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渝期间，宋庆龄和孔祥熙除了礼仪上的接触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工合”这个字眼了。而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亦最能表现他这个人的人生哲学及其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可谓是其沽名钓誉的杰作了。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的一项生产自救的经济救亡运动。宋庆龄后来成为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的美称。
“工合”的发起人是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他当时在上海，亲自参加和目睹了“八·一三”上海抗战及日军对沿海工厂狂轰滥炸的情景，便产生了组建“工合”运动的构想。当时他说：“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会动员后方的人力和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以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
美国记者斯诺称“工合”为“游击工业”。即利用沿海工人的技术，鼓动生产性救济，开办数以千计的小型、半移动性的合作工业。
艾黎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1937年，在武汉就成立了以艾黎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共同拟定了一个旨在“引进外援、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计划，目的是动员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敌占区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这件事本来和孔祥熙没有必然联系，孔祥熙当时正忙于协助蒋介石确立战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和调整经济政策等“国家大事”，对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发的生产自救运动无暇顾及。
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该你得到的你想得也得不到，该你得到的你想躲也躲不开。
“工合”运动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他们觉得，要想使这项利于抗战、利于人民的事业长久地坚持下去，除了要取得国际援助外，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于是卡尔大使便将“工合”计划交给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而宋庆龄则把“工合”的情况介绍给了宋蔼龄和宋美龄。
上海失陷后，宋氏三姐妹在香港同住了一段时间，那是对她们幸福而又难忘的一段岁月。抗日战争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国共的再次合作，使她们（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之间因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出现的裂痕暂时得以弥合。特别是宋蔼龄，她是大姐，总想以一种大姐的身份说服宋庆龄来到她的身边。但在抗战前的上海，虽然她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却形同路人。所以当宋庆龄提出利国利民的“工合”运动时，宋蔼龄和宋美龄自然都要积极地响应了。
宋蔼龄在抗战前就在上海办过几个实验性质的救济性工厂，“工合”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国难当头，她极愿意做一些既合她身份、又能实际帮助抗战、同时又扬名的“实绩”；她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把宋氏家族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
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和宋蔼龄却截然相反。其一是“工合”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工厂或小作坊，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垄断，无大钱可赚无大利可图，对四大家族和各大垄断财团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二是这些小企业或小作坊打的都是抗日的旗号，肯定要来贷款借钱，找他的麻烦；其三是眼下是国共合作，“工合”弄不好会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他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恨到骨髓里去的，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半点也不能干。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人讨厌就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就有人赞成。孔祥熙对“工合”的事反应冷漠，关于“工合”的报告他能推就推，有时甚至看都不看。宋子文却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宋子文支持“工合”，与其说是热心抗战，还不如说是热心和洋人交往。因为宋子文发现，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兴趣。可因势利导，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声誉，趁机作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表率。
英国大使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响应使蒋介石、孔祥熙不得不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并表态说财政部将提供500万元做为“工合”的开办费。
但从1937年12月卡尔向蒋介石转交了“工合”计划、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创立“工合”后，到1938年7月，8个月过去了，“工合”的具体成立日期还没确定下来。孔祥熙答应的拨款500万元也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
宋庆龄对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宋蔼龄和宋美龄也着起急来，她们深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像这种和他们的根本利害无关的事你不去催不去办，就可能永远办不成。
宋蔼龄和宋美龄实在沉不住气了。孔祥熙的拖延实际等于给她们的脸上抹黑。在香港，她们一直在宋庆龄面前说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好话，说他们如何坚决抗日，如何爱国，对“工合”事业也绝对赞同。哪知艾黎等人的计划如同泥牛入海，她们不能坐视等待下去。
宋美龄从香港赶到武汉，恰巧孔祥熙正主持由各路财神参加的讨论“工合”成立的会议。一问得知这种会议已开了数次，都是议而不决。这次会议也从上午开到现在，连“工合”理事的人选还不能确定下来。宋美龄不由怒从心头起。她闯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孔祥熙、艾黎和端纳说：“你们跟我出来！”
孔祥熙一见宋美龄脸色煞白地闯了进来，不知有什么大事。看了艾黎、端纳一眼，乖乖地跟着宋美龄走了出来。在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宋美龄对孔祥熙说：“你已经毁掉了我的很多计划，但这一次你毁不了。你必须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拨款。”
自从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以来，宋美龄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庄大方，美丽得如同天使一般，也从未对他发过脾气。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这天下能让他害怕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宋蔼龄虽让他退让，但他从本质上不怕宋蔼龄。但宋美龄不同，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宋美龄并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龄毕竟是蒋的夫人。
宋美龄这一吵一闹，就像给“工合”打一支催产剂。1938年8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后，终于在武汉诞生了。孔祥熙担任了理事长，宋子文为领导委员会常委，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宋蔼龄为顾问。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有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和俞鸿钧等人参加。共产党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参加。民主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于斌等人。沙千里和胡子婴还担任了推进处的处长和副处长。
孔祥熙虽然担任了“工合”的理事长，但自知是个挂名，并不能左右和影响“工合”，也捞不到多少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所以他以抗战期间经费紧张为由，只在“工合”成立伊始给了20万元，以后就再也不拨了。
原来计划500万，现在只给了20万，缺口太大，“工合”运动很快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原来设想的一些计划不仅不能实现，连“工合”总部的正常活动经费都出现了困难。一些原来想在“工合”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离开了“工合”，艾黎沮丧地给斯诺写信说，我快破产了，我的人离开了我。
宋庆龄、艾黎、斯诺等人认识到，“工合”运动要想真正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基金，而不单是依靠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为此他（她）们决定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筹款机构。这些想法得到了宋蔼龄、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的支持。经过努力，‘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刻着手进行在国际间的宣传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纽约，筹建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的夫人担任了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书，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罗斯福总统对“工合”十分关心，多次询问“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罗斯福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工合”运动的关注，并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工合”运动发展的详细情况的报告。罗斯福总统夫人还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著文，指出“中国人民就工合运动，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我本人对此极应予以赞助。盖中国之胜利及其经济的建立，将可保证远东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间之交换自由。”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参观了“工合”企业，对中国“工合”运动给予支持和赞赏。由于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抗战期间，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华侨通过“工合”促进委员会，共对华援助300多万美元。
此外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宋庆龄在伦敦等地的筹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些涉外的募捐筹款活动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日军的入侵毁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经营多年的工业和金融业，使宋子文对抗日有着比较坚定的决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金融大权，他宋子文没有发言权，极想通过发展民间的工业来扩大自己影响和势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运动是宋庆龄极力推荐和发起的，他和宋蔼龄一样，想通过抗日战争--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来圆宋家团圆的梦。因此在许多关键时刻，宋子文都坚定地站到了维护、支持“工合”运动一边。这和孔祥熙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合”运动在国内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百月间，在香港举行的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陈氏兄弟和CC派对“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陈氏兄弟之间的冲突。当时，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人了这场冲突之中。
“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于1937年首倡的。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以支援抗战。为了使这项活动能长期地开展下去，并且范围更大、影响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会确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员会发售餐券一万张，每张二元，买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饭。整个活动得到的捐助将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扩大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当时香港总督虽因故未能来，却写来了贺信由罗文锦律师在大会上宣读，给这一运动以有力的支持。香港总督在信中说“‘一碗饭运动’是一项弘扬正义、激发善举的运动，相信它在香港会和在英美一样成功。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援救侵略战争中的遇难者。凡有爱国之心、凡属血气之人，均应引为己任。”接下来，宋庆龄等也纷纷发言和致词。路易·艾黎还放映了他亲赴各地拍摄的影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自救的动人场景。在大会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宋庆龄捐赠的孙中山先生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顷刻间，这些珍品便被销售一空。
8月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举行，为期3天。而这时，不算捐款捐物，仅捐助的炒饭就达14700碗，超过原来计划的47％。整个香港沸腾了，许多街道两旁的广告牌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碗的模型和画面。人们自发地在市中心街道游行，并喊“多买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公共汽车上也贴出大幅标语：“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全部收入拨交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工作”等口号到处可见，有的饭店还在门口贴出“欢迎来吃爱国饭”等标语。
香港各界群众盛赞“一碗饭运动”，以此为荣，纷纷购买饭券。8月2日和3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市民全家出动，抉老携幼去吃这顿不平凡的炒饭。香港的驻外使节、香港当局的官员、军官也都购餐券去吃爱国饭，原是3天的期限一再延长。
“一碗饭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共募集2．5万元港币，扩大了“工合”的影响，并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一碗饭运动”结束不久，宋蔼龄、宋美龄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发起“保盟”和“工合”联合举办的“嘉年华会”，又在香港开展了。这是一种普及民众的娱乐集会，采取民众联欢的形式。会场布置了各种游艺玩具，同时展销工商产品，其中展出了100余种“工合”生产的产品，类似现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思。
嘉年华会历时三周，每天都有大批人士参加。原定每天上午10时至晚10时，后经各方要求延长到晚12时。“喜年华会”成为“一碗饭运动”后，香港民众爱国抗日的又一个焦点和热点。几十万人次参加“嘉年华会”，不仅扩大了“工合”的影响，还为“工合”募集了大量资金。
“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极右势力的仇恨。CC派头子陈果夫首先对“工合”发难，他派人四处搜寻“工合”支持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证据。然后向蒋介石写了个秘密报告，说“工合”总会和各区负责人有的被“共党赤化”，有的本身就是共产党，如不对“工合”加以控制或改组，于国民党极为不利云云。
对这份报告，蒋介石没有批示，但却叫侍从室带话给陈果夫，要他拿出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解决办法来。蒋介石知道，“工合”虽有共产党和“左派”参加，但折腾得最凶的却是宋氏三姐妹和一些英国人美国人，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好轻易采取得行动的。陈果夫对蒋的意思心领神会，便以为适应抗战新形势为由，提出要在国民党内新设立一个“合作社管制局”，名为加强对民众的领导和引导，实际上就是对着“工合”来的。陈果夫在关于成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中指出：“合作社会管制局为国民党政府的政府机构，对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管理权……”
然而鬼使神差，这件事赶巧让孔祥熙知道了。说心里话，他对“工合”本来是反感的，但无奈宋蔼龄对“工合”却很投入。宋蔼龄办过几个小厂，尝试着通过劳资合作，把工厂办成福利性的“实际工厂”，“工合”运动正投其意。在孔祥熙看来，这纯粹是胡闹，他只能认为那是一种女人特有的表现欲。现在不同了，“工合”越闹越大，共产党也掺合进来，“工合”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而这些，宋蔼龄认识不到，宋庆龄是同情共产党的，可宋蔼龄却把她们宋家姐妹的面子看得比政治都重要。但他对陈果夫也不满，认为陈果夫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你一个组织部长管好组织就得了，什么都想插一脚，成立“合作社管制局”也轮不到你头上。他凭着本能已隐隐感到，陈果夫将来必是他的心腹大患。
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和宋蔼龄通个气。因为共产党虽然是根本威胁，但却毕竟不是直接威胁，而且太远。而陈果夫眼下咄咄逼人，却可能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影响。
果然，宋蔼龄听说“合作社管制局”一事就火了，说“什么合作社管制局，纯粹是红眼病，看见别人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他在一旁坐冷板凳心里不舒服。当初成立‘工合’时你为什么不积极？现在桃子熟了你想伸手了，没门！”
宋蔼龄知道，要阻止这些孔祥照不便出头，因为孔祥熙一出面，就会和陈果夫的矛盾公开化。谁都知道孔是“工合”的理事长，尽管不理事，况且蒋介石对陈的建议颇为欣赏呢。宋蔼龄只好去找宋子文、宋庆龄商量此事，恰巧宋子文在美国访问，她们就给宋子文写信，宋子文一向对陈氏兄弟不感兴趣。在他的眼中，陈果夫和戴笠就是一群流氓，连蒋介石都是流氓。
宋子文接到信后立即给蒋介石、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正在美国活动，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各界对中国“工合”运动很有兴趣，极愿为此投资。但如果“工合”的领导权为陈氏兄弟把持，就会失去美国人的兴趣和支持，失去大量的国际援助。
宋子文的这封信可谓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当时蒋介石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怕共产党发展；二怕失去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因为陈立夫陈果夫得罪了美国人是得不偿失的，虽然陈氏兄弟是一片忠心。因此他大笔一挥，在陈果夫于建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上批了“暂缓办理”4个字。
孔祥熙和陈果夫就是这样，既勾结又争夺。有共同利益时，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利益不同时，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工合”的问题上，他们可谓表现得尤为突出。
“合作社管制局”虽然没能成立，但陈氏兄弟对“工合”的报复由此却变得变本加利。孔祥熙一看陈果夫争权的计划破产，就又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工合”，使“工合”运动再次面临困难的处境。
陈果夫通过CC派和军统戴笠的配合，对“工合”大搞特务活动，不断以“通共”的罪名迫害“工合”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从1939年到1945年，仅西北“工合”办事处，他们就逮捕、关押了30多人。“皖南事变”中，不仅叶挺被俘、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遇难，当时皖南茂林的“工合”事务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
更有甚者，他们对“工合”运动的发起人、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也下了毒手。他们先是捏造罪名，说艾黎是第三国际打人中国的间谍、特务，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非法活动”，并扬言要将路易·艾黎逮捕移交军事法庭。
恰在当时，国民党极右势力和顽固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到处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袭击八路军、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这个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宣布路易·艾黎在他的战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扬言要将艾黎逮捕后驱逐出境。
艾黎尚且如此，“工合”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但由于宋庆龄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还担任着“工合”的领导，蒋介石还不敢取缔“工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工合”国际委员会便迁往成都，继续开展工作，但影响和规模较之以前已缩小了许多。
发生在抗战初期的中国“工合”运动，是一场在爱国民主人士领导下，在共产党影响下，对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进行的“人民战争”。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著的。据1942年7月“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各区“工合”办事处共设立了72个事务所，组织工业合作社3000余个，社员3万余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社员股金600万元，总会和银行贷款8000万元，国际援助500多万美元。1938年到1945年底，“工合”共获捐款和贷款1．8亿法币，i业合作社遍布全国16个省市。
“工合”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无数热爱和平。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国际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合”运动团结了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手工业工人，调动了他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并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为解决战时的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年“工合”运动亦对陕甘宁边区大力支援，并因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私援助，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工合”运动的伟大与不朽。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合”运动的合法性派遣党员去国统区开展工作，既推动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又向广大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既扩大了影响，也团结了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