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5.5 造一个中国的“娜拉”


对于戏剧,胡适也热心改良。他少年时代,爱看徽戏,还和儿时的朋友,在田里扮演“三国”、“水浒”之类的旧戏。但到五四时代,他和文学革命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中国旧戏也很反感了。

1918年10月,胡适轮着编辑的《新青年》第5卷4号出版,提出戏剧改良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计有: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附录一)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附录二)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这一期的《新青年》便俨然成了“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中国旧戏的“团圆迷信”,提倡“悲剧观念”,前面已经说过。对旧戏的形式方面,胡适也有激烈的批评;他特别反对旧戏的“连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说:

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长生殿》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筋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①胡适的批评,确有中旧戏肯綮的地方。他认为,要改良中国的戏剧,应该虚心去研究西洋的戏剧,学习西洋的戏剧,“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只有“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②

胡适对西洋的文学,西洋的戏剧,确曾做过一番研究,觉得它们足够做我们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模范。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说到:

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③

果然,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学家,戏剧大师易卜生,出了个“易卜生专号”。那阵势是颇为雄壮的: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三个剧本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④这样勇壮的阵势,也是对中国旧戏的一次严重攻击。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罗斯马庄》(《社会栋梁》)、《雁》(《野鸭》)、《博克曼》、《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群鬼》等等;并且给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着重宣传了所谓“易卜生主义”,即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后来,胡适把它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

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⑤

胡适如此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对于当时反对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势力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和冲击力量的;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则又有非常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易卜生的戏剧,有许多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创作方面,有些剧作家,不仅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搬过来,甚至连戏剧冲突的组合,故事叙说的形式等等,也都一起摹仿了。胡适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仿效易卜生的最早和最突出的例子。

《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一天,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找胡适,说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请胡适编一个英文剧本。他一天之内便写成了这个独幕剧。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⑥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剧本明显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思想和手法。剧中女主角田亚梅,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娜拉。她与陈先生曾经同在东洋留学,是多年的朋友,正热烈地自由恋爱。田女士的母亲也见过陈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但她还不放心,便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八字,菩萨和瞎子都说这门亲事对不得。田女士的父亲,倒也不相信泥菩萨与瞎算命,对陈先生也很喜欢,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信族谱,说二千五百年前田陈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冲破这些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阻挠,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离开家庭,坐陈先生的汽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