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锣密鼓施压力，华军滇西大出击；
风云突变豫湘桂，再承重任挽危局。
话说史迪威虽然集中全力投入了中国驻印军的缅北作战，但同时也一直关注着云南中国远征军的行动。在他原来设想的作战计划中，驻印军和远征军是应该一同发起进攻的，这样就能对缅北的日军形成钳形攻势，更快地打通中印之间的地面联系。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在驻印军和远征军的整训与装备工作上花费了巨大精力。但是，开罗会议以后，英国人收回了向孟加拉湾派出海军力量的承诺，蒋介石便以此为由断然拒绝出动中国远征军入缅，史迪威只好率领驻印军开始了孤军奋战。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推动蒋介石尽快派出远征军的努力。
早在开罗会议以前，远征军就发生了令人棘手的问题。原任司令长官陈诚团日军进攻宜昌，赶赴湖北前线指挥作战，随后便不肯再回远征军任职。他所称的身体有病固然也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何应钦在补充兵员和给养等问题上对他处处掣肘。司令长官一职空缺达5个多月，直到1943年11月，蒋介石才同意由卫立煌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11月11日，史迪威在重庆会见了卫立煌。他虽然对卫立煌不甚了解，但在华多年也有所耳闻。卫立煌是一位强干的军事将领，人称“卫百胜”。他曾为蒋介石的“剿共”建立殊勋。蒋介石为了奖赏他，特把安徽省和河南省交界的一块地方划出来定名为立煌县，这在国民党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荣誉。抗日战争时期，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却与辖区内的八路军相交甚密，由此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1942年1月，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军衔，免掉河南省主席之职，实际被解除了兵权。此次重新起用，才恢复了上将军衔。
史迪威在任驻华武官时，曾认为卫立煌富于进取精神，有鲜明的个性，是所有战区司令长官中最有能力的一位。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由卫立煌执掌远征军。在那天会见时，“我对卫讲了我对他的期望，他保证马上干起来”。卫立煌没说空话，他上任之后，很快就把设在楚雄的远征军指挥部，迁到了距怒江前线约70公里的保山。
12月19日，史迪威正准备离开重庆赴缅北指挥作战，但仍为远征军能否投入对日作战感到焦虑不安。这一天，他给马歇尔发去一封电报，建议由总统出面，以美国的信用贷款、租借物资和空中支援为条件，“力劝”蒋介石派遣远征军出击缅北。马歇尔立即把这一建议转告罗斯福。
这时，罗斯福已初步改变了对蒋介石和陈纳德鼓吹的“空中战略”的看法，而更接近史迪威的观点。因为陈纳德的航空队并没有像他吹嘘的那样“击败日本”，蒋介石又总是在对日作战上推三挡四。他多少意识到，蒋介石推崇陈纳德，明显包含着保存国民党军队实力的意图。因此，他基本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
12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希望他能尽一切力量履行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派出远征军参加缅北作战。他还寓意深长地指出：要挽救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困境，“美国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帮助中国尽快打通地面交通线”。显然，罗斯福已经把地面作战放在了优先地位。
3天以后，蒋介石复电罗斯福，仍然坚持以英国出动海军为“先决条件”。他毫不退让地说：“缅战为中国生死存亡问题，如无南缅大军登陆协助，则驻滇部队入缅作战，只是自取灭亡。此种计划，余实不能同意。”
接到蒋介石的回电，罗斯福直接体验到了这位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顽固态度。他开始觉得，史迪威、马歇尔和史汀生所主张的对蒋采取强硬态度和对美国援助提出附加条件的要求，或许是有道理的。他决定试一试这种方法。
在12月29日的电报里，罗斯福尽量绕着弯子对蒋介石说：“计划运往中国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事教官，是为支持远征军参加缅甸战役准备的。如果该部队近期不能投入作战，这些物资对敌人的充分打击作用必将延缓，因此，目前应避免浪费有限的运输力，去安排这些物资的运送。”
电报发出后，过去了半个月，蒋介石根本置之不理。
史迪威通过在重庆司令部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得知了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注意到了总统态度的变化，立即要赫恩转告中国方面，如果远征军还不投入缅甸作战的话，罗斯福总统可能会改变对中国的关注，他会认为中国人自己根本就不关心打破封锁问题。但是，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
1944年1月14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态度更加明确、措辞更为强硬的电报。他指出：“我们应当集中所有的力量，采用一切手段，全力推进军事作战，以支持中印公路计划。”“如果不能使用云南部队，显然我们将暂时中止通过有限的交通线给这些部队运送紧急物资，并将削减在印度不断积压起来的物资，除非这些物资被用来打击敌人。”
但是，蒋介石也毫不示弱，两天以后，他用近似最后通牒的语言，给罗斯福发出一封回电。他在回电中把推迟缅甸作战的原因归咎于英美把两栖作战的装备器材全部集中到欧洲战场，说这刺伤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他提出，除非美国向中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否则中国方面将从1944年3月1日起，不再向驻华美军部队提供食品和住宿。
蒋介石的来电深深地触怒了罗斯福，陆军部根据总统的意见起草了一份更为强硬的回电，并得到罗斯福的同意。但是，国务卿赫尔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会导致中美两国的公开冲突，造成两国关系的破裂。罗斯福只好退缩回来，暂时避开了这个问题。美国人的退让，使蒋介石在坚持他的要价上更加有恃无恐。
3月8日，驻缅甸日军向英帕尔发动进攻，阿萨姆邦的形势发发可危。同时，日军主力集中到缅甸西部战线，也给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发起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史迪威致电蒙巴顿，建议由两国首脑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立即出动远征军入缅作战。同时，史迪威也致电马歇尔和陆军部，提出了上述建议。
3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详述了缅甸战场目前的形势。他认为，云南远征军的当面之敌只有日军第56师团，而且难以得到增援，这正是中国军队出击的好机会；同时，也可以支援史迪威向密支那的作战和英帕尔的战场。他希望蒋介石“充分考虑和认清当前形势，命令云南部队抓住大好时机，共同推进对日作战”
3月28日，史迪威从缅北战场赶到重庆，试图说服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给罗斯福发去了回电，断然拒绝出动远征军。蒋在电报中说：“7年的抗战，消耗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和军事力量，如果坚持要它做超出能力的事，将会招致灾难性后果，其结果不仅会严重影响云南和四川，而且会影响这个战区的整个形势。倘若此事发生，日军将侵入云南和四川，新疆的叛乱和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将会取得新的进展，他们将推行把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计划，这将使我们的政府无法在这场世界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盟国也将失去在东亚抵抗日本的作战基地。”“我认为，只要我们的防线没有得到充分的加强，我们的主要兵力就不能从云南发起进攻。”
罗斯福在白宫的地图室里接到了蒋介石的回电，他抬头凝视着几天来一直关注的缅甸战场形势。地图上的彩色符号清楚地显示，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2个师，像一把利箭插入缅北的胡康河谷，日第18师团退入孟拱河谷作拼死抵抗；日军主力3个师团黑鸦鸦一片冲向印度的英帕尔，威胁到阿萨姆的空运司令部和利多基地；中缅边境只有日军第56师团，且有1个联队已向缅北第18师团增援，云南的中国远征军11个师竟坐视不动。他不解地摇摇头，陷入了沉思。
史迪威的电报一封封地飞向华盛顿，“乌克鲁尔陷落”，“英帕尔被围”， “科希马危机”……
不能再让蒋介石拖延下去了。4月3日，罗斯福亲自口授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几乎字字句句都包含着温怒和警告：
“日军对英帕尔的进攻，直接目标就是切断向中国运送物资的交通线。如果日本人的这一企图得逞，他们下一步就能集中力量对付利多的驻印军，而后就会轻松地转向你的远征军。……当缅甸西部和阿拉干海岸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萨尔温江（怒江）前线却依然保持平静，其结果是，日军第56师团已经转移兵力，去对付史迪威向孟拱河谷的进攻和远程突击部队在缅北的威胁。我确实无法理解，你的用美国武器装备的远征军，会不能对付实力业已削弱的日军第56师团。我认为，时候到了，不要再拖延了，立即出动你的第71军部队，夺取腾冲一龙陵地区。……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一直在装备和训练远征军部队，就是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支部队不用于共同的事业，我们为空运装备和提供教练人员所付出的最热情而广泛的努力，就不能证明是有意义的。……我切望你能行动起来。”
当罗斯福的电报传到重庆时，蒋介石奇怪地“病了”。一切事情由宋美龄出面，与史迪威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周旋。
为了使总统的要求迅速得以实现，马歇尔于4月7日致电史迪威：如果远征军还不采取行动，就停止提供租借物资。史迪威立即把马歇尔的意见转告在重庆的赫恩将军，并对他说：“我完全赞同乔治的意见。如果我们再三催促，蒋介石还是一味推托不付诸行动，我看一吨物资也不要给他们。我的意思是，停止向所有的中国军队供应物资。”
4月10日，赫恩根据史迪威和马歇尔的指示，正式通知中国军政部，由于中国远征军不能投入对日作战，决定停止向该部队供应物资，当月的734吨物资移交美国第14航空队使用；同时，取消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约，将该公司的租借飞机转给阿萨姆的美军空运司令部。
这一举动着实刺痛了蒋介石，但他继续“生病”，而让何应钦等人出面来挽回可能失去的巨大利益。4月12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会见赫恩将军，保证在48小时之内就出动远征军问题采取“积极措施”，要求暂缓发布停止供应租借物资的命令。何应钦也随后表示，将就此事与蒋介石进行“磋商”。
4月14日，何应钦当着美国人的面正式签署了要求远征军发动进攻的命令，并加盖了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大印。随后，赫恩宣布，恢复向远征军提供租借物资。
美国的租借物资挽回了，何应钦还要挽回点儿面子。同一天，他致电马歇尔，通报了关于出动远征军的决定，并指出：“关于出动远征军越过萨尔温江的决定，是中国方面主动作出的，它是基于我们必须对共同的战争作出自己贡献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外部压力的结果。”
命令下达之后，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和参谋长肖毅肃立即开始了具体的作战准备。根据卫立煌将军的要求，史迪威命令驻昆明司令部的参谋长多恩将军在前方设立了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长官部一起行动，负责在部队训练、交换情报、后勤补给、地空联络等方面为远征军提供帮助。美军人员在远征军的团以上单位设立了巡回教练班，具体执行上述任务。美方还派出战地救护组、野战医院和兽医分队，随同远征军出征，并在重要桥梁和机场配置了美军高射炮连。美军工程部队参加了昆明至保山公路的修建工作。美军第10、第14航空队对作战区域用航空拍照的方法，绘制了精确的地图，并负责在作战中提供空中支援。
5月11日，远征军一支先头部队渡过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的序幕。第二天，远征军主力分两路向龙陵和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发动了全面进攻。
史迪威虽然没有参加远征军的指挥，但他为这支部队的整训和换装，为推动这支部队早日投入对日作战，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当看到这支中国部队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威猛攻势冲向日军阵地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在催促蒋介石出动远征军的艰难过程中，蒋介石反复推托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强调所谓“共产党的威胁”。关于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也确实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而史迪威也一直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这方面的每一个细微动向。
早在1935年至1939年任驻华武官期间，史迪威就注意了解和收集了关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活动情况。1936年，斯诺从北平赴陕北采访之前，曾与史迪威作过交谈，他发现对共产党和红军，史迪威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还要详细。1938年初，史迪威在武汉“曾经用了整整半天时间，与史沫特莱一同讨论和研究了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同时，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他还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虽然当时史迪威主要是从军事情报人员的角度来对待这些事情，但共产党和八路军仍然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1942年出使中国以来，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与以前已完全不同，因此在涉及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当时周恩来就在重庆，近在飓尺，但他从未与之接触过，而且也严格禁止他手下的美国军官与共产党人有任何来往。不过，他心底里对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好感却是抹不去的。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缺乏进攻意识感到恼怒，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要是能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就好了。”回重庆以后，他曾半开玩笑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愿意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蒋介石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1943年9月，他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建议由包括第18集团军在内的中国军队向华北的日军发动一次进攻，并建议对“西北部队应给予充分的供应。”
1944年1月20日，史迪威已在缅北指挥中国驻印军作战，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从重庆飞到新平洋赶来见他。戴维斯交给他一份准备提交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内容是建议由驻华美军司令部向延安和共产党的其他根据地派遣观察组。
戴维斯是史迪威唯一同意可以与共产党人接触的官员，因为他还有另一重要身份——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曾多次与周恩来会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周恩来曾向戴维斯表示，他愿意率领共产党的军队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并建议派遣美军人员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去，以了解八路军的对日作战情况。1943年6月，戴维斯曾就此问题给国务院写过报告，但未得到答复。他认为，这一问题只有请罗斯福总统出面，才能得以解决。
史迪威看了戴维斯的报告，同意把它发给华盛顿。三天以后，一束电波载着戴维斯的报告飞往白宫。报告中说：
罗斯福对戴维斯的报告很感兴趣，因为报告中阐述的理由，正是他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国共两党在战后爆发内战，很可能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冲突；而且，如果万一共产党获胜，中国也会倒向苏联。因此，与共产党建立某种联系，可以加强美国的影响力，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他巧妙地避开了“共产党”、“八路军”等字眼，而是要求蒋介石同意向“华北”派遣美国观察团。蒋介石似乎是摸到了罗斯福的真实意图，他在2月22日回电，表示同意为观察团“提供方便”，但他强调指出，观察团只能去那些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罗斯福没有理会蒋介石提出的这些限制，他在3月2日通知蒋介石，美国方面将在近期派出观察团，但仍然没有涉及观察团要去的具体地区。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根据总统的指示，开始准备观察团的人选。史迪威挑选了一批既懂中文又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担负这一任务。他任命曾在第15步兵团工作的包瑞德上校为团长，并派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做他的政治助手，这两个人都是地道的“中国通”。观察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在华工作多年的军官。他们为观察团起了一个寓意深长的代号“迪克西”。这个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中的“迪克西”指的是当时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南方各州。但是，当观察团准备出发时，却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挠，他坚决反对美军人员到共产党区域去。4月，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劝说他取消对观察团的限制，但仍然被蒋介石拒绝。
为了说服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合作态度，并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团，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赴华访问。行前，罗斯福对华莱士说，希望蒋介石能像“招待一位朋友”那样对待共产党人，“朋友之间不应把事情做绝”。他要华莱士转告蒋介石：“如果蒋委员长不能解决好共产党问题，他这位总统就无法使俄国人和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
6月20日，华莱士来到重庆，随即于21日至24日，连续同蒋介石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的意见，并要求允许美军观察团去延安。蒋介石先是表示拒绝，但后来又改变态度，同意了美国方面的要求。但他提出，美国方面不能和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联合行动。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后，驻华美军司令部于7、8月间分两批向延安派出了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和他的政治助手谢伟思不久便发回了一批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和共产党区域在政治上的蓬勃生机。
华莱士虽然说服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但他本人却也接受了蒋介石、宋子文、陈纳德等人在攻击和诬蔑史迪威方面对他施加的影响。他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建议撤换史迪威。他认为，如果能有一位合适的、能够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人来取代史迪威，“可能会引导委员长改革自己的政府”。
不过，这时的罗斯福已经不再考虑撤换史迪威的问题了，相反，他却在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下，对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有了新的设想。
1944年，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4月，日军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攻势——“一号作战”，其目的是要占领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以便经由中国大陆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一带的日军连成一气。同时还可摧毁中国内地的主要空军基地。
从4月中旬开始，日军出动15万人首先对河南发动了进攻。在日军的攻势面前，国民党的43个师约40万守军一触即溃。仅1个多月，日军便占领了郑州、许昌、洛阳等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南段。5月下旬，日军又从武汉出发向湖南发动进攻，至6月中旬即占领长沙，并包围了衡阳，当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一号作战”的凶猛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使同盟国感到十分震惊。这一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以中国大陆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将成泡影，而且即使同盟国占领了，日本，中国大陆的日军仍将是一支强大的抵抗力量。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单凭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不仅无法击败日本，甚至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而经过史迪威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却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中显示了重大的作用。两相比较，美国最高统帅部不难对挽救中国战场危机的办法作出新的决断。
6月30日，美国陆军部作战司的托马斯·汉迪将军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史迪威提升为上将，并由他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他认为，史迪威比其他将领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形势，但他克服了这些困难，“在缅甸组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部队”，并指挥了“在历史上留下辉煌一页”的密支那战役。
马歇尔认真考虑了这项建议，并马上在第二天就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正在缅北指挥作战的史迪威，以征询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过，他没提晋升上将的事，担心这会影响史迪威作出清醒的抉择。
7月3日，史迪威在接到马歇尔的电报两天之后，给他发去了一份回电。他非常清楚要蒋介石接受这一安排的艰巨性，并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接到史迪威的回电，马歇尔立即按照他的想法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4日呈交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建议总统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并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授予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备忘录还坦率地指出：自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以来，由于忽视提高中国陆军的战斗力；把主要的租借物资都交给陈纳德，导致了“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尽管这一批评明显地包含了罗斯福，但罗斯福还是马上同意了这些建议，因为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他 现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和在组织、训练，特 别是指挥你的中国军队作战方面的才能。我不知道还有谁有 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消除目前的灾难，这一灾难威胁着 中国，也威胁着我们战胜日本的整个计划。我准备晋升史迪 威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中国，置 于你的直接领导之下，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和美国军队。你 应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与权力，以阻止敌人的 进攻势头。我觉得，中国的局势是如此的危急，以至如果不 采取大胆而适当的实际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受严重 挫折。
……我向你保证，就我来说，丝毫没有在有关中国的问 题上向你发号施令的意思；不过，整个亚洲的未来，以及美 国在那个地区已投入的巨大努力，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 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严重关注。请记住，意大利、法国和 太平洋地区的事实都已清楚地表明，单凭空中力量是无法阻 止顽强的敌人的。
蒋介石拿着罗斯福的来电，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电报中不仅要求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自己屡次要求撤换的美国人，而且还完全否定了他极力推崇的“空中战略”，特别是还要求史迪威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这几项要求，像一根根钢针扎在他的心窝上。他曾设想了“拒绝”、“接受”和“缓和”三种应付办法，并权衡了三者的利弊。罗斯福的强硬态度恐怕容不得他“拒绝”，从切身利益来说又万不能“接受”，最后他决心以“缓和”处之。
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和”企图，而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在7月9日的回电中，尽管他也催促蒋介石“为史迪威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蒋介石关于需要一个“准备阶段”的托词，同时，他同意向重庆派遣一名美国政治代表。罗斯福的答复虽然仍保持着强硬态度，但已给蒋介石留下了可乘之机。
7月2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罗斯福，提出了赋予史迪威指挥权的三项先决条件：第一、共产党的军队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之前不能交给史迪威指挥；第二、必须首先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和蒋介石的关系；第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政府或其最高统帅接受”。显然，在美国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并就三项条件达成协议之前，蒋介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准备””下去。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并将在近期内赴华。8月23日，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三项要求作出了回复。关于共产党军队问题，罗斯福认为：“让史迪威将军指挥的部队应该不受任何限制。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那些愿意打日本的人援助显然是没道理的。”关于史迪威的权限，罗斯福表示，他应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中国军队，两者应该是“国家元首和他的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关于租借物资，罗斯福指出，准备作出一项新的安排，“让史迪威卸掉这个负担”。他知道，蒋介石一直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这是引发他和史迪威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方当时的设想是成立一个中美双方的联合委员会，来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两天以后，赫尔利从华盛顿起程，经苏联和印度飞往重庆。
在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频繁交涉的过程中，史迪威正在锡兰康提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当时蒙巴顿去英国开会，他临时来这里主持工作。马歇尔把罗斯福与蒋介石交涉的情况都电告给了他，并告诫他要尽力避免触怒蒋介石，还要他以更多的精力发展与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关系。史迪威很乐意听从马歇尔的劝告，但在这方面他却一直难以做好。
8月2日，美国正式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的任命。当时美国陆军中享有这一军衔的口右马歇尔、阿诺德、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史迪威能进入这一行列，自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他发来电报，把对他的任命称作是“我所签署的命令中，最令我满意的一个”。
8月30日，史迪威离开康提飞往印度新德里，准备在那里迎接总统特使赫尔利，而后与他一同飞往重庆。
史迪威非常清楚此次重庆之行的艰巨性，但他仍抱有强烈的使命感，抱有坚定的信心和希望。他觉得，只要能说服蒋介石授予他指挥权，他就有信心重整中国军队的防线，打退日军的进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他完全相信4．5亿中国人民和400多万中国军队的力量，只要给他们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施正确的组织和指挥，就一定能战胜日本人。正是：“一号作战”攻势凶，为挽危局再衔命；重任在肩升上将，壮怀激烈赴山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