐英杰从小练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之功，被戴笠视为江湖异人；王鲁翘是杭州特训班学生，多年跟随戴笠，百步之内，枪法百发百中，曾参加追杀王亚樵的行动。其余行动人员，也都各有专长，是军统的老牌行动人员。行动组人选确定后，戴笠一面发电给陈恭澍，令他火速赴港待命；一面对其余人员分别接见，进行精神训示，勉励他们竭力为领袖尽忠效命。然后分批分期从多路潜往河内集中，以避人耳目。
本来蒋介石考虑由郑介民亲赴河内指挥，但戴笠考虑再三，认为此次行动关系实在重大，而郑介民多年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令部二厅，对军统局的许多情况日见生疏，由他出马指挥，许多方面还要先熟悉情况，不免贻误时机。于是，戴笠向蒋介石请缨，决定亲自出马，担任这次越境刺汪行动的总指挥。
戴笠反复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将刺汪行动的指挥中心设在哪里比较合适？当时，可供选择的地点有3 个：河内、昆明和香港。
经过选择比较，戴笠决定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一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鱼龙混杂，便于隐蔽。二是人员进出方便，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便于调遣人员。三是香港距河内不远，乘坐海轮1 个昼夜即可到达，空中班机可直飞重庆，便于戴笠来回走动。四是军统局在香港经营多年，特工力量亦很雄厚，其他设施也很齐全，便于调用。五是汪精卫手下有不少爪牙正潜伏在港，随时准备待机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亦可以同时对这些汪的同党加强监视，必要时给予惩戒，以儆效尤。
一切准备就绪后，戴笠于1939 年1 月中旬，带着甲室的毛万里、王绍谦、季若恂等人直飞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6 号设立联络站，安排甲室秘书毛万里在此办公和住宿，负责联络工作。戴笠本来在香港购置有一幢洋房，但为了隐蔽形踪，却另外在香港、九龙分别租赁公寓，轮流居住。为了保密，戴笠一般只于夜间接见调遣陈恭澍等有关人员，并在联络站设立两座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重庆保持联系，电报则由甲室工作人员王绍谦、季若恂亲译，交戴笠亲自处理。
戴笠实施刺汪计划的第三步方案是准备亲自到河内进行一番布置，为河内行动组接上各方面的关系，并对集中待命的行动组人员进行分工，明确任务和责任。军统在河内原先派有一个特务，叫方炳西，此人曾任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谍报处科长等职，现以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的身份进行工作。在这之前，戴笠已有电报到方炳西，令他设法租赁了1 幢独立的2 层楼房，作为行动组的密点，购置了一辆旧的福特牌小车，解决了行动组的吃、住、行等问题。另外，戴笠已在河内预先派遣了一名姓徐的直属通讯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与法国籍的河内警察总监尤为熟悉，在当地的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被尊称为徐先生。戴笠过去交给徐先生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
戴笠以何永年的化名领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赴河内。到达行动组居住的密点后，当即召见陈恭澍、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指示他们按预先计划外出熟悉河内的市容和地形，然后单身一人拜会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说明此行来意，并以封官许愿作条件，要求许念曾对此次行动鼎力相助，得到许的承诺（许念曾后来经戴笠援手推荐为驻埃及公使）。于是，河内总领事馆成为刺汪行动的前线指挥所和联络点，馆内设立了电台，作为河内与香港之间联络专线。行动组人员也在领事馆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戴笠拜访许念曾之后，又秘密会见了徐先生，交代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多年与河内高层人员建立的关系，侦查掌握汪精卫在河内的行踪，及时向行动组提供。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地当局表面上的态度是不给汪精卫一行活动的方便，实际上暗中对刺客之类严加警戒。因此，徐先生与河内警方建立的关系对协助行动组的活动极为重要。
戴笠在河内活动了两天时间，将各方面的关系疏通联络之后，一一交给陈恭澍。离开河内之前，他又召集行动组全体人员，交代布置任务。戴笠对行动组的分工是：余乐醒负责“软性行动”，主要研究和实施用毒气、毒药、定时炸弹、爆破等特种技术对汪进行制裁；陈恭澍负责“硬性行动”，研究和实施对汪进行狙击。陈恭澍任河内行动组组长。戴笠要求行动组全体人员必须按预定计划积极开始布置，精心准备，周密策划。关于武器，近期当陆续送到。至于具体制裁时间，必须听香港指挥中心的最后指令。戴笠最后用警告的语气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一切安排完毕，已是到达河内的第三天凌晨，当即由方炳西用车把戴送到河内机场，悄悄地回到香港。
从河内归来，戴笠的第四步计划是解决武器问题。当时，法国殖民当局为防止恐怖暗杀和骚乱暴动活动，对治安抓得很紧，尤其对枪支弹药控制极严。从外面带进去很不容易，用高价从“地下”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更难以买到性能好、杀伤性大的优良枪支。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下手。但是，戴笠对这个问题早有预案。抗战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口全部被日军封锁，只剩下1 条滇越铁路经河内到达海防港口，成为重庆政府进口国际物资的生命线。为此重庆政府派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陈修和通过法国驻华使馆武官与法国军火商龙东的关系，与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达成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的秘密协议。为确保这条国际通道的运输效率，军委会专门成立了西南运输处，并分别在海防、香港设立分处。西南运输处的监察组长张炎元就是戴笠手下的大特务，张炎元同时在海防分处派有监察员，通过力争，又将香港分处监运科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科长由香港区长王新衡担任。
为此，戴笠回到香港后，立即与张炎元取得联系，由王新衡以西运处香港分处监运科长的身份派人运送一批手枪到越南海防港口，交西运处海防分处的军统监察员，再由河内刺汪行动组派人秘密到海防领取，偷运进河内。
为确保完成刺汪任务，戴笠指令军统美国站特务从美国购买了两枝崭新的左轮手枪。这种武器的特点是射程远，杀伤力大，很适合狙击行动使用。
枪购到后，戴笠经多方打听联系，最后决定请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联络官曹师昂携同法国妻子专程将武器送到河内。曹师昂虽是湖南人，但因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业学校，曾任法国空军第35 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回国后，出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开始后任法国志愿军大队联络官，在法方有很多熟人朋友。故曹师昂把两枝枪藏在行李中，经朋友向河内法国警方打招呼，未经任何检查，就顺利地把武器带入河内，按预定地点交给行动组。至此，武器问题亦顺利解决。
戴笠实施的第五步计划是对汪派滞留在港人员进行监视、分化和打击。
在汪精卫蛰居河内的时候，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前沿地带。先后到港的有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后与汪持不合作态度）、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佛海、艺文社主任陶希圣、中央立法委员林柏生、江宁县长梅思平、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痒等人。汪精卫的老婆、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在香港与河内之间来回奔走联络，传递情报和消息。高宗武、梅思平则在港与日方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
陈璧君来港，住在九龙塘汉口道26 号3 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则合住九龙塘约道5 号。一众人自知已成为戴笠手下特务注意的对象，因而个个藏头露尾，深居简出，行踪诡秘。
为此，戴笠与当时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706 号房间的杜月笙约谈，请他联系物色人选，对汪派人员进行分化、拉拢、瓦解；并指令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调动香港区的全部力量，对汪派在港人员严密进行监视，掌握他们的住址、行踪的动向，以判断汪精卫居留河内的时间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配合刺汪行动组的行动。
早在戴笠到港初期，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部署河内刺汪的行动，一方面对汪派在港人员进行打击。戴笠选择首先打击的对象是林柏生。
这是因为汪精卫的《艳电》以及许多和平理论都是在以林柏生为社长的《南华日报》及以林柏生为主任的蔚蓝书店发表、宣传的。为打击汪精卫集团的气焰，抑制其投降活动，戴笠决定先拿对和平投敌活动极为活跃的林柏生开刀。当时，《南华日报》设在香港荷李活道49 号，蔚蓝书店设在皇后大道华人行7 楼6 号A 。戴笠先令香港区情报员、香港《珠江日报》编辑刘大炎利用记者身份从这两处找林接触，另派香港区书记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在一侧跟踪侦查林的日常出入途径，伺机行动。在动手之前，戴笠先派人传话给林柏生，约其在香港思豪饭店会谈，其实是借此送一个警告的信号。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于是，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于1939 年1 月13 日晚上进行伏击，结果错杀了一个和林柏生长得很像的陌生人。这一晚，林柏生因留在《南华日报》馆，通宵未归而侥幸躲了过去。1 月17 日中午，陈璧君在九龙塘汪宅邀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吃饭。下午3 时，林柏生被香港警察厅政治部约去谈1 月13 日晚的暗杀事件，要林柏生当心。谈话完毕，林柏生因与梅思平、陈春圃等人相约在告罗士打饮茶，于是步行前往。
当林柏生行经香港历山大厦门前时，刘方雄再次指挥两名行动特务从背后跃出，用袖藏的铁棍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击1 棍，林当场昏死过去，两名特务1 名当场被人擒获，1 名乘隙逃走。林柏生由警方秘密送往玛丽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
经此一击，汪派在港人员锐气大减，一个个蛰居潜伏起来，只于夜暗中进行一些活动。汪精卫在河内闻知林柏生被击，更是小心谨慎，步步提防，先是躲进河内西北约80 公里的一处名叫“丹岛”的避暑地。1 月28 日，陈恭澍率行动组人员跟踪找到“丹岛”山中，汪精卫当机立断，住进了河内市哥伦比亚路高朗街27 号朱培德夫人的别墅里。不久，这处地方亦被陈恭澍按徐先生递送的情报找到，于是河内刺汪行动组开始了一系列的周密计划和准备工作。
3 月中旬，戴笠从各方面得到情报，汪精卫将在近期内有离开河内的迹象，于是，经请示蒋介石批准，于3 月19 日电令陈恭澍：“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行动组本拟在3 月22 日夜间开始实施硬性行动。但是在3 月20 日，因汪精卫一行要在当日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故行动组改变计划，准备在途中进行狙击。结果在河内郊区红河达莫桥头被汪精卫等人发现行动组的企图，而陈恭澍却于此时有一个瞬间的犹豫，使汪精卫一行得脱，临时取消旋游计划，回到高朗街27 号住宅。
陈恭澍见行动组的企图被汪精卫发现，决定将行动计划提前到3 月20日夜间实施。本来高朗街27 号朱宅是1 幢3 层楼房。3 楼正面两间房间，1 间较大，1 间较小。较大的1 间，里面有床铺设备，汪白天大多在此起居会客，而夜间则睡在隔壁的那间较小的卧室内。这也是汪的机警狡诈处。结果行动组通过长期观察，推断较大的房间是汪的卧室，作为行动的第一目标。
当晚6 名行动人员全体出动，按预拟行动方案翻墙入楼，用利斧砸开房门，举枪狂扫屋内。结果，住在房内的秘书曾仲鸣被打死，而汪精卫却再次逃生。
陈恭澍等人满心欢喜地逃回密点以后，却打听到20 日晚的行动误中副手，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陈一面急电戴笠报告结果，一面即派王鲁翘火速赶往香港，当面汇报经过，其余人则暂留河内听候戴笠对下一阶段行动的指示。
戴笠在香港高街6 号听完了王鲁翘的汇报，许久不作一声。此次行动，戴笠可以说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也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投入了全部精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进行遥控指挥，甚至连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使戴笠极度伤心。而此次行动失败，其政治上的后患将难以预料。但到这一步，大势已去，行动组再留在河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于是，戴笠在表扬了王鲁翘等人的忠勇行动之后，立即下令解散河内刺汪行动组，召陈恭澍、唐英杰回香港，调余乐醒等人径回重庆，除陈邦国、余鉴声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外，其余人员被分别派往他处。所有人员接电后立即撤离河内，不得停留。一切善后事宜交方炳西办理，香港指挥中心也随之撤销。
多年以后，戴笠在总结河内行动的教训时仍然心有不甘地说：“民国28年3 月20 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