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2.2 读《天演论》、《新民说》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①,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澄衷学堂的杨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过胡适班上的国文教员。②他曾经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确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③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④。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⑤。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但梁氏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⑥,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⑦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我们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了《新民说》,看这十几篇文字,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适认为: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⑧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⑨今天看来自然有不科学之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

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⑩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当胡适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成立,《民报》也已刊行,正大声疾呼宣传排满的革命思想。与梁氏所编《新民丛报》宣传的改良主义,正是两军对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显然是倾倒在梁启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张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胡适后来一直崇拜梁启超。梁氏逝世时,他正去北平,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的校董会,听说梁氏去世,便赶去参加梁的大殓,洒了几滴感恩和伤悼的眼泪。

① 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马克思称他是“科学界一位权威”(《法兰西内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和“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词。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等书。

《天演论》,原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前两篇,严复译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今译本书名改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② 时隔29年之后,胡适仍记得这位先生,1934年2月3日日记中有云:“四点到杨亮功家,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带他的小儿子杨彦歧来,要他拜我为师。千里先生是我师,他的儿子即是我的师弟,我如何敢当?”可见胡适是非常尊师重道的,即使当了大学校长、院长、名教授,仍然不忘乃师,并执师礼甚恭,诚为难能可贵(见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1册)。(三版注)

③ 《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9页。

④ 同上第50页。

⑤ 参看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的第一部分(载《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和《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载《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出版)。

⑥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自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居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情况,曾自评其文字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见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2页)

⑦ 梁启超在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间,曾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所撰文章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多刊于《新民丛报》,后收入日本人下河边半五郎所编辑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学说”内,日本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昭和三十七年(1904年)印行。

⑧ 同注③第52页。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吾欲划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第10页)

⑩ 同注③第54页。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曾记述此事:

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1月19日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1月20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台北启明书局1960年版,第73页;又见台北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23册,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