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落脚台湾，就不得不考虑如何保卫台湾这一立足之地，防止台湾被人民解放军攻占。首先，蒋介石动用警宪制度，开始大肆逮捕和杀戮，挖地三尺也要根绝共产党在台力量。对于岛内任何蛛丝马迹的风吹草动，蒋介石及其特务们保持了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把枪口对准人民。其次，蒋介石吸取大陆军事失败的教训，认为兵力分散是国民党失败的致命伤。于是，他决定收缩战线，集兵保台。再次，坚决打击“台独”势力，争取台湾生存空间，以确保台湾小环境的安全。
蒋介石在整顿党政军的同时，也着手加强了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当时在台湾岛，甚至在国民党上层，中共组织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在“保密防谍”的口号，对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力量进行打击，旨在配合“反攻复国”的“大业”以摧毁共产党在台力量。1．严刑峻法
台湾社会治安恶化，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原先人口不过600万的台湾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下子挤进200多万的逃台人员。这些国民党逃台人员，败兵如匪，有被骗来台的，有自知不能被共产党原谅而逃台的，有糊里糊涂来台的。在丢盔弃甲、抛妻别子、背井离乡的情况下，台湾小岛内兵痞、恶棍、特务、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这就使原本乏善可陈的台湾社会治安情况急剧恶化，从而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在台统治的稳固与否，蒋介石为此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整治。
整治社会秩序不仅是为了搞好治安，更重要的还在于打击任何否定国民党和蒋家王朝的言论和行动。治理社会秩序的步骤是台前打好宣传仗，台后则以恐怖政治作辅助。
宣传的重点：第一，煽动起一股疯狂的反共情绪，拼命吹捧蒋介石。在宣传中，竭力回避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中应负的责任，公然称赞蒋介石是什么“伟大的领袖和救星”、“古今往来最杰出的圣人”。大陆失败的教训使蒋介石悟出了一个道理，即要实现“反共复国”的目标，国民党和其追随者必须树立起“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誓死效忠领袖。
第二，千方百计使人们相信“反共复国”能够成为现实，极力宣传反攻大陆计划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事实上，连蒋氏父子也知道仅靠台湾实力永无反攻成功之望，所谓的“五年计划”除了鼓舞士气外，就是避免当局在舆论上陷入被动，仅是自己“树靶打靶”。蒋经国还制定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反共文化战、心理战、意志战、总体战、立体战”等所谓的反攻方针战略，给民众造成“反共复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已不成问题的印象。
第三，夸大军事战绩。1949年10月26日，台湾金门守军胡琏、李良荣、汤恩伯三部利用海峡及潮汐涨落等有利条件，在金门古宁头以10多倍的优势兵力险胜登岸的人民解放军。此后，为了给台湾当局提供一个接近大陆的联系基地，为了有利于祖国统一，大陆停止了进攻金门岛的行动。为此，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似乎金门“胜利”已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开端，明天就可重返南京了，并称此为“古宁头大捷”。此外，他们还子虚乌有地创造出“登步岛大捷”、“鸡冠山大捷”。但是，无论怎样“连战连捷”，国民党蒋介石还是龟缩在台湾小岛上不敢轻举妄动。
第四，鼓动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攻基地”、“复国典范”而作出牺牲。按照蒋经国理想化的构思，为把“反攻大陆”变为现实，光有“圣人领袖”和“大捷”报道还不够，尚须所有的台湾人民行动起来，要“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忘掉个人私利，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过上战时生活，向奢侈者开刀，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为煽动民心，蒋经国还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共敢死队”、“克难竞赛”、“毋忘在莒运动”、“文化清洁运动”、“道德重整运动”。同时，附之以严厉的制裁措施。
配合于正面舆论宣传的是在岛内全面推展特务工作，保密防谍。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就准备在台湾撒下特务的天罗地网，会上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蒋经国、唐纵、郑介民、毛人凤、叶秀峰、张镇、毛森、彭孟辑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充当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后，又指令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情会”），彭孟辑任主任委员。该机构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情报机构。不久，“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一手操持，并接管“台情会”，蒋经国掌握了统治各门派情治机构的权力。至此，蒋介石原先在大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已失去作用。“中统”改变为“法务部调查局”，“军统”演化为“国防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统归蒋经国手下。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情治单位的工作范围加以明确：“法务部调查局”以负责进行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和漏税为主；“国防部情报局”以负责对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建立特务网为主；其他情治单位以防共、防岛内“暴乱”的调查为主。与此同时，蒋氏父子还要求中央党部及社会、海外青年等各部门协同情治单位工作。
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已达5万人之多。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为了使“保密防谍”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台湾“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意思，颁布了《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纲要规定动员全岛的人力和物力，实施各种反共战略。纲要还规定，台湾公民必须宣誓：“我自己绝不通匪，并不容他人通匪，如违反此誓言，愿受民众大会制裁。”
4月14日，台湾“立法院”修订了“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标准，扩大军、警、宪、特的权力。
6月13日，蒋介石下令颂布“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该条例规定：
一、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
二、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部长应随时严密清查。
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有发现医谋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
四、治安机关对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得予逮捕。
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掌握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国民党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他怀疑到谁头上，谁就倒了霉。特务在台湾一手遮天。
作为“领袖”嫡长子的蒋经国亲自干起了杀人放火、撬门捌锁的特务勾当，背后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50年代中期，蒋经国看到岛内秩序渐趋好转，台湾生存的安全问题暂时不大，便考虑退居二线，以积蓄一点“德政”，为以后“太子登基”作铺垫。
1954年，台湾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蒋经国向蒋介石拟报成立“国家安全局”以统辖特务情治系统，自己退居二线。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蒋经国的建议。10月，“国家安全局”成立。1967年，“国防会议”改为“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其主要机构负责人均由蒋介石选定：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兼任，“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周至柔担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由“国防部长”蒋经国兼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由国民党中常委袁守谦担任，“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由吴大酞担任。“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并按美国中央情报局建制，调整该局内部组织与任务，使其成为督导和协调台湾各情治机构及治安机关业务的最高督导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既加强了蒋氏父子对台湾政治、经济、军事和特务大权的控制，又使蒋经国免遭众矢之的。
为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统治，确保孤岛偏安，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限的先例。
根据“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霄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尤其严厉的是，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如有违反者，将以军法惩处。
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台湾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使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进一步强化。诸如“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勘乱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妨害国家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等，花样达100多种。
这林林总总的“非常时期”法律，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权力大大扩充了，根据到台后历次“国民大会”修订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获得了不少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状态处分权”、“连选连任权”以及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戡乱大政方针”，调整“中央政府”机构的组织与人事，并在维持原有“中央民意代表”职务终身不变的基础上，继续充实所谓“中央民意机构”的权力，等等。另一方面，台湾人民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和生活自由被剥夺得越来越少。台湾人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冠以违反“XX管制办法”，依据“XX惩戒法令”而遭到惩处。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惩治你，就扣上一顶“私通共匪”的红帽子，让你有口难辩，永世不得翻身。
国民党迁台之初，形势发发可危，国民党官兵外逃成风。为了防止官兵纷纷外逃，1950年4月29日，“外交部”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急急忙忙宣布：停止办理出岛旅游、观光护照，同时公布因公出岛申请办理办法。这一措施，刹住了当时台湾岛上的外逃风。许多人感到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在高压政治下，只有乖乖地听从蒋氏父子的摆布。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台湾当局于1952年成立“民防委员会”，并实施身份证制度，严格控制出入境人员，以“肃奸防谍”，稳定政局。
2．文坛奇冤
在“保密防谍”的高度专制下，蒋氏父子对军队、青年和知识文化界的控制格外重视。在军队方面，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员到各部队工作，其主要职责为“调查官兵思想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蒋经国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形成了一个从上而下、纵横交错、滴水不漏的控制网。美国人在评论50年代初期台湾军队中的政工制度时说：“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安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美国驻台军官普遍厌恶。”
蒋介石在总结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控制青年无力是其关键，所以到台湾后很重视青年工作。1950年4月28日，“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并在北投训练干部。1952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将掌有实权的主任一职抓到手。自此以后，蒋经国直接控制“救国团”达20年之久，“救国团”自称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但实际上，它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救国团”在台湾各县市及大、中学校均分别设有团委会、党支部、支部，并拥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狮广播电台等一套文化宣传机构。“救国团”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无事不过问，无事不插足，成为国民党控制台湾青年的“最大最活跃的政治团体”。
在知识文化界，台湾当局规定有五项不可触犯的禁令：
反攻无望论；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和言论；任何报道中国大陆的进步实况；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言论；统一中国的言论。如果谁触犯了其中的任何一条，轻则书报和刊物被查禁，重则坐牢杀头。
台湾当局的新闻检查极为严格，由7个警察特工机关专门组成“宣传会议”，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过问”。他们可以任意撤掉记者的稿件，裁撤“不称职”的记者，处分任何一家报刊或出版部门。一次“文化清洁运动”，就有10余家杂志被查封。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架收音机每年交30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道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更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杂志书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触犯了禁令，那么从此就甭想得安宁。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而以“掩护匪谍”和发表“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
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几次。
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一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
在这种压抑、专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麻将流行，酒家泛滥，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当哭。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家只好讲究一番荷尔蒙、维他命、固精、补肾了。在这孤寂、黑暗的包围下，个别知识分子间或崩出几点创作的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由此又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和对知识分子的一顿“大棒”，“文案”接二连三发生，其中以“《文星》案”、“柏杨事件”和“毛语录事件”最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为刊物宗旨。创刊四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3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全家迁至北京，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小学六年级时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遍读《中山全书》、《我的奋斗》，还读了大量的左派书报，如《新华日报》、《观察》等。1949年4月，14岁的李敖带着500多本藏书，随全家迁居台湾，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读初二。在台中，他读书更加勤奋，在书库里泡了四年，渐之对台湾教育制度感到不满。读高中时，因反感台湾中学制度，高三只念了十几天，便自愿休学在家，继续广泛读书自学。1954年夏，李敖以同等学力考入台大法律系，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自动休学，不久再考入台大历史系。对于台大，李敖备感失望，于是只好“自由自在自己读书”。台大历史系毕业后，服完兵役，1961年夏进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工作。
李敖自称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这种狂热包含着某种犬儒式的愤世嫉俗。他极度厌恶在传统伦理教育下滋生出来的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好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和小人。基于对传统和传统势力的厌恶，李敖决定“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
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在《文星》杂志刊出，引起全岛轰动，《文星》亦声誉大增，一跃成为台湾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主编和肖孟能夫妇亦对李敖表示赞赏。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见之于《文星》，他大声呼喊全盘西化和自由主义，拉开了重塑胡适形象的序幕。他在批评胡适的保守主义，肯定其全盘西比思想的同时，提出超越胡适，并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安。
李敖以愤世嫉俗之笔抨击传统，嘲讽国民党“好谈道德和正统”，却“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作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僵尸思想在台湾社会借尸还魂，政府空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于己”却“屯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李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并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中国“道统”和“正统”的象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不啻为当头一炮。不仅如此，李敖还在文章中对台湾的党政要人和学者名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被李敖点名批评的人有：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陈启天、郑学稼、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毛子水、徐道邻、萨孟武等。这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秋原、郑学稼和任卓宣等人对李敖群起而攻之，并相互挖苦、嘲讽和对祖宗挖根。李敖抓住胡秋原当年曾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去苏联避难1年半，抗战时期撰写大量“亲苏”文字的历史经历大作文章，最后给胡扣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李敖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又揭开了任卓宣、郑学稼曾为中共党员的老底。胡秋原也不甘示弱，以“立委”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李敖和《文星》，在指斥李敖是“西式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提出李敖祖父曾在东北做“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任官的历史，给李敖扣上一顶“土匪后代”和“汉奸儿子”的帽子，更抓住李敖少年时代与中学教师严侨来往的旧事，称李敖是“匪谍嫌疑”。
双方争论闹到台北法院，胡秋原自恃“立委”身份，又有任卓宣、郑学稼等中老年知识分子为后援，毫不示弱。而李敖年轻气盛，既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有《文星》肖氏父子撑腰（肖孟能父肖同兹也是“立委”，与台湾大资本家辜振甫关系密切，许多国民党要人系文星书店股东）。双方互相谩骂，互抛红帽子，互称对方为“匪谍”，吵得不可开交，这场官司也持续了十多年。
最后，国民党从维护“道统”出发，支持胡秋原等人，下令于1965年12月封闭了《文星》杂志，但李敖并没就此歇笔。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以“防害公务”罪对李敖提起公诉，“警备司令部”也开始软禁李敖。1971年，李敖以“涉嫌叛乱”罪被押到保安处，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刑10年。
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作家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时，他终于说了一句：“耶酥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
“柏杨事件”：针对蒋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1968年1月3日，艾玫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水手父子二人合购一个小岛，并在岛上建立起王国。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立即引起轰动。“警备司令部”派人来审查此事，在原稿上发现了艾玫丈夫、作家柏杨的手迹。1968年3月4日，柏杨以“侮辱元首”罪而被捕。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叛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柏杨被判10年徒刑，并送绿岛执行。
“毛语录事件”：1970年台北市日本新力电器公司的台湾总代理，为了推销公司新出品的一种小型录音机，特委托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宣传。很快，广告公司设计的广告在《中国时报》上刊出。在报纸第一版的1／2版面上，除了印有录音机的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宣传广告文字：
直题上句是“复兴文化的新利器”；
直题下句是“录音器材的大革命”；
两句横题是“毫毛细语，传真实录。”
万万没料到，广告设计人员独具匠心的创作到了“警备司令部”检查人员的眼里，就简直就成了大逆不道。因为，当时大陆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亿万人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而这四句广告文字当中，正好组成“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的字样。这在本来神经过敏的特务眼里，当然就构成了大罪。“警备司令部”在广告刊出的当天上午，即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时报》调查广告来源，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并命令广告公司撤回原准备第二天在《联合报》刊登的同样广告。广告公司、《中国时报》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也因为工作“失察”而受到相应的处分。
在拼命压抑人民自由思想的同时，国民党政权还推行一系列愚民政策。退台之初，蒋介石提出要强化对教育的控制，“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针对此，台湾教育当局制订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
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对青年灌输蒋介石所一贯宣扬的民族伦理道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之以邻里乡土之爱，和国家民族之爱”。他们规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作为大中学生必读的基本教材，以控制台湾青少年的思想。同时，向学生强行灌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信念，把学生造成服从统治的顺民。
在文学艺术领域，一方面倡导体现传统“仁义道德”的作品，一方面极力炮制反共之作，对大陆和共产党肆意歪曲和诽谤。同时，当局还大量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黄色文化。五六十年代，台湾文艺界盛行“两头主义”，即“枕头和拳头”。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书报，色情和武打充斥市场。
对于这种种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许多人十分反感。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暗中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秘密传阅毛泽东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有人甚至给蒋经国写信提出种种疑问：既说共产主义“违反人性”，为何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共建交？既称中共“乱象频仍”，为何统治大陆近30年未见崩溃？民生主义在台湾实施多年，为何还贫富悬殊？台湾《大学》杂志，1973年8月发表文章《莫把反共当作遮羞布》，对蒋政权的反共宣传进行猛烈抨击。文章说：“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借反共的名义来做，反共变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反共宣传几乎成了最枯燥的读物，大多数人从不寓目”。
蒋介石“保密防谍”的结果，越保密越泄，越防谍越多，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没有偷”。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蒋介石一贯把军队和特务作为维持其统治的工具。50年代初期蒋介石到台湾后，大肆发泄其失败的怨气和对共产党的愤怒，进一步大规模地扩充警察和特务，依靠手中的暴力，强化法西斯专政。
1．用重典治乱世
在蒋介石“宁可错抓一千，决不放过一人”和“用重典，治乱世”的恐怖政策下，小小的台湾岛特务如麻。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七大特工部门中的警察而言，当时全岛就已超过10万人，分属于台省警务处，20个县市警察局，87个分局，187个分驻所，1268个派出所，5027个警勤区。此外，乡镇还有警卫股、警卫干事，警务处还有保安警察总队和铁路警察局、森林警察局、工矿警察局、港局警察局。城市还有流动派出所，专门负责用卡车载运警察巡查。警察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什么政治警察、情匪警察、文化警察、新闻警察、教育警察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警察占总人口比例之高，网点之密集，在世界实属罕见。
警察的任务有“户口查察，指导民众，紧急警戒，集会结社之取缔，组训民众”等90余种。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论思想、学习工作，无一不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再加上六大系统的特工人员更使得人们的生活走不出警察和特务的阴影。
台湾警察经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成群结队。以台北市为例，市区分成8个分区，一年就添置8辆警车，昼夜实行巡逻，警车狂叫着变成一个个的“活动派出所”。如接到警报，警察5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镇压。
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每户人家必须与3家进行连环保证，军、公、教人员则要与2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果被定为“不良分子”，其同事、同学、同工及亲戚、佣工中就有许多人被株连。户口管理也极为严格，统一印发身份证，身份证上明文规定，台湾人民不仅外出旅游，而且连出门做工、下田种地都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将随时遭到警察的盘查和拘留。此外，警特人员还经常进行人口总清查和突击检查。1951年3月到7月，仅台北一地就进行398次户口突检，每次均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其中一次就逮捕了1．2万余人。
1975年，台湾“内政部”又公布了“流动人口登记办法”。规定凡因外出谋生、探亲访友或旅游，需要暂时在原警察分驻派出所管辖区以外的地方居住的人，都必须办理“流动人口登记”；凡在台湾有户籍的人家，如果遇到外来人来住宿必须在当天向警察机构口头申报“流动人口登记”。否则，遇到警察的突击检查，就有被逮捕的危险。
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控制，各学校设立所谓的“训导处”和“军训教官室”，并以此在学校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安插特务学生，诱骗青年加入国民党，严格控制师生的言论和行动。各校校刊不经训导处审查，不得出版；师生举办讲演，没经训导处批准，不得举行。师生的私人信件，经常被训导人员拆阅，甚至公布和扣留。新生人学要向训导处交“思想保证书”，立“思想保证人”谁在生活中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训导处就会给扣上“异端”、“邪说”、“偏激”、“思想有问题”、“叛徒”等大帽子，轻则列上黑名单，受记过处分，重则以军法制裁，押火烧岛监狱管训。
台湾还规定，老百姓上街，不准随身携带刀具；三人以上聚会，必须登记，否则，警察会跑来干涉；工人不准罢工，学生不准闹学潮罢课；不准国民党以外人士组党，严厉实行“党禁”，只允许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可以合法存在。
台湾的特务如此之多，以至在一些公共场所以及旅馆的家具中、床铺下，经常有特务安放的窃听器；台湾的规定如此之严、之细，以至特务人员可以随时找到岔子：一个生活规矩的人，特务会认为“有问题”；生活浪漫的人，他们也要“研究”；多交朋友“有问题”；不交朋友更有“问题”，书读多了“有问题”；少读了也要“研究”，连多看一会报纸都会成为特务找麻烦的借口。
在此高压之下，台湾的共产党人当然只有死路一条，左倾或稍有牵连者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丢到海里喂鲨鱼，而无辜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50年代初，台湾笼罩着“大屠杀大恐怖”的气氛。
据江南的《蒋经国传》记载：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国立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只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15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另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300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其中主要有：
“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1949年10月，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4月31日，“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10月份，“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人运动支部人员谢添火、庄识宰等18人，农民运动支部人员蔡国智、于开雄等8人，学术运动支部人员梁清泉、何玉麟等9人先后被捕入狱。12月，“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法夫妇被捕并判死刑。1950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枪杀。
“吴石案”：195o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据称由于受“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联络人朱湛之，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管”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湛之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被投入监狱。
“两大企业案”：1950年3月，发生了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台糖、台电事件。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因“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准备以台糖铁路供共军登陆用”的罪名被枪毙，牵连枪毙的有人事室主任林良桐，部下多人被判刑，但熟悉沈镇南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均遭枪杀。刘晋钰的罪名是：其子在台大团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刘将其保释后纵之投奔大陆；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后方来台，有通共嫌疑，而严住在刘家，刘对他甚好，有以女许之的传言，随翁文灏投奔新中国的台电董事长陈冲熙曾写信给刘晋钰。
其实，台糖、台电两公司的总经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毙，主要是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有关。当时，主管“中华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的正副主管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前后投奔新中国。而到台后公营事业的头头们均系以前翁文灏等委派，对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向心力甚强。钱昌照、孙越崎香港起义到北京后，受到新中国的重用，而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不愿跟随蒋介石到台，后寓居香港观望形势。台港当局请翁出港赴台，翁不愿意，蒋介石授意“经济部长”刘航琛赠美金5万元，请翁赴法国研究讲学，以免其北上投奔中共。翁文灏在法国住了一年多，因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烈欢迎。这样，国民党当局深恐台湾公营事业的头头们受翁、钱、孙的影响，特向台湾最大的糖、电两公司开刀，以杀鸡儆猴。
“麻石事件”：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33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其中谢端仁、蔡国礼、张木火3人于9月30日被判死刑，孙清洁、李国民、林书扬、钟盖、陈永泉、黄阿华、王金辉、李金水、蔡荣宗被判处无期徒刑。郭天生、郭耀勋、庄顺田、吴登纂、侯颖川、柯士秘等18人被判处10－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陈丁弟、李清泉等6人以“知情不报”判处1年徒刑。直到1983年底，有关该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犯在关押了30年后，才获准减刑保释出狱。
“桃园事件”：1950年6月，台北市“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7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林清良、赖凤朝、李涛译3人因以传阅中共文件书籍“意图颠覆政府并着手实施”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徐文赞被叛处无期徒刑，其余3人被判10－15年不等徒刑。
“陈仪事件”：陈仪系政学系的重要人物，任过国民党军政部次长、福建省主席，抗战胜利后又首任台湾行政长官，因参与镇压“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而被轰下台。后来他主持浙江政务，鉴于有台湾“二二八”起义的教训，主张“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解放战争中，陈仪公开著文抨击蒋的内战政策，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济深派人来浙江联系和平起义事项，陈仪表示愿作傅作义第二，哪知，举事不成反遭杀害，这其实与汤恩伯有直接关系。
陈仪和汤恩伯，一是浙江绍兴人，一个是浙江武义人，虽说姓氏不同，他们的“父子关系”在国民党内是众人皆知，并传为美谈。汤恩伯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年就有从军报国的志向，而苦于无门可循。陈仪在浙江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时，汤恩伯寻上门去向素不相识的陈仪作毛遂自荐。陈仪慧眼识“英雄”，满口答应，出面保送并资助汤恩伯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陈仪家兄弟虽多，却一直没有子嗣，仅收养过一个侄女，后来出嫁离家，陈仪膝下无子，甚是孤寂，因而将汤视为义子，汤恩伯亦以义父之礼待陈。据说，因陈有恩于汤，“恩伯”二字即为纪念陈的恩泽而起的名字。
汤恩伯在日本学成归国时，陈仪亦由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投入北伐阵营，甚受总司令蒋介石的器重，有了与蒋的这层关系，陈仪又向蒋举荐汤恩伯。汤恩伯后来获得机遇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并担任大队长。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队中有“军中三杰”，即指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汤恩伯的从军就业，乃至后来的扶摇直上和陈仪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汤对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并要由杭州回溪口，陈仪专程从杭州赶去南京迎接，并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沮丧落魄的神情。蒋引退后，陈仪默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决定起义，准备将浙江完整、和平地交到人民手中。他考虑到与汤恩伯的特殊“父子”亲密关系，故策动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共举义事，汤恩伯满口答应。
待陈仪真要行动时，汤恩伯退缩了，而且还向蒋介石告密出卖了陈仪。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忠诚夸奖了一番并向他征询对此事的意见，汤恩伯坚决回答：“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不过，我和陈仪的关系，素为人知，在不妨碍总裁及政府的威信之下，希望能予陈先生以善终天年之恩”。蒋介石毫不迟疑地立即授汤恩伯全权处理此案，井让其提供接任浙江省主席的人选，汤恩伯提出了3人，蒋介石从中圈定周睿。
中共地下党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向陈仪作了汇报，陈仪死活不相信“义子”会出卖他。陈仪在交卸浙江省主席职务后还收到汤恩伯转来的一封蒋介石安慰电，电称：“汤总司令转会治见，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陈仪接电报后不屑于去溪口见蒋，乃乘车去上海找汤恩伯，可一到上海他便失去了自由。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陈仪被押到台湾，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他心灰意冷，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老僧入定。汤恩伯不时派人携带日用品前去探望，希望陈仪安心颐养天年。
哪知，1950年6月，蒋介石落脚刚稳，便下令审判陈仪。汤恩伯闻讯急往台南求见蒋介石，侍从传话出来，蒋介石已去台中，等杀死陈仪之后才能接见。汤恩伯号陶大哭，四处求人营救，他先拜托在上海的患难之友谷正纲、雷震、方治和原上海市长陈良转求。雷震说，老头子是杀人立威；谷正纲认为蒋介石要用陈头镇压人民，他是死定了。汤恩伯又请毛人风求蒋介石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人风事后答复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当时任参谋次长的林蔚，是蒋介石的亲信，与陈仪、汤恩伯交情亦深，林蔚在老蒋面前全力救陈，也遭蒋的拒绝。
1950年6月18日早晨，电台和报纸宣布枪毙陈仪。大家闻讯纷纷赶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叮刑场。马场叮，自国民党政权迁台以来，就变成了南京城的雨花台，是当局枪决囚犯的刑场。尽管这里枪声不断，但却从没有拥过来如此之多的看热闹的民众。据统计，有2万多人前来围观，围观群众又可分为两部分人，一是台湾仇恨陈仪的人，因“二二八”起义发生在陈仪主台时期，这些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账算在了陈仪头上。有的人还带来了鞭炮，准备陈仪行刑后燃放庆贺。二是同情陈仪的人，他们认为陈仪是难得的“廉吏好人”，做了一辈子大官，一生无儿无女也无身外财产，操守廉洁又敢于仗义执言。密麻麻的人群从早守候到晚，最终也没见陈仪出现。
其实，所有来马场叮来观看行刑的人都上当了！陈仪早于19日凌晨1时就被押赴别的刑场枪决了。
陈仪被处死以后，蒋介石才召见汤恩伯。汤恩伯垂泪无言，蒋介石似余恨未消，斥责汤说：“你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立牌位祭奠！”汤恩伯原在家中为陈设立灵堂，祭奠尽孝，受到蒋的训斥后不敢不从，只得含泪忍悲焚牌除灵。可怜陈仪饮恨而死，死后也无人敢为之一洒同情之泪。
陈仪一死，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而蒋介石念其还算忠诚，赏给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汤从此落落寡欢，情绪忧郁，加之本来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病，病情日益加重，1959年他去日本动手术，竟死于手术台上。溃疡本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有人怀疑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汤恩伯系抗日将领，日本人可能记恨于汤，趁此报复。据手术时的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
50年代初期，台湾军警和特务以“触犯刑律”为名，任意逮捕进步人士和无辜的工农大众及知识分子。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的同学，竟也被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了监狱。还有一人因家有马克·吐温著的《汤姆历险记》一书，愚蠢的特务将此书视为“红书”，而连人带书一块扣押。待查清事实后，还将此人关了一段时间，以作“参考资料”。这位被押者以后谈及事情的过程还心有余悸，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可以随时枪毙人。”
2．主子的虚伪和奴才的卑鄙
台湾特务以抓人办案作为邀功领赏的手段，恨不能台湾人人都犯法，以此抬高他们的身价。由于“犯人”太多，监狱和看守所常常人满为患，因此，当局不得不赶紧修建一座座新的“现代化”的看守所。为了更方便解决“犯人”，台湾“司法行政部”拨款250万元，在台北监狱建造了一座瓦斯行刑场。另据国际赦免协会报道，在台湾，被国民党以政治犯罪名投入监狱者约达8000人。为了“杀鸡儆猴”、“制变平乱”，他们动不动就对“囚犯”处以极刑。有一个台湾法官在宣判时公然说：“你要叛乱，我就要乱判！”
特务军警在台湾民众前面是太上皇，在美国人面前就成了奴才。由于有“美军在台地位协定’作护身符，美国兵在台湾的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对此，当局总是千方百计为之开脱罪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的犯法者往往逍遥法外。有时迫于民众舆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做做样子，将刑罚减轻到最低点。如1972年台中市美国兵普兹强奸、杀害吧女案等，都是敷衍塞责、装模作样地“了结”的。至于美国人在路上驾车横冲直撞、打架斗欧等事，更是习已为常。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大汉族政策，歧视和压迫高山族同胞。高山族原为台湾土著居民，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东、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屏东、花莲等12个县的30个山地乡，25个平地乡和离台岛49海里的兰屿岛，人口约占台湾省人口的3％。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统治，他们对高山族严格控制。把高山族居住区划分为“山地管制区、山地游览区和山地开放区”三类。平地人要进入山地管理区，必须申报理由，领到入山证，方可进入。到山地旅游区，也必须领到游览证才放行。只有山地开放区才可允许自由进入。高山族大多居住在山区，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加之当局的苛捐杂税、兵役劳役不断，许多人因无法生存下去而拥向城市，成为城市流民。在城市往往又受“流动人口登记办法”的限制，而永无宁日。对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这种反动民族政策，一家报纸指责说：“当局所采取的山地政策，竟同日占时期如出一辙”。
蒋介石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引起人民的日益不满，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抗捐税接连不断。1957年5月24日，台湾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大示威，台北市3万多示威群众，愤怒地捣毁了美国驻台湾的“大使馆”和“新闻处”。据报道，1974年以来，台湾农民的各种抗捐抗税斗争多达百起。台湾青年十分痛恨特务统治，纷纷逃避和拒服兵役。有的公开宣称自己是“愤怒的一代”、“反抗的一代。”同时，以“民主自由”自诩的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这种高压政策也多有指责。
为了讨好美国人，争取更大的美援以维持蒋家小朝廷，同时，也为了平息众怒，转移人民不满的视线，避免重蹈引发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覆辙，蒋介石在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同时，也不妨搞点“民主”作点缀。其表现，一是允许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合法”存在，二是实行“地方自治”。
根据“戒严法”，台湾严厉实行“党禁”，党外禁止组党，借以压制反对力量，但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何以能存在下来？
青年党是由曾琦、李璜等人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创办的，该党信奉国家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依附于国民党，1946年11月出席了“伪国大”，完全投靠了国民党。民社党的前身为张君劢于1934年创立的民主社会党，信奉国家社会主义，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但因后来参加“伪国大”投靠国民党而被开除出去。
中青党和民社党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后，各自内部矛盾重重，陷入瓦解状态。但蒋对这两个曾为自己出过力，又一同逃台的”小兄弟”也放心不下，在迁台初期，对两党的发展并未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对其进行渗透和分化，造成两党内“有亲国民党与反国民党的派系冲突。”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党面临着无党籍政治势力的挑战，才“两害相衡取其轻”，把后期分裂的民、青两党拉上政治舞台。但这时，两党党员人数更少，又无群众基础，在政坛上力量不足，更无法发挥作用，对实际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它们的存在，仅表明了一点，即蒋介石急于表白自己实行的并非“一党专制”。
所谓“地方自治”，1949年3月，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成立，并拟定出“台湾省调整行政区域草案”、“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和“台湾省县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1950年3月，台湾省政府委员会通过上述四案，并交“行政院”审核，于4—7月先后公布施行，调整行政区域，分期实施选举。
1950年8月—1951年2月，各县在选出议员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市议会，1951年12月1日，又成立了台湾省第一届临时议会，议员任期3年。到1959年6月，改为台湾省第一届省议会。自台湾实施自治后，县市长开始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3年，后改为4年。县市以下乡镇及县辖市区村里长，亦由公民直接选举。
这一“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被台湾当局誉为一大“德政”。台湾的某些人也宣称此举“使得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大为提高，“奠定了台湾良好的民治基础。”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专制下，台湾人民哪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这一切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形式而已。
蒋介石实行的是极权主义，蒋经国继位以后，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击下，在台湾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政治稍微松动，蒋经国的作风也稍微开明一些。对此，作家江南列举了以下六点：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项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10至15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反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映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卅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卅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赞。
——放宽出入境限制。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锏，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态。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给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期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干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遂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诩，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王升利用王少康小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察觉，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
但是，江南又认为：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是不过五十与百步之差。……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
江南对蒋氏父子黑暗统治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蒋介石在大陆军事大溃败后，其主力部队撤退到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一系列岛屿上，总共约60万人，其中1／3留守台湾岛，其余2／3分散在厦门岛、金门岛、海南岛、舟山群岛和万山岛一线，组成台湾岛的外围防线。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痛打落水狗，乘胜解放台湾。由此，在解放军的隆隆炮火中，台湾岛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汤恩伯失守厦门岛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之一，面积128平方公里，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仅相隔1海里，西南与小岛鼓浪屿邻近。该岛东南部多山，北半部为丘陵，地势开阔，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厦门岛上的守军为国民党军二十九、七十四、一六六、一八一师和要塞守备总队。国民党军在岛上构筑了以钢筋混凝土永久工事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障碍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坚固防御阵地。岛上有坦克、雷达、大口径火炮，并有海、空军火力支援，形成要塞式环形防御体系。企图以此守卫金门、台湾，并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为了给退守厦门的国民党官兵打气，蒋介石于1949年10月8日率国民党军政要人多次抵厦门巡视。汤恩伯则吹嘘厦门岛的防御“固若金汤”。
为了解放厦门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确定第十兵团之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为参战部队。
三野十兵团接受任务后，根据部队北方人多，大部分不识水性，不懂海情以及部分指战员中存在的恐惧心理和轻敌急躁情绪，在各部队开展了战前动员教育，统一思想，增强信心，以高昂的斗志投入紧张的渡海作战准备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征集到木船630余只，船工1600余人，并制作了大量简便的救生漂浮器材，夜以继日地苦练海上航渡、指挥、联络、救护和抢滩登陆等战术技术，经过勤学苦练，很快掌握了渡海作战的基本要领。
与此同时，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于10月9日夜发起攻占金门岛北面大嶝岛的战斗，战至10日晚全歼守敌，夺占该岛。11日夜，二五一团又乘胜攻占小嶝岛。15日，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团又攻占角屿岛。
1949年10月15日，三十一军首先对鼓浪屿发起攻击。强攻鼓浪屿的战斗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没能完全掌握潮汐、风向等自然规律，虽经指战员英勇顽强的作战，但结果还是失利了。
10月15日晚，在鼓浪屿战斗打响后，从北面攻打厦门的5个突击团，分乘数百只木船，在茫茫夜色中，顺风顺流，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的登陆点，对北半部发起偷袭。经过激烈战斗，至16日晨，九十二师胜利突破厦门岛之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前沿阵地。
在三十一军左翼的二十九军八十五、八十六师，分别乘船向高崎两侧和钟宅至下马一线进发，准备在登陆突破后向南挺进，配合三十一军横扫北半部的国民党军，尔后继续向南发起进攻。八十五师二五四团于16日6时，攻克国民党吹嘘的“海上堡垒”高崎，八十五师二五五团也迅速冲过泥滩，在高崎西侧神山下登陆成功；至16日天亮后，八十五师和九十二师的突击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厦门岛。
此时，八十六师第一梯队二五六团从刘五店、沃头起渡，利用夜暮作掩护，在钟宅附近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与一八一师的结合部，迅速抢滩登陆。16日上午，八十六师后续主力部队到达，经合力攻击，很快登上海岸，并与第一梯队配合，占领钟宅。
至16日中午，十兵团突击部队在10公里宽的正面上，全线突破厦门北半部国民党守军的一线防御，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突击部队乘胜向纵深猛插，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午后，突击部队全部推进至岛腰部的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带高地，控制了整个北半部，并以此为依托向南半部推进。
此时，汤恩伯急忙收罗残部，并调集机动部队向北反扑。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命令已上岛的部队，迅速抢占岛腰部的一线高地，抗击国民党军的反扑。经激烈较量，至16日黄昏，国民党军向北反扑的计划彻底失败，其反冲击部队纷纷南逃。
北半部失守，反扑又未奏效，国民党军动摇了固守厦门的决心。汤恩伯疾呼台湾当局派舰艇接应，其所属残部向岛南黄厝、曾厝一线海滨溃退，准备下海逃跑。十兵团立即命令登岛各部队猛插南面海滨，围歼企图撤逃的国民党军。16日入夜后登陆部队多路并进，奋勇向南追击。17日拂晓，二七四团一部攻占塔头国民军七十四师师指挥所，该师师长李益智率部投降。在北线登陆部队勇猛向南追击的同时，九十一师二七三团一部，从厦门岛南面登陆策应。17日晨，该部顺利登陆，并突入市区。鼓浪屿的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东逃金门，鼓浪屿遂为三十一军占领。17日9时，二七四团一部和二七五团一部将企图下海逃窜的国民党军压缩在厦门岛南端的白石炮台附近．将其歼灭。至此，厦门岛登陆作战胜利结束。
厦门岛战斗，从1949年10月15日开始到17日结束，历时两昼夜，共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其中俘虏2．5万余人。厦门岛的解放，清除了国民党金门、台湾的屏障，为金门之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2．所谓的古宁头“大捷”
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在攻占金门岛的战斗中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台湾岛以西，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该岛处于台湾海峡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厦门岛解放后，国民党十二兵团部率十八、十九军从潮汕地区陆续撤抵金门，守军总兵力4万余人，企图固守大小金门岛，以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对国民党军估计不足，加之，厦门岛解放后，军队领导人的主要精力用于接管城市，虽然对进攻金门岛进行了多方面的渡海作战准备工作，但十分不足。
10月18日攻击大小金门岛的命令下达：于10月20日发起攻击。后因船只准备不足（最多只能装载1个营），不得不将进攻发起时间推迟到23日，后又推迟到24日。
24日19时，攻金门的第一梯队开始登船。深夜，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起波。由于指挥所未随船跟进，加之海上刮着三、四级东北风，通信联络不畅通，各团均失去上级指挥。还有，在起渡前没有组织协同，途中又遭国民党军炮火拦击，造成部分伤亡，因而船队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
25日2时许，第一梯队左翼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的琼林。兰厝一带登陆，俘国民党军100余人，夺占10余个碉堡。中路先头营虽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但其后续营上陆后，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炮火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在金门岛之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河登陆后，于25日拂晓前攻占古宁头。各登岛部队不仅都没有组织船只返航接运第二梯队，而且除个别营巩固了团的登陆场，为整个登岛部队后来坚持3昼夜抗击创造了条件外，其余部队均未采取措施巩固登陆场。
25日4时叨分，国民党十八军一一八师、十九军十四师、十八师五十二团和十一师1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分三路向解放军登岛部队实施全线反击。8时起，国民党军又出动空、海军，反复轰炸、扫射解放军登岛部队阵地、未返航的船只和厦门至围头沿岸的解放军炮兵阵地及船只，战斗十分激烈。坚守古宁头的部队多次击退国民党军的反扑。
由于解放军第一梯队登岛时已开始退潮，加之又未及时组织船只返航，因而所乘船只全部搁浅，以后，又被国民党飞机及炮火全部炸毁，致使后续部队无船渡海增援，登岛部队处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孤立无援的境地。上级虽急令各部集中所有船只运送第二梯队增援金门，但四处搜罗，也只收集到少量船只。增援部队登岛后，与坚守古宁头的部队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连续向国民党军反击，但因兵少力薄，后援不继，终难挽回败局。
26日拂晓，国民党军在坦克、火炮和飞机的配合下，向坚守古宁头的解放军部队再次发起猛烈反扑。解放军登岛部队激战终日后，剩下少数指战员，利用坚固房屋同国民党军进行巷战，暂时阻止了国民党军的反击。22时，他们利用夜暗突围，摸到海边，但没有找到船只，遂决定向东南转移，到山区与国民党军周旋。27日下午，他们在双乳山附近隐蔽时，被国民党军发觉，遂继续转移。28日下午，在沙头附近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除团长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外，其余全部被俘。
金门岛之战，虽使国民党军付出伤亡约9000人的代价，但解放军两批渡海登岛部队3个多团9086人（含船工、民夫350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次重大失利，教训非常沉痛。
国民党虽然守住了金门，但伤亡也极为惨重。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民心，大肆宣扬国军潜在的威力，吹嘘金门之战是国民党反共复国的开始，各大报刊纷纷将古宁头之役称为“古宁头大捷”。中共中央为了给台湾和大陆的国共两党提供一个联系的渠道，决定暂停进攻金门，从此，国民党占据金门至今。
3．薛岳丢失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位于南海北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琼州海峡宽11—27海里，海岸线长1000余公里，全岛面积3．3万余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岛，有“南中国海的门户”之称，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固守海南岛将海南作为未来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在这里配以重兵，苦心经营。海陆空三军总兵力约10万人。薛岳依仗海空军优势，组织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用他本人的别名命名为“伯陵防线”，并吹嘘这条防线“固若金汤”。他企图凭借这道防线和琼州海峡天险，阻止解放军渡海登陆，以长期固守。同时，也作了在情况不利时“主动撤离”的准备。此外，薛岳还指令加紧清剿琼崖纵队，企图消灭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的接应力量。
为了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海南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进行了缜密的筹划。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指示四野首长：“以四十三军和四十军准备攻琼崖”，“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1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又致电四野首长：“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遵照上述指示，四野命令四十、四十三军和加农炮兵二十八团、高射炮兵一、九团及工兵一部，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发起海南岛战役。
1950年2月1日，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渡海作战兵团首长、两个军和琼崖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结合海南岛的敌情、地形等情况，确定渡海作战兵团必须采取分批偷渡与主力强渡相结合的作战方针。首先组织小部队分批偷渡，与琼崖纵队会合，以增强岛上的力量；尔后，以主力部队实施大规模的强渡登陆，共同歼灭岛上的国民党守军。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中共华南局的统一部署，解放军四十军、四十三军于1949年12月下旬开始，分别进至雷州半岛，投入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渡海作战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征集船只，雇请船工；积极进行海上练兵。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渡海部队共征集、修复大小船只2130余条，雇请船工近4000余名，指战员都学会了划桨。同时，还培训了6000多名水手，为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3月，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根据四野关于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取得渡海经验的指示，以及为大规模强渡海峡，顺利登陆，增强岛上接应力量，分两批组织了4次偷渡。一个月内，人民解放军两批四支先遣部队相继在白马井、文昌、美厚村、海口登陆成功，从而为主力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同时还证明薛岳精心设置的环岛立体防线并非坚不可摧，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渡海作战兵团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4月16日下午，东风拂面，平潮起伏，是解放军主力大部队南渡琼州海峡的理想时机。19时3O分，350只战船分为东、西两路，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海港同时起锚，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起波不久，便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军舰的阻截，经过激烈战斗，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于17日6时登陆成功，并在先遣部队的配合下，突破了薛岳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防线。
在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登陆后，薛岳还误认为是“小部队偷渡”，于是调集兵力，企图消灭威胁海口市的解放军登陆部队，并对海口附近解放军形成包围。薛岳自以为这着棋下得很高明，吹嘘说：“登陆共军即被全歼”，并在海口市布置召开“祝捷大会”的会场。
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首长决定将计就计，趁薛岳部队围攻海口解放军时，对国民党主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4月22日，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此时，薛岳才弄清楚是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他惧怕主力被歼，慌忙命令部队向海口市方向撤退。
这时，台湾的蒋介石密切注视海南岛战局的进展，看到如此死撑下去，国民党军将经不住消耗。他在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兵力分散是国民党失败的致命伤，而目前最主要的是守住台湾，所以他决定改变策略，收缩防线，集兵保台，宁使海南丧失，勿使台湾陷入险境。基于此，他急令薛岳撤离海口，放弃海南岛，率领有生力量回台。
薛岳受命后，要求蒋介石火速指派舰艇接运部队回台，并命令岛上残部迅速南撤。解放军获悉后即分路追击，但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可以拦阻海运，致使7万余名国民党残兵败将在丢盔弃甲之后逃到榆林等港口，并得到乘船撤往台湾。此次撤退，薛岳部600余人被解放军击毙，2．6万人当了俘虏。5月初，薛岳残部抵达台湾。
对于国民党的海南撤守，蒋经国曾向外界解释说：“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反共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它的价值。”“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民党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和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
而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对此也有说明，他列举了五点撤退理由：
一是海南岛离大陆太近；
二是供给困难；
三是1950年4月间，已有一支解放军部队在海口登陆，准备与该岛中共游击队合击“国军”；
四是海南岛国民党军失去抵抗信心（解放军一部已登陆，岛上守军时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故守军已成惊弓之鸟）；
五是此时中共有攻台迹象。
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决定放弃海南岛，海南岛之战，自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历时57天。至此，中国的第二大岛宣告解放。
4．撤出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杭州湾外东海中，是中国著名群岛之一。舟山群岛既是中国海上的交通要冲，又是沪（上海）、宁（南京）、杭（杭州）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舟山群岛的守军有国民党上海防卫司令石觉率领的七十五军大部、暂编一军和二十一军残部；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暑率领的八十七军大部。到1949年7月下旬，舟山群岛国民党军已有4个军13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约6万人，另外还有海军舰艇五六十艘和部分作战飞机。7月下旬，守岛国民党军组建了以石觉为司令、周暑为副司令的“舟山防卫司令部”，并进行了整编，调整了防务。
国民党当局在节节败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企图将舟山群岛作为控制长江口和封锁、袭扰、反攻大陆的重要军事基地。同时，守岛的国民党军积极修建工事，扩建岱山机场，增调作战飞机，加紧封锁、轰炸和袭扰沿海地区。宁波市繁华的江盾大街在当时被炸毁烧尽；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由于遭国民党军的封锁、轰炸和破环，有70％左右的工厂陷于瘫痪。因此，解放舟山群岛已成当务之急。
1950年中旬，华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意见召开陆、海、空三军联席会议，确定由50架苏联战斗机和轰炸机，加以100艘改装成的船只共同参战，以20万兵力于六七月拿下舟山群岛。
海南岛撤守后，蒋介石害怕舟山12万人马被解放军消灭，于5月初召守岛司令石觉到台面授机宜。石觉领命返舟山后，舟山撤退于5月中旬秘密进行，蒋介石调用载重15万吨的舰艇44艘进行接应。临撤退时，石觉命令将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赶上船运往台湾，同时炸毁了花费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和岛上的重要设施。
5月16日，解放军获悉舟山敌军撤逃，即迅速进占舟山本岛和外围诸岛，至7月上旬，舟山群岛解放。舟山战役历经10个月，共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舟山群岛的解放，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为保卫海防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却使蒋介石的近12万人马逃之夭夭。
接二连三的大撤退加剧了台湾社会的动荡。为了对撤军行动有所交待，蒋介石于5月16日发表了《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此文说明了撤退海南、舟山的真相。蒋介石说：“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
为稳定人心，蒋介石说他在制定这一策略时，构想了四个步骤，即：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同时，蒋介石还发表《军人魂》的演讲，鼓励军民要与台湾共存亡，宣称：“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如果蒋介石真愿为“党国”牺牲，恐怕已经牺牲好几次了。
为了替父分忧，蒋经国现身说法，发表了一封《由定海到台湾》的公开信称：“这次全部国军从舟山撤退到台湾，放弃了最接近大陆的陆海空根据地，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惊人的举动。老实讲，我是一样的沉痛和难过，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有时会支持行动的，但是在环境愈是恶劣的时候，愈需要高度的理智，并且要拿出理智来控制感情，用理智支配行动。”“保卫台湾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仗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和准备，才能保证一定胜利。”
蒋经国还在《中央日报》就舟山撤退问题指出，“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钝，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
为安抚人心，蒋介石还让夫人宋美龄前往基隆“慰问”海南、舟山撤退来台的军队。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台湾省党部在此也表示了对蒋家小王朝的无限忠诚，纷纷举行宣誓：“效死确保台湾”。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蒋氏父子再有“骨气”，再集兵，恐怕也保不住台湾。然而，在台湾许多人对蒋介石的话深信不疑，吹嘘道：“这两个地方部队撤退时的秘密迅速与顺利圆满，更可与二次大战时敦刻尔克撤退、巴丹撤退相媲美，使中外人士均为之惊服不已。”
美籍作家江南则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失去海南、舟山，相当于割断台澎的手足，毛泽东的下一步，将是渡海攻台，99英里的台湾海峡，假使荷兰人300年前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国军凭什么能‘确保’呢？”
5．人民解放军占领万山群岛
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香港与澳门之间的海面上，共有大小岛屿48个。万山群岛控制着港、澳进出的主要航线与珠江的入海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防要地。
万山群岛守军为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和岛上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广东突击军”等3000余人，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共30余艘，总吨位约1万吨。第三舰队中将代司令齐鸿章兼任“万山防卫司令部”司令，司令部设在垃圾尾岛。“广东突击军”的1200余人分驻在担杆列岛、外伶什、大小万山和东澳岛。企图依仗海上优势阻止解放军解放万山群岛，以达到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的目的。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关于解放万山群岛的指示，确定参战部队为：四十四军一三一师三九二、三九三团，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珠江军分区炮兵团，四十四军一三二师炮兵营，中南军区炮兵100毫米加农炮连，一三○师步炮连和五十军无后坐力炮连，总兵力为1万余人。另配属5艘炮艇、16艘登陆舰艇、8艘运输船，总吨位约1000吨。为实现统一指挥，建立了由一三一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等人组成的联合指挥所。联合指挥所在认真分析研究战区的地形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后，决定采取近战夜战的打法，以打兵舰为主，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突然奔袭，稳步前进。
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进行充分战前准备、海上练兵的基础上，在广东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于5月25日发起万山群岛战役。
5月25日凌晨2时，广东军区江防部队以16艘舰艇和8艘民船，载运一三一师三九二、三九三团各1个营、1个山炮连和配属的10余门火炮，组成火力船队和登陆运输船队，由唐家湾起渡。分别担任火力船队正副队长的三九二团副团长郭庆隆和江防部队炮艇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步兵登陆艇“桂山”号和炮艇“先锋”号、“奋斗”号、“解放”号、“前进”号、“劳动”号，分两路在青洲、三角山岛登陆。
4时许，炮艇“解放”号在后续舰艇没有跟上的情况下，首先驶进拉圾尾海区。“解放”号是一艘小炮艇，排水量只有28吨，最大航速10节。当它驶近马湾港口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港湾内竟有二三十艘国民党海军舰艇。在“解放”号上担任指挥的林文虎，曾多次参加海上游击战，有比较丰富的海战经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掩护登陆部队，他果断地令“解放”号隐蔽地冲击马湾，艇长梁魁庭从灯光信号的闪烁中，判明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和”号是指挥舰，于是指挥全艇炮火，集中向“太和”号射击，从800米打到100米，使“太和”号舱面中弹起火，第三舰队代司令兼万山防卫司令齐鸿章被击伤。
在“解放”号的打击下，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海”号也中弹起火。顿时，垃圾尾岛上的国民党守军慌忙向港湾内盲目射击，国民党海军官兵慌作一团，竟自相射击和碰撞，还有几艘炮艇仓惶外逃。这时，解放军“桂山”号赶到港口参战，英勇地阻击企图外逃的国民党海军舰艇。
天明雾散，国民党军发现港湾内只有解放军的1艘小炮艇和1艘不大的登陆艇，便组织港内舰艇和岛上的火力进行还击。负伤逃到港湾口的“太和”号和“中海”号也调头向“解放”号射击。“解放”号和“桂山”号寡不敌众，“解放”号被击中多处，全艇19名人员已有林文虎等13名伤亡。在此严重情况下，艇长梁魁庭不顾自己负伤，镇定地驾驶着炮艇边打边撤，巧妙地冲出密集的火网，安全返航。
“解放”号冲出重围后，“桂山”号便遭到国民党海军舰艇的集中炮击，舰体多处中弹，损伤严重，有沉没的危险，三九二团副团长郭庆隆当机立断，决定抢滩登陆，把舰上的陆军送上岛去。“桂山”号冒着弹雨，拖着浓烟，急速冲向滩头，终于在垃圾尾岛钧庭湾抢滩成功。“桂山”号上的50多名陆军战士火速跳海登陆，猛力冲杀，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就同国民党守军展开肉搏战。在这次战斗中，郭庆隆等大部指战员英勇牺牲。
在“解放”号和“桂山”号与国民党海军舰艇激战的同时，在垃圾昆岛东侧海面待机的“先锋”号炮艇，与国民党军25号炮艇遭遇，“先锋”号指战员全速逼近，指战员跳上25号艇，开枪打倒2名国民党士兵，迫使7名国民党官兵投降。与此同时，解放军“奋斗”号在垃圾尾岛海面与国民党军86号炮艇遭遇。“奋斗”号不顾对方的炮击，全速前进，逼近对方，将其击沉。
在解放军火力船队与国民党海军舰艇激战之时，同时起航的输送登陆兵的船队，由于航速慢，至25日7时才分别在青洲和三角山岛登陆。26日晚，国民党海军舰艇主力撤至三门岛、外伶仃岛和担杆岛，三九二团主力趁机攻占垃圾尾岛。28日，该团又相继攻占赤滩岛和大、小蜘洲岛（今大、小蜘蛛岛）。当日，外伶仃岛上的国民党守军撤往台湾。
垃圾尾战斗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命令受伤的舰艇返台，同时增派10余艘舰艇进至万山群岛，并决定由马壮谋接任指挥，企图以其占据优势的舰艇封锁海面，袭击解放军运输船队，切断运输线，阻止解放军继续攻占其余岛屿，进而炮击解放军已占岛屿，迫使解放军撤退。
5月29日23时，解放军江防部队509号登陆艇为登岛部队运送物资，航行至青洲、三角山岛西北海面时，遭国民党海军舰艇拦击。509号艇指战员急中生智，在艇上迅速架起运载的火炮还击，迫使对方后撤。30日下午，国民党海军又派4艘舰艇进至三角山岛以西海面，猛烈炮击解放军守岛部队，逼近三角山岛。解放军守岛指战员等这4艘舰艇距岛2海里时，以数十门火炮组成交叉火力，突然猛烈反击，击伤国民党海军3艘舰艇。
31日，解放军三九三团以一部兵力，从大头洲乘船起航，顺利地占领了东澳岛。6月5日7时，该团又以一部兵力，向大、小万山岛发起攻击，又相继攻占了白沥、竹洲和横洲岛，国民党海军退缩到外伶仃岛和担杆列岛等海域。
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在三角山岛遭到沉重打击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从第一舰队调驱逐舰“信阳”号、炮舰“营口”号和“泰安”号增援万山群岛。国民党军除以主力舰艇守卫担杆列岛外，还派出大小舰艇10余艘游弋于外伶仃、三门岛海域，企图引诱解放军在海上决战。
解放军参战部队加强侦察工作，并注意掌握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经多方侦察，查明距外伶仃岛只有4海里的三门岛上没有国民党军，是设伏的好地方，以后又经过10多天的观察，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国民党海军昼夜活动规律。据此，解放军参战部队决定派舰艇利用黑夜驶抵三门岛，设下伏击圈。
6月26日晚，解放军参战部队进至各伏击阵地，并于27日晨占领了海湾的三门岛。7月1日，江防部队攻占了外伶仃岛。
经过上述战斗，国民党海军舰艇收缩到担杆列岛海域。不久，这些舰艇又撤往台湾，只留下“广东突击军”一部孤守担杆列岛。8月3日15时，解放军参战部队一举攻占担杆岛，俘国民党军上校以下官兵140余人。8月4日，又进占佳篷列岛和直湾岛。至此，万山群岛宣告解放。
万山群岛战役，从1950年5月25日到8月4日，历时7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其中俘虏192人；击沉国民党军舰4艘，击伤12艘；缴获舰艇11艘、火炮14门和大批军用物资。万山群岛的解放，清除了台湾国民党在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但国民党海军舰队并没受到重创。
至此，蒋介石可调动之兵力悉数收缩到了台湾本岛。
“台独”分裂祖国的政治主张，与国际上“台湾地位未定论”、“一中一台”等主张遥相呼应，并长期得到国际间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的支持。
1．“台独”的起源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大量的史籍证明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可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祖国大陆间有台湾海峡相隔，交通不便。历史上，台湾又长期作为荷兰、葡萄牙和日本的殖民地，与祖国数次断绝过联系。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的黑暗腐败统治，引起了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屠杀台湾同胞，造成了部分台籍人士对祖国的不信任感。部分与日本、美国等有密切联系的台籍人士开始策划“台湾独立运动”，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建立独立的“台湾国”。
“台独”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初。当时驻扎在台湾的部分旧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以少壮派军官牧泽义夫、宫中捂朗等人为首，勾结台湾士绅林熊祥、许丙等，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抗拒中国政府接收台湾。这一事件后来被制止下来，参与此阴谋的林熊祥等人，分别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的罪名被判徒刑。“台独”计划第一次胎死腹中。但少数对台湾依依不舍的日本人并不死心，继续联络台湾汉奸，秘密创立台独组织，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日本投降后，美国势力迅速涌入台湾。美国对战略地位重要而又物产丰富的台湾宝岛早已垂涎三尺。以乔治·克尔为代表的部分美国人主张由美国托管台湾。1946年夏，克尔、摩根等人率领10名日本翻译，搞了次“台湾民意测验”，得出所谓“台湾人不愿受中国管而愿受美国管”的结论。一时，这种谣言传遍全岛，说蒋介石要把台湾交给美国以偿还战债或作为大宗新军援的担保，这实际上是美驻台人员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美国驻台官员曾表示“台湾如愿脱离中国的统治，美国可以帮忙”。8月，美国特使魏德迈到台湾考察之后，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称：“我们看到一些征象，就是台湾人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和联合国的托管，他们惧怕中国的中央政府企图把台湾变为支持其摇摇欲坠的腐败政权的基地，我认为他们这种惧怕是有充分根据的。”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蒋介石的抵制，美国托管台湾的企图一直没有得逞。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溃不成军，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指日可待。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月19日向白宫递交了一份《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立场报告》，该报告建议：
“美国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台湾）和佩斯卡多尔（澎湖）群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岛屿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
具体可供选择的方案有4种：
“（1）与国民党谈判，使之同意由美国直接占领台湾；（2）与国民党签订协议，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或基地’；（3）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4）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
1949年2月，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代表美国政府前往台北，企图说服台湾省主席陈诚与当时在台湾训练新军的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联手，在台湾另立政权，对蒋介石则视为“政治流亡者”，允许其在台“避难”，或由美国安排前往第三国。此建议遭陈诚、孙立人的拒绝。此后，又有美国人提出台湾由联合国托管，或组成美国人、国民党人和“台湾人”的联合政权等主张。这种种设想，充其量只是不了解中国的少数美国人的一厢情愿，不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答应，全中国人民不答应，甚至也遭到美国国内人士的强力抵制。
1949年底，杜鲁门政府决定对台湾采取静坐观望的“袖手政策”。
2．制服“台独”分子廖文毅
由此，从40年代下半期起，在日本和美国种种分裂中国的阴谋的影响和支持下，中国第一代台独分子粉墨登场，其中以廖文毅最为著名。
廖文毅，英文名Thomas Liao，美国人亲切地称其为“汤玛斯·廖”，台湾云林县人，其家乡是“台湾有数的几个大财主之一”，属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高等台人”，父母笃信基督教。他早年曾在日本读中学，20年代，廖文毅与其兄廖文奎被父母送往美国留学，廖文奎取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廖文毅则获得密执根大学硕士学位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博士学位。1943—1944年间，美国为在台湾建立“军事临时政府”而培训了近千名“预备行政官员”，廖文毅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美国此计划破产，廖文毅回到台湾做化学工程师，廖文奎则前往大陆，在大学教书。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廖文毅的“美国背景”，曾提名他任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廖对“公共汽车管理”不感兴趣，而投身于所谓“公共政治教育运动”，实际上秉承美国人的意旨，周游全岛，四处抛售“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应把台湾交美国托管”等谬论，并且创办了“台湾民族精神振兴会”等组织和《前锋》杂志。
1946年4月，廖文毅竞选“国民大会代表”。据其好友乔治·克尔称，选举揭晓时，廖获得“足够当选的票数”，但当局称其得票的一部分“笔迹不完整”而宣布其落选。实际上，仅是有一票中“毅”字少了两点而被判废票。此事彻底打消了廖通过国民党的官僚阶梯向上爬的企图，他更加一意孤行，专心于台独活动。
1946年9月，廖文毅、廖文奎合伙创办英文刊物《台湾杂志》，共刊出37篇文章，其中34篇是谈论美国问题的。通过此杂志，廖氏兄弟开始以“台湾人”的名义向国际社会散布“台独诉求”。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廖文毅参与其事，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廖文毅跑到上海与廖文奎会合，继续从事台独活动。8月，廖氏兄弟向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了一份“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台湾应先脱离中国，转交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后来魏德迈向美政府提出的报告即以廖氏兄弟的意见书为依据。
同时，廖氏兄弟串联若干台湾人士，在上海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提出5点基本主张：（1）处理台湾应与处理朝鲜完全相同，台湾成为“独立国”一事，应获得美国援助；（2）联合国应调查中国于二战结束后接管台湾以来的处置不当处；（3）台湾人民系混血种，与其任何邻近国家并无必然联系；（4）台湾在日本人手中备受折磨，故应出席对日和会；（5）决定台湾前途的民主方法为由联合国监督举行公民投票。
9月，廖氏兄弟害怕国民党缉捕而逃往香港，“台湾再解放联盟”总部也由沪迁港，廖文毅自任主席，俨然成为台独的盟主。廖文奎不久病死。
1948年5月，廖文毅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众联盟”，并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但台独分子在香港受到共产党、国民党及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夹击。在民心思汉的大趋势下，台独鼓吹分裂国土，受到人们的鄙视，廖文毅等在香港也难以立足，乃挟其“台湾再解放联盟”和“台湾民众联盟”总部迁往日本并得到日本支持。这时，岛内台独人士也慑于国民党的追捕，纷纷逃往日本。日本取代香港成了台独分子的大本营。
廖文毅在日本不断给国际要人写信，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美国国会议员塔夫脱等，请求联合国尽速派兵占领台湾，对台进行托管，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台湾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未来主权归属和统治形态。廖的一系列行动得到日本和美国右翼的支持。1949年底，廖文毅宣布已组织一支“台湾解放军”，似乎不久就能来乘坐洋人的军舰，打回老家去。
然而，峰回路转，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突然改变，杜鲁门宣布“袖手政策”，这使廖文毅失去了强大的后台，台独前景更显暗淡。不仅如此，美国还出于利益考虑，对廖文毅突然翻脸，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将其关进监狱。
可见，在国民党退台以前，蒋介石或者不愿承担分裂祖国的罪名，或者想以台湾作为与美关系的杠杆，始终对台独嗤之以鼻，坚决镇压之。台独在海内外既没有市场，也没成什么气候，对蒋介石政权也构不成直接威胁。
国民党退台以后，“台独”主张则直接威胁到蒋介石政权的生存空间。因为实现“台湾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将国民党赶出台湾。若承认台独主张成立，国民党就成了外来的侵略者，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加之，台独的总部虽设在国外，却不断派人潜回台湾，进行反国民党宣传，挑拨台湾籍人与大陆各省籍人的关系，有些激进的台独分子还在岛内进行爆炸等破坏活动，这对动荡不安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在全国范围之内，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敌人除了中国共产党外，就是“台湾独立运动”组织，蒋介石对台独分子恨之入骨，台独也一度成为蒋介石镇压台湾人民反抗的一顶大帽子。对反对国民党的人，若是由大陆迁去的，就会被说成是“共党匪谍”，若是原籍台湾的则被扣上“台独”的罪名。
再说廖文毅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被关在监狱里一愁莫展之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断然抛弃“袖手政策”，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为国民党在台湾撑起了保护伞。在美国眼里廖文毅又有了点价值，很快廖被释出狱。蒋介石要求引渡廖回台，美国拒绝了蒋的要求，并主动欢迎廖去美国，但廖考虑到其大本营在日本，最终选择了留居日本。
此后，在五六十年代，美国继续鼓吹“台湾地位未定”、“中台国”、“一个半中国”等种种论调，其实质是分裂中国。而日本追随美国，更是起劲地为台独呐喊助威。在美日的支持下，廖文毅纠集一些与美日关系密切、在“土地改革”中丧失了土地、对国民党不满的旧式地主和留学生继续其活动，这些人的“美国情结”或“日本情结”远胜于“台湾情结”。
1951年，廖文毅与吴振南、郭泰成等在东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标榜反蒋、反共、亲日，要求在联合国托管下“高度自治”，进而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1955年9月，廖及其同伙在东京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由24名“议员”组成，号称代表台湾24个县市，廖被选为“主席”。据目击者称，参加此会的约100人，其中台湾人仅40名左右，其余皆为日本人。
第二年2月，廖正式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台独的流亡政府，他自任“大统领”，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为日本太阳旗上附一轮新月，“国歌’冲含有日式句子。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日本“试管婴儿”。此后，台独由“政党”升为“政府”，并由日本不断向岛内和美国分化势力。但其组织五花八门，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也不尽相同，且内部涣散，矛盾重重。
为联合各地台独分子更好地“斗争”，1960年廖文毅建立了“台湾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他不断周游世界，到各地宣传台独主张，寻求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并不时派遣人员潜伏来台，从事颠覆活动”。
蒋介石对台独活动的日益猖撅气恼已极，擒贼先擒王，通缉廖文毅，查封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到60年代中期，蒋介石对台独分子的策略稍有变化，在严厉谴责的同时，发出暗示：在共同反共的前提下，可既往不咎，实行合作。在国民党“九全大会”上，蒋介石建议成立由海内外各反共政党团体、人士等组成的“反共建国联盟”。并称：“在反共建国过程中，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期，恢宏襟袍，以与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彦，推诚合作。”在1964年“元旦文告”中，蒋再次向台独分子伸手，提出：“不是敌人，都是同志。”
为了制服“台独先锋”廖文毅，台湾有关部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根据台独组织内部分裂、活动屡次碰壁、经济拮据及思乡心切等具体情况，一方面先派特工打入台独组织内部，接近廖本人，乘机进言，传递台湾当局宽大处理的信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另一方面，又将廖文毅的大嫂、侄儿廖史豪及台独分子数人逮捕，并将廖史豪给廖文毅的录音捎话送往日本：“……叔叔，我母亲患心脏病快死了，我和您的部下黄纪男也被判死刑，即将被枪决，国民党已保证，只要你回台湾，他们不但不追究您的罪行，我们也会马上得到释放，……叔叔，请赶快回来救我们吧！”国民党的恩威并用取得成功，廖文毅思前想后，决定放弃台独主张。台湾当局闻讯立即派高级官员秘密与廖会晤，做出善后安排。1965年3月6日，廖文毅终于同意向国民党当局输诚。
5月15日，56岁的廖文毅从日本返回离别18年的台湾，他发表书面声明，公开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放弃台独活动。并且“他希望过去受他领导的朋友们，也跟着放弃那种错误的主张。”在谈到放弃台独返回台湾的动机时，廖文毅称，是受了蒋介石的“感召”，要“响应蒋总统反共建国联盟号召，剑及履及，离日返台，贡献所有力量为反共建国大业，坚决奋斗。”
廖文毅此举，造成“独立运动一时顿失重心，整个士气遭受极大的打击”。不久，海外许多台独头目和骨干纷起效尤。1966年4月，郑万福解散其“台湾民政党”，返台定居；10日，吴振南宣布解散“民主独立党”返台；1971年，廖文耀、简文介等解散“台湾自由独立党”投蒋；1972年，“台湾青年会”的赞助人辜宽敏、廖春荣宣布放弃台独，回到台湾；同年4月，原“台湾再解放联盟”秘书长、曾担任多种台独组织顾问的邱永汉电宣布“反正回台。”
廖文毅和蒋介石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反共”，被称为台湾当局“最近十年来在政治上成功的一件大事。”蒋介石更是喜不自胜，在廖返台的当天他就表示：“对廖文毅的幡然悔悟，参加反共大业，予以慰勉。”随之，当局宣布，“对廖文毅的通缉予以撤销”。蒋依“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赦免廖文毅的“叛乱罪”，并发还所没收的廖家财产，廖的大嫂、侄儿也获赦出狱。廖文毅对蒋介石的“宽宏大量”感动万分。台湾“中央社”在播发这条消息时特说：“今后凡迷途知返，愿为国效力者，据悉均将获得自新之路。”
廖文毅刚刚返台，蒋介石就想见见这个“台独英雄”，后来意识到这样急不可耐地与一个昨日政敌见面，有失尊严，遂延宕了一些时日。7日，蒋召见廖文毅，询问他返台后的生活情形和家人的近况，并自豪地告诉廖，他已把台湾建成了“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也就是我们今后反攻大陆，复国建国的准据。”
是年年底，廖文毅被任命为“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文水库是台湾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预算投资台币60亿元，主任委员为台湾省主席黄杰，所以，廖文毅的这个职位也没多少实权。
3．对“台独”势力毫不手软
廖文毅的招降，使海外的台独势力元气大伤。60年代末，日本的台独组织已江河日下，台独大本营的地位已发生动摇，台独运动的中心渐渐转移到岛内和美国。
对于岛内的台独活动，蒋介石历来毫不手软，他决不会让眼皮底下翻船。对于岛内大大小小的台独小喽罗，一经查知便一网打尽。因此，岛内、岛外的台独案件接连不断，被捕判刑的台独分子数以千计。其中较著名的有：
“台湾共和党案”：1959年底，台湾当局侦知高雄人黄阳辉接受廖文毅等的指令，秘密在台湾南部组织“台湾共和党”，并计划准备短期内在台湾各地发动小规模骚乱，激发台湾青年“民族意识”。同时，准备以10年为期，在军队中串连台籍士兵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事情败露后，黄阳辉等涉嫌人员30多人被捕，叶呈祥、叶江水、孙荣灿、俞姬填等被判重刑。
“廖启川事件”：1960年上半年，台北市商人廖启川联络孙秋源、蔡国铿等，准备“以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以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他们举行秘密集会，筹募经费，组织敢死队，积极准备在台北、桃园、基隆等地举事。1961年9月，事机泄露，廖启川、孙秋源被捕。第二年，廖启川、孙秋源各判12年徒刑，蔡金铿被判8年，其余涉嫌人员判2—5年有期徒刑。
“苏启东叛乱案”：此案与廖启川案有一定牵连。1960年底，云林县议员苏启东伙同嘉义县张茂钟、詹盖仁及部分驻防士兵，密谋成立“武装别动队”，并提出“政变须以军队为主，而军队又以装甲部队为中心，所以特别要注重争取装甲部队”的方针，计划3月9日晚起义，袭击军营。但当十几人按计划到达聚集点之时，又临阵退缩，害怕寡不敌众而停止行动。此后他们秘密与台北方面的廖启川取得联系，积蓄力量，同时行动。1961年9月，台湾警方在全岛范围内突然出动，逮捕苏启东等嫌疑犯300多人。1963年作出判决：苏启东、张茂钟、詹益仁等被判无期徒刑，其他涉嫌人员被判2—15年不等徒刑。此案受刑人数达50人。
“高雄军校学生台独运动案”：1962年，高雄炮兵学校候补军官第十三期学生施明德、陈三兴等，串联陆军军官学生蔡财源、吴炳坤和台湾大学法律系学生黄自得等，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以“推翻国民党，建立台湾民主共和国”为宗旨，并分别在台中、高雄等地区发展力量，联络人员达200多人。1962年7月，台湾“警备司令总部”以“叛乱罪”逮捕施明德等骨干成员30余人。施明德、陈三兴被判无期徒刑，蔡财源等各被判半年至12年有期徒刑。
“同心社事件”：侨居印尼经商的台湾屏东人陈志雄在日本加入廖文毅领导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后，被任命为该组织驻东南亚巡回特使。1962年6月，陈涉嫌台独活动被捕，不久因证据不足而释放回屏东。在屏东，陈与戴村德、萧坤旺等密谋成立台独组织。1962年底，陈志雄写给戴村德等人的信件被国民党特务截获。信中透露，美国将更换驻台“大使”，台独有望，并要组织“同心社”，为“推翻腐败的国民党而斗争。”陈志雄等人被捕。1963年10月，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死刑，戴村德、萧坤旺各判6年有期徒刑。
“台湾民主共和国革命案”：1964年4月，台北吴明丸和基隆杨国大等人在金门劫取蒋军枪支弹药，准备起义，建立所谓的“台湾民主共和国”。经人告密，相关人员被捕。吴明丸、杨国太被判死刑，同案60余人处不等的惩罚。
“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案”：1964年9月20日，台大法律系教授、原被捧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彭明敏，联合他的学生、《今日中国》编辑谢聪敏，“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魏廷朝等人起草了《台湾自救宣言》，该宣言约2800字，开宗明义即断言：
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蒋政权只靠美国第七舰队苟延残喘，我们绝对不要被“反攻大陆”这一厢情愿的神话蒙住眼睛，走向毁灭的路上去。第七舰队一旦撤退，蒋政权在数小时内就会崩溃。“反攻大陆”云云，只是蒋介石用来维持非法政权和压榨我们的口实罢了。……十余年来，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国家。……我们的目标是：（1）确认“反攻大陆”为绝不可能，推翻蒋政权，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2）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国会，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3）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联合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邦交，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宣言写好后还没来得及散发，1964年10月，台湾“警备司令总部”宣布彭、谢、魏三人被捕，1965年3月，台军事法庭判决谢聪敏10年有期徒刑，彭明敏和魏廷朝8年有期徒刑。不久在国际各种势力的压力下，彭获“特赦”，其余二人刑期减半。
“林水泉、颜尹漠事件”：台北市议员林水泉受日本的台独分子辜宽敏的指使，在台搜集情报、分发宣传品，并秘密联络颜尹谟、吕国民、张明彰等人秘密筹设“台湾独立联合战线行动委员会”。1966年3月，颜尹漠、吕国民等人以该委员会名义，散发“建立台湾共和国”、“台湾独立斗争决战书”、“三不三唯宣言”等台独文件，并多次集会，组织“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张明彰、陈光英等被选为“中央常委”，而陈光英实为调查局的内探。1966年底后，该组织与日本台独分子往来密切，并计划在台湾炸水库、桥梁、油厂及暗杀国民党上层要人。台警方对此了如指掌。1967年8月20日，台湾情治单位突然下手，逮捕了林水泉等247人。1970年8月做出判决：林水泉、颜尹漠、吕国民等处于15年有期徒刑，张明彰等人被判2—10年不等徒刑。
“台湾大众幸福党事件”：1965年9月，宜兰县陈泉福、黄英武、林树枞等人组成“台湾大众幸福党”。因与林水泉、颜尹谟案有牵连，1967年该组织成员全部被捕，分别处以2—12年不等徒刑。
“纽约刺蒋未遂案”：1970年4月，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美。4月24日，在纽约布拉萨酒店门前，“台独联盟”成员郑自才、黄文雄乘蒋出席宴会之际，图谋行刺。在蒋经国下车进入酒店正门之时，黄、郑二人从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黄文雄刚拔枪欲射，美国警探眼疾手快，将其手腕托起，子弹向空中射出。黄文雄未及射第二枪即被打倒在地。与此同时，刚有动作的郑自才也被警卫制服。此案发生后，“台独联盟”宣称黄文雄、郑自才的所作所为是“台湾民族英雄的除暴义举。”当有记者问蒋经国有何感想时，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拘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将他们释放。”
对于发生在美国的台独分子行刺事件，根据国际法惯例，台湾当局没有权利直接审判。事后，黄文雄、郑自才分别被保释出狱。
“美国在台机构被炸案”：1970年10月12日，台南市美国新闻处被炸，次年2月5日，台北市美国花旗银行被炸。涉嫌此案的台独分子20多人被捕，谢聪敏、魏廷朝因出狱后再次作案，分别被判15年、12年徒刑，其余人员各有惩处。著名作家李敖被诬指为“台独联盟”成员被判10年。
“台湾独立革命军事件”：移居巴西的台湾人温连章参加日本“台湾独立革命军”，1971年10月，他返回台湾，陆续吸收姜启我、林国祥、张世明等人参加组织，准备进行恐怖活动。1972年3月，温连章及其同伙试制炸弹成功，这时，张世明告密，温连章等人被捕，分别处以5—12年有期徒刑。
“郑评事件”：台湾面包店业主郑评在日本参加“基督教反共联合会”并加入台独组织。回台后，他吸收游进龙等13人参加台独组织，并准备进行暗杀、攻占军事据点等活动。1973年10月，因人告密，郑评等人被捕。台军事法庭判郑评为死刑，其余也严加惩处。
总之，自50年代中期以后，台独在岛内活动就日趋频繁和猖獗。台独分子虽多系乌合之众，斗争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组织领导，但在美、日等海外势力的支持下，他们谋求“台湾独立”、反抗蒋介石白色恐怖的呼声日益增高。一些“台独老斗士”屡捕屡释，屡释屡捕，其“斗争业绩”数不胜数。蒋介石在台主政时期，不管他是不愿看到中国分裂也好，还是妄想“反共复国”也好，他始终对台独采取打击策略，台独在台湾也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公开的生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