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孙中山》03.6 与保皇党分道扬镳


独木难成林。为壮大救国力量,孙中山一度想与维新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合作。但康、梁顽固地坚持改良保皇,反对革命,使合作成为泡影。

1898年夏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流亡之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则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死气沉沉的中国大地似乎出现了一线生机。孙中山虽然远在日本,却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国内这场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命运。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于不甘亡国灭族之义愤,便通过上书请愿、开学会、办报纸等方式,广造舆论,鼓动变法维新,逐步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从6月11日至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政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措施,出现了史称戊戌“百日维新”的高潮。

孙中山和他在日本的朋友们经常聚会议论局势。有一天晚间,他和陈少白、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一直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只见孙中山双眉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光绪皇帝是个傀儡,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他肯定不行!”

“听说西太后在光绪下令变法的第四天,就将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觎革职回家了,这明显是与光绪对着来的嘛!”陈少白愤怒地说。

宫崎寅藏突然站了起来,面对孙中山,以探讨的口吻说:“孙先生,贵国的维新派人士只顾颁布变法条文而不重视抓军队,变法能够长久吗?”

孙中山默然不语,担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显赫一时的“百日维新”很快就流产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根本不能容忍光绪和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西太后实际掌握着朝廷大权,她在将翁同觎革职的同时,又任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控制京津。还决定10月到天津阅兵时拘禁光绪,另选幼主。

光绪获悉后,先后两次与康有为、谭嗣同密商,决定把赌注押在袁世凯的身上,他是荣禄的部下,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9月18日,这是一个风雨之夜,谭嗣同悄悄潜人袁世凯的驻地,力劝袁世凯发动兵变,除掉荣禄,然后率兵进京勤王,对西太后实行兵谏,不许她干预朝政。

谭嗣同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道:“报国恩,救君难,除旧党,建大业,全在此举!未来天下大政,将在阁下掌握之中,国家前途,系于阁下之手。”

阴险狡猾的袁世凯表面附和,当即回答道:“阅兵时叫皇帝向我袁某营中跑,杀荣禄如杀一狗。”

但是没有想到,9月20日,袁世凯就跑到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入京见西太后禀报了此事。西太后恼火万分,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并下令缉捕维新派,所谓“新政”全部废除。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炙手可热的皇帝亲信一变而为朝廷“钦犯”。康有为逃出北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到了香港,梁启超则避居在日本使馆。

孙中山听到这些消息后,便和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平山周商量,请他们助一臂之力,帮助康有为和梁启超脱险。

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等一批日本朋友,早就打算帮助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是,便立即行动起来。宫崎寅藏悄悄来到香港,找到了康有为,并掩护他到了东京。平山周则到了北京,在公使馆见了梁启超。为了掩护梁启超潜逃,平山周要梁启超脱掉汉服,换了一身和服,乔装打扮后,先到天津,再乘船到了东京。

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东京后,孙中山考虑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人,而且多数属于康、梁的维新派,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彼此坦诚相待,对兴中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便决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去慰问,以示自己的诚意。

孙中山委托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去转达他的意向,但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宫崎寅藏对康有为说:“你们同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为好,可以坐在一起谈谈。”

康有为十分傲慢地回答:“我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交往,恕不能相见。”

日本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得知此事,便出面周旋,约定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四人,一同前往他在早稻田的寓所晤面。当孙中山带着陈少白来到寓所时,康、梁二人尚未到。等了一会儿,只见梁启超一人匆匆赶来,吞吞吐吐地解释说:“康有为先生因有其他事情不能来,实在抱歉。”

“既然康先生有事,我们先谈谈也行”,孙中山十分大度地说,“梁先生快请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先寒暄几句。待侍者端来茶水后,犬养毅对孙、陈、梁说:“我不大熟悉中国的语言,先离开一步,你们聊吧!”

孙中山与梁启超就双方合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交谈。临别时,梁启超说:“今天所谈内容,关系甚大,必须与康先生商量后,再为答复。”

孙中山紧紧抓住梁启超的手,动情地说道:“此事不宜久拖,盼尽快答复。”

两天时间过去了,康、梁方面毫无回音。孙中山不免焦急,便吩咐陈少白:“你再去拜访一次,听听他们的想法。”

陈少白这时已十分恼怒,摆摆手说:“先生干脆算了,我看康有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道不同不相为谋。先生还记得大同学校的事吗?”

原来,孙中山与康、梁在此之前就有过断断续续的交往,发生过一些令孙中山不愉快的事情。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与孙中山是同乡,有一段时间还同时住在广州城里。当时,康、梁就已有了点名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孙中山在圣教书楼挂牌行医,相隔不过几条马路,彼此一直没有什么来往。孙中山在确立了反清思想后,曾把一切敢于改革政治的人,都当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很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1893年的冬天,孙中山听书楼的一个伙计说康有为常来书楼买书,就托他转告康有为,说想和康氏见面结交。但此时的康有为正踌躇满志,看不起孙中山,竟然对那个伙计说:“要他写一个拜见老师的帖子,称自己为门生才行。”结果结交未成。

胸怀大志的孙中山是不会计较这些小节问题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为扩大影响,在日本横滨办了一所学校,孙中山取名为“中西学校”。因为教员缺乏,孙中山、陈少白又希望与改良派联系,便委派一名校董到了上海,聘请梁启超到日本主持学校的校务。梁启超不大愿意干这个差事,便与康有为相商。康有为另派了他的学生徐勤和另外二人,来中西学校执教。

孙中山看到康有为派人来到横滨,十分高兴,便委托徐勤当了中西学校的校长。谁知徐勤当校长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康有为的意思,把校名改为“大同学校”,并挂起了康有为亲笔书写的门额。即便如此,孙中山还是没有动气,也不去追究。他想,既然将学校交给他们办,改一个校名也无碍大局。

但是,没过多久,孙中山遇到了一件使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他抽空到学校去看看,走进教员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教员们都上课去了,无意中瞥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不得招待孙逸仙!”孙中山觉得有点奇怪,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有几个兴中会员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跑到学校要和徐勤算账。徐勤推辞说:“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啊,字条绝对不是我写的,我可以发誓。”兴中会员们继续和徐勤理论,双方僵持不下,后被孙中山制止了。过了几天,经过暗中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背后大有文章。

康有为自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信任后,受宠若惊,对光绪真是感激涕零。他得意洋洋地在公开场合对人说:“变法要想成功,必须要从京城开始,必须要依靠朝廷的王公大臣。”他听到一些康门弟子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甚密,担心对他的前程不利,就在私下里向徐勤等人透露说:“要不了多久我就将受到重用,你们应该与那些革命党人断绝往来,否则将会受他们的牵累。”

由此可以看出,在康、梁的眼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乃是背叛朝廷的危险人物,不但不能与之为伍,还要寻找机会对他们加以瓦解。正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勤才在学校里极力排除孙中山的影响,并且以各种理由,将赞成孙中山革命主张的教职员排斥出大同学校。就这样,一个兴中会创办的学校竟成了改良派的机关!孙中山以后也就不到这个学校来了。

这些往事,孙中山当然是记忆犹新。陈少白在激愤之下提到大同学校的事,确实令孙中山心绪难平。但他考虑到时过境迁,应以大局为重,要多做工作,促使康、梁改弦易辙,不能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恩恩怨怨上纠缠不休。他耐心地开导陈少白:“变法维新已经失败,或许他们会改变原来的观点。他们刚来日本,我们还是主动一些吧!”

在孙中山的耐心劝说下,陈少白无可奈何地再次登门拜访康。梁。他决心帮助孙中山,说服康有为,顺利实现两派力量的合作。

为了谋求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不计前嫌,多次主动接触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共谋大业,但均遭到冷遇。孙中山当时尚没有看清康有为这个保皇派的嘴脸,总以为彼此都流亡日本,思想上应有很多相通之处,即便有些分歧,也可以求大同存小异。于是,仍然以积极的态度促成与康、梁的协作。

陈少白理解孙中山的一片苦心,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再去访问康有为。来到康的住处,刚进院门,就遇到徐勤。徐勤知道陈少白肯定是来找康有为的,连忙说:“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本来就不十分情愿见到康有为,听罢转身就往回走。这时,梁启超在屋里叫道:“少白,请回来!”边说,边跑出去拉陈少白进了屋子。

陈少白一打量,康有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除梁启超外,还有王照、梁铁君等人,似乎正在闲谈。

陈少白对康有为、梁启超谈了他的来意,说道:“满清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康先生也需要改弦易辙了。今日中国的局面,不经过革命,国家不会出现生机。”他见康有为沉默不语,继续说道:“先生以前于清王朝,不可谓不尽力,但是他们现在倒要杀害你,你又何苦死心帮助他们呢?”

康有为听后,呷了一杯茶,摆出一副大清忠臣的嘴脸,以虔诚的口吻说:“当今皇上是英明的,必有复辟的时日。我感受皇上的知遇之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只有鞠躬尽瘁,尽全力鼓动各路人马起兵勤王,帮助皇上瀛台脱禁。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陈少白又劝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当今之世的大丈夫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为了皇上待你的好,就把国家都不要了。所以,孙先生想请你出面,与你们维新变法之士联合,就是希望先生不要因私而忘公,因报皇思而甘愿亡国。”

康有为无言以对,还是不停地重复皇上如何如何的好。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合作要求,宁愿充当光绪的奴仆,也不愿在革命团体内充当重要的领导人物。这时的康有为,实际上已经成了革命党人和历史前进的绊脚石。陈少白和他谈了三个多小时,康有为主旨不变,谈判毫无结果。

康有为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后,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仍然保持联系,每个星期都要聚会几次,梁启超与康有为略有不同,在孙中山面前,他表现出一副革命的姿态,表示双方可以“合作”,甚至讨论了两派联合组党的计划油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当时,梁启超问孙中山:“如果这样安排,那康先生将置于何地呢?”

孙中山答道:“他的弟子是领导人,作为老师,地位不是更加受到尊重吗?”

梁启超觉得有理,便推荐由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起草联合章程。至于联合后的名称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明确意见。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频繁接触和联合的动向,引起了康门弟子中一个顽固分子麦梦华的不满,他给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写了一封告发信说:“梁启超正在渐渐进入孙中山的圈套,先生应该尽快设法解救。”

康有为当时正在华侨中进行保皇宣传活动。他先在加拿大创立了所谓的“保皇会”,在华侨中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住他就要亡国,同时,以光绪皇帝的教师等名义进行欺骗,蒙蔽了不少人,华侨捐了不少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他从加拿大到了新加坡,接到麦梦华的告发信,非常恼火,便回信骂梁启超“没有志气,跟在他人的尾巴后面,实属无耻”,责令梁启超“痛改前非”,把梁启超和他的门徒骂得哑口无言。

康有为还不放心,又派人专程到日本催梁启超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组织。梁启超不敢抗命,立即起程。动身前,梁启超还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此行决不改变原来商讨的改组新党的计划。”他还请孙中山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便到檀香山与兴中会的人联系。

孙中山信而不疑,给他哥哥孙眉和其他兴中会干事写了信,要他们热情接待梁启超。

梁启超于1899年年底到了檀香山,由于孙中山的引荐,受到了兴中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可是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梁启超在离开日本之后,屈于康有为的压力,加之与孙中山联合的思想基础并不牢固,其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宣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主张,诱惑侨商加入保皇会,捐了不少钱,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还到茂宜岛去访问孙眉,孙眉殷情招待,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叫他的儿子孙昌、侄儿孙科拜梁启超为老师。

当时,檀香山刚刚闹过一场瘟疫,美国殖民当局为了控制疫情,到处纵火,使当地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的损失。许多侨民怨恨清王朝腐败无能,没有力量保护本国的侨民。梁启超灵机一动,借此机会鼓吹道:“大家出资出力,帮助起兵勤王,保救光绪皇帝复辟,变法维新,将来一定能够抗御外侮,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在梁启超的欺骗宣传下,很多的兴中会员受到蒙蔽,加入了保皇会,连兴中会的主要干事,还有孙中山哥哥孙眉也误人了圈套,仅半年时间,募款达10万元之多。半年后梁启超回到日本时,孙眉还让其子孙昌跟他到日本,入了保皇派的大同学校。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向康有为献策:“在内地发展保皇会,也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如果广东的地盘全部落人孙中山的手里,我们便无立足之地了。”康有为十分赞赏梁启超的这个主意,赶紧派他的门徒赴两广地区发展保皇会,企图把那里的会党全部抓到自己手里来。

孙中山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气愤至极。他先写信给檀香山的兴中会党人和孙眉,劝他们头脑要清醒,不要受骗。但会员们受毒已深,不以为然。兴中会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接着,他又写信指责梁启超背信弃义,然而这已无济于事,已经大上其当了。

康有为、梁启超利用孙中山希望扩大革命力量的迫切之情,从背后给了孙中山好几刀。孙中山逐渐看清了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来,他在总结这段时间和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时,十分痛切地说:“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的五年时间,实在是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时有保皇党的出现和破坏,他们为虎作怅,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甚至比清廷更难对付。”

孙中山决心和保皇党人分道扬镰,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抵制保皇派的进攻,发展革命力量。他一面准备策动新的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与保皇党人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要彻底揭穿保皇派的真面目,还必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和保皇派决裂。为此,孙中山号召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组织,大力创办报刊,利用舆论工具与保皇派进行斗争。

由此,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进行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