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6.以退为进--蒋介石首次下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0人联合讨蒋,号召全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合贼”。此一时期,汪精卫仍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

到了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集团及各方军阀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处于“孤岛”之势,面临重重困难。同时,蒋介石拉拢冯玉祥成功,蒋、冯一联手,军事局势顿时变得对蒋介石极为有利,而冯玉祥也借此机会致电汪精卫,要他与蒋介石“通力合作”,“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使汪精卫“夹击南京”的战略意图付诸流水,局面更趋紧张。此外,湘鄂一带工农运动中也确有“过左”倾向,直接危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湖地区投机北伐革命的一些反动军官频频发动事变。在种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压力之下,汪精卫终于撕下“左”的面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7.15”反革命事件。

但是,汪精卫虽然也开始反共了,却仍然视蒋介石为仇敌,欲与蒋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蒋介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苦心孤诣建立了南京政权后,立即处于内外夹击之中,穷于应付,处境艰难。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不肯听命于蒋介石,致使蒋、桂矛盾日甚一日,一方面是武汉方面正厉兵袜马,正集结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下,为了缓解矛盾,决定迎击南犯的北洋军阀部队,转移视线。他发誓“不打下徐州,便不再回南京”。亲自指挥了收复徐州的战斗。战端初起时,北洋军阀部署在津浦路正面的部队佯作败退,蒋军节节胜利,进展极速。蒋介石认为攻下徐州已不成问题,遂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亲赴前线督战,全线出击,连预备队都压上了前线。不料逼近徐州时,突遇顽强抵抗,北洋军阀又突出其后,.包抄袭击蒋介石左翼,致使蒋介石的部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全线溃败”。而且“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8月6日,蒋介石自食其“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的誓言,仓惶退回南京,布置部队据江而守。对于这次惨败,蒋介石又羞又怒,于是嫁祸于人,找I一只替罪羊,归咎于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据蒋介石的卫队长通熙的回忆,枪杀王天培的经过如下:(注:文内的日期为农历)

六月十日,冯玉祥驻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式汉下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阎、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

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反共、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清党”反共。从此,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有一天,(大约五、六月间),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师长以上的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我离不开,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了个礼,问她:“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他进入会议大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培,便很严肃的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崇蓓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孙传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切等等…… 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一到湖南,成立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其资格之老,地位之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一直注视着,大概是预先布置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枪毙了。

徐州战败,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料敌不确、指挥失误所致,而他却倭过于人,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就处决了王天培这样的高级将领。这种作风引起了各部将的极大恐慌,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有朝一日成为第二个王天培。

蒋介石在徐州惨遭败绩之后,仍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致是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令白崇禧部署军队,准备与武汉方面作战。但此时南京四周几乎都是桂系的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此良机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拥兵抗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遣将将不听,立即明白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在“逼宫”,遂将计就计,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果然,蒋介石一放口风,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文官一力主张蒋介石留在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想“休息一下”时,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蒋介石暂时“休息”。蒋介石眼看覆水难收,大局已成,只好决定下野。同时,支持蒋介石的吴稚晖等人也宣布辞职。

陈布雷在日记中曾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僻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沫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的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道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介石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拔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地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拚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同行者有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

8月19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辞说:

“今天承请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对于桑样事情,无甚顾及,殊党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样升平,请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

同一天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和《纽约时报》记者表示:“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

蒋介石的这种“高姿态”,实际上是在讲反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早已经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介石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作壁上观,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此外,蒋介石也悟到:宁、汉双方鸡吵鹅斗互不相让相容的时候,冯玉祥居于“调停人”的地位,一直超然于争执双方之外。蒋介石如果不避让,有可能使冯玉祥在调停宁、汉矛盾中获得实利,大权就有可能旁落。把个中道理想透彻了,蒋介石才决定“下野”,自处“超然事外”的地位,而电请冯玉祥出来主持津浦路战事,把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他打好了如意算盘,等各派系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

蒋介石下野后,回到了奉化,但他的影响却始没有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人在溪口的雪窦寺,却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时局。

在政治上,自蒋介石下野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就到处奔走游说,为蒋介石复职上下活动。宋子文与黄郭则积极同英美等帝国主义拉关系,施加影响。所以,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非但没有因此而平息,反而更加剧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介石从黄埔系中挑选出来的,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武装力量”。至于何应钦,他当初拆蒋介石的台。并不是真想把蒋介石搞垮,只是想借此改善自己的地位。因此,蒋介石虽然下了野,但第一军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下野之前即已有所布置。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蒋介石下野后,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晌,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站、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权就掌握在闩己手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出为蒋介石“人在野而心在朝”,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奉化遥控政局,反把时局弄得越来越乱。桂系大权没到手,连大局都难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