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10. 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遭遇


胡适说,他“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他所撰写的“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应可证明,他的这句话确是一句实话,也是他在思想感情上与亲日派不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3年5月23日,正当蒋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乞和的时候,离北平60余里的怀柔县附近,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五十九军的一千多名将士,与日寇展开了一场壮烈的血战。

战斗从早晨四时开始。中国健儿们冒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赶筑阵地,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坚守到了下午,因为停战协定已签订,上级便命令他们撤退。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又听到那丧权辱国的停战消息,更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抗敌机会,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7时才撤下阵地。在这次战役中,有203位将士壮烈殉国。

后来,国民政府将这些抗日战死将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树碑纪念。傅作义将军特意请胡适为公墓撰写碑文。胡氏欣然允诺,并为抗敌将士“最壮烈的血战”所感动,以极端敬仰的深情,写了一篇白话碑文,由钱玄同书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碑文中愤怒谴责《塘沽协定》是一个耻辱的“城下之盟”,是“国耻”,热烈歌颂抗敌将士的壮烈血战和英勇殉国的精神,说“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最后的铭文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203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①

碑铭所表达的,正是我中华子孙的民族大义和对殉国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阴谋吞并华北五省。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军的压力,6月初,由亲日派大将何应钦出马,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签订卖国的《何梅协定》,断送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又取缔反日运动,“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掩藏”,连大青山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也在“取缔”之列。胆小的何应钦“打了几个电报给傅宜生(按:傅作义字宜生),叫他消灭一切‘抗日’的标帜,尤其是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傅不得已,把塔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抗日’二字挖改成了‘长城’二字”,碑文也蒙上了一层沙石,另刻上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全国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都设法迁毁了,只剩林森题写的“河山壮气”一个匾。7月5日,胡适曾随同傅作义将军同去绥远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胡适原来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这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竟被国民党政府自己先“埋葬”了!胡适站在这203个国殇的墓前,真是不胜感慨,悲愤交集,援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词云: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②

胡适虽然长期唱低调,不主张:“提起铁匠铺的大刀”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因而不主张对日作战;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汉奸,却也饱含着不满与悲愤。他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还保存着中华民族子孙的民族气节。

他对中国外交方针的见解,便明显与亲日派的汪精卫有别。胡适是英美派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还是很鲜明的。他曾在《独立》论外交政策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我们若因为怕疯狗,就连朋友都不敢结交了,那就不够资格做朋友了。③

胡适在外交上主张“多交朋友,谨防疯狗”,即是与苏、美、英交朋友,共同对付日本这条疯狗。汪精卫却不赞成胡适的主张。他在给胡的信中说,即使苏、美、英幸而战胜日本,但“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④汪氏散布这种悲观论调,是为他的亲日降日方针张目的,在当时的一些亲日派里颇有市场。胡适不能同意这种悲观估计,认为对国际要有“一点信心”。他指出:“我们若先疑虑乙、丙、丁(按,指苏、美、英)来瓜分或共管,那么,除了投到甲国(按,指日本)的怀抱去做朝鲜,还有何路可走呢?”胡适的调子明显比汪精卫要乐观一些,他自己说:“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⑤他的所谓“高调”即是反对亲日派的投降外交,但也并非主战,而是寄希望于国际,主要是美、英、苏的援助。胡适后来也一再强调国际路线不可抛弃,要充实欧美方面的外交人才,并说:“我们必须抓住苏、美、英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⑥从以后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实际发展情形来看,胡适所论外交方针的这一点,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远见卓识。

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的《华北防共协定》。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毕竟是曾经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便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其中说: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⑦他对汉奸国贼的斥骂,对卖国行径的谴责,都是正气凛然啊!胡适又亲自去拜望过宋哲元,为宋陈说“不丧失主权”和“服从中央”两大原则。⑧自然,他所竭力维护的“国家统一”,“服从中央”,都是指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却也只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望勉强统一中国,统一全民族,来共同抗战,这不是中国当日的现实吗?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和平解决,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使全国进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① 碑文全称为“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有拓片,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之《尝试后集》中,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

② 同见上书。该诗有跋,云:“公墓碑刻成建立后,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于是傅作义将军在碑上加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大字。”《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2册,1935年7月5日(误记为6月5日)有详尽的记载。该诗文字稍有不同,第二句为“埋藏隐晦不须悲”,第三句为“山灵将待我来日”,一、四句同。(三版补注)

③ 《世界新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针》,载《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0日出版。

④ 汪精卫1933年11月2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20~221页。

⑤ 胡适1933年12月20日致汪精卫信(稿),同上书第225~228页。

⑥ 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上书第322页。

⑦ 《敬告宋哲元先生》,载《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出版。

⑧ 参看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注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