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记汉奸群体犹如一个积累多年的大沉渣缸，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沉渣、人民的蟊贼。其中有的是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政客，有的是素来认贼做父的亲日投降分子与买办资本家，有的是早已为人民唾弃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卵翼下，他们凑到一起，既互相勾结又相互倾轧，不仅有派系间的争斗，而且有派系内的内讧。在他们粉墨登台后，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醇酒妇人，无所不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官宦之家，幼年醉心于各种旧小说，青年时参加过反清革命;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与蔡元培、陈独秀见过一面，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和同乡谭平山等来到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后回到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此后，他的政治热情急剧跌落下来，1922年在广州声明脱党;赴美国留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1925年春，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的陈公博回到广州，引起广东党政要人汪精卫、廖仲恺的注意，廖仲恺对陈寄予厚望，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陈公博被廖仲恺说服了，并经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跃登政治舞台，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飞黄腾达，招致了国共两方面的不满，他自称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视他为退党分子，不无防备;另一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又视他为共产党，处处投以“歧视的目光”。实际上，陈
公博这个时期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后和汪精卫趣味相投，逐渐成为汪精卫生死不离的股肱、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改组派的首领。“改组同志会总部”建立后，势力日盛，这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中原大战后，反蒋派遭到惨败，使得陈公博心灰意懒。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他沉溺在喝酒、打牌、玩女人的荒淫糜烂之中，不想过问政治了。
蒋、汪合作时期，他任实业部长，后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由于“CC派”和“黄埔系”处处捣乱，陈无所作为，不是在公馆里打麻将，就是四处寻花问柳，他当部长时的艳史，如提起了风流部长，在当时的南京、上海无人不知是陈公博。而他自己对于“风流”一词，有熟人相戏，亦笑而受之不愧。他曾追缠秦淮歌女，广结交际花，勾搭闻名舞女，为此，上海报纸喧腾，远近皆知。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与何家三姐妹何大姑、何二姑、何三姑的里里外外。何二姑早已嫁人，但鲜为人知，何大姑、何二姑居然与陈公博夫人同居。何家两兄弟也因此裙带关系而做了局长。但人们要问陈公博夫人是谁，却不知有李励庄，也不知有何三姑，却公认是莫国康。提起莫国康，倒是一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独身终生。此人原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爪牙都称她为“莫委员”，有要事请示陈，往往要先得到“莫委员”的默许。她好结权弄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莫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发号施令，批阅重要文件。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是为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日本投降后，莫随陈逃往日本，后被押送回国。
陈公博1943年便和蒋介石有了关系。这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郑的一个海南岛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一向在上海做改组派的情报。陈公博很早就认识，在改组派中受过陈的领导。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韩继文，当时陈公博与重庆联络还规定一个化名叫周进。蒋介石要拉陈公博，不同于对其他一般汉奸，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所以只希望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到必要时才要他公开出面来搞“全国统一”的活动。他是极力主张蒋、汪重新合作，蒋不抗战，汪也不再和蒋闹分家，集中力量进行反共。他也向唐生明表示过，他一定忠于蒋介石，不过时机没有成熟前，不可过于急躁。蒋对这一点也很体谅他，除了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外，一般像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叫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还不会完全肯听陈的意见。
周佛海这个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其早期生涯有着和陈公博类似的经历。他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他们三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清苦。15岁时他考入了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学识的长进，周佛海渐渐留心起政治来，心间时常跃动着理想和抱负的火花。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苦闷彷徨的时候，一桩喜事意外地降临到周佛海的头上。1917年5月，周佛海的同乡，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校长吕鹤立特殊提携他，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并亲自凑钱送他去留学。周佛海辞别了母亲、妻子和子女奔赴日本。到达东京后他努力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取了北京政府的官费学校———日本国立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周佛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发起成立的消息，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的机会，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党的指示，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帮助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他曾自述道:“我最早之思想为社会共产主义。谁都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发起人，其后又受何上肇博士之影响，并且饱读何上肇教授之著作，受染益深，但回国后立刻发觉此种思想与中国情形不合，觉悟后毅然脱离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出身贫寒，后赴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当时形成的巨大社会主义思潮感染，“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正是这种野心使他后来心烦意乱，另谋出路，也是驱使他后来翻滚宦海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带着在上海婚外另恋的杨淑慧，赶去日本的鹿儿岛。这期间是他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3年下半年，周佛海从日本帝大毕业。正当他为自己的出路焦急的时候，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4月，担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约他前往广州帮忙，周佛海立即赶到广州。戴季陶要他担任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接着邹鲁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大洋240元。这时，周佛海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继续参与党务工作。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都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深以为然。就在这年的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党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广州执行委员会多方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郑重考虑，但周佛海听不进去，仍然一意孤行。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脱党后，他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以十倍的疯狂，摇动手中的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寻机东山再起，在武汉任总司令部的行营秘书、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刻考虑如何为蒋介石效劳。1927年1月中旬，蒋到武汉“视察”，这对周佛海来说是一个接近蒋的好机会。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经常嫖妓染上梅毒，正躺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但没找到人。恰好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将蒋介石要召见的消息告诉给他。周得知，急忙前往求见，向蒋汇报了校内国共两党的情况，使蒋对他印象良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周佛海坐卧不安，寻机 到了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蒋下野后，周同陈布雷等赴沪办《新生命》月刊。蒋重返南京后，派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将《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虽说过着半文半武的生活，但他已挤进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统治活动中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充当帮凶。蒋对周的回报是让他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2年初，蒋、汪重新合作，共组南京政府。这对周佛海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原来，周脱离共产党后，曾在上海领衔发表了反共反汪的宣言。当时汪还以“左”派自居，对周的行径十分气愤。
一次，汪对周的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还警告说，“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做事。”后来，周佛海 到南京，他以牙还牙地把汪精卫攻击了一通:“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攻击蒋介石）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倒戈，真不是东西!”表示，“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但是，蒋、汪合作了，汪、周又同室“共事”，周佛海的处境就不言而喻了。蒋得知周的难处，一次特地把他找去，关照他说:“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话，求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蒋、汪反共、内战的基本政策，深得周的拥护，这也是周、汪重新和解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赴香港迎汪回国的周佛海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谈论对时局的看法，越讲越投机，越谈越“推心置腹”，只恨相互了解太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终于投靠了汪精卫。这位“低调俱乐部”的东道主，最终随汪叛国投敌了。
在汪伪政权中，周掌握了外交、军事、特工、财政等大权，被人称为汪伪权力的象征。自周佛海当了汉奸后，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人、财、军三个方面进行，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在人事上，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 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的。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佛海通过统一税收和推广中储券，扩充和掌握了财政大权。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蓬、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汪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做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一生荒诞、贪恋酒色的周佛海，在既有权，又有钱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周的老婆杨淑慧深知自己丈夫的德行，一到上海就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周到沪不久，就与一个妓女大媛鬼混在一起。有一天，周正与大媛胡闹时，杨淑慧跟踪而至，一进门就乱敲乱打，把屋里的一切打得稀烂。又搜出周的亲笔信，发现牵线的是潘三省，杨淑慧又把潘叫来，痛骂之后，拿起茶杯朝潘头上砸去，吓得潘抱头鼠窜。最后，由潘三省保证，切断他们的关系，杨淑慧方罢休。
但是，在此闹剧后，周仍一如既往，照干不误。结果，丑事越闹越大，差点出了人命。1941年，周又轧上了一个年轻女伶作姘头，他鉴于上次教训，更加注意保密，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周先把她密藏在伪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第三妾潘玲九的屋里，后又转到上海霞飞路的林肯公寓。周佛海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老婆也不一般，她已觉察周的形迹可疑，于是买通周左右的人，不仅查到了他们的住处，而且连每次通电话的内容，也都记录下来。一天，杨淑慧率一群“娘子军”直捣“林肯公寓”，事情败露了。周又将姘头迁移，继续暗渡陈仓，偷寒送暖，但家里闹翻了天，杨坚持要周同姘头断绝关系，周坚决不干，俩人每天吵闹打骂，弄得满城风雨。周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死皮赖脸地向杨下跪，还写了一封长信，使用了卑屈的字句，请求杨谅解。杨却不吃这一套，气急败坏地将周写给她的信，给来访的每个人看，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人分占他。”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恨恨地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人命关天，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吓得陈公博、梅思平、罗君强和他们的老婆都出来相劝，但也无济于事。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杨淑慧找律师要离婚，这使周佛海非常难堪，杨本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另娶的，何况子女已大，离婚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而他的姘头，时间虽短，却如胶似漆，情投意合，况且已有身孕，也不能抛弃。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两全齐美的妙计。一天，有人找到杨淑慧，告诉她，周已被说服，愿意放弃一切，与杨重归秦晋之好，但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姘头一些费用。杨一听，十分高兴，表示:“钱无所谓，不论多少，你随便代我做主。”但杨提出:《脱离据》必须由周的姘妇单独签字，并承认所怀身孕与周无关。来人一一答允。签字那天，证人拿出《脱离据》，上面写道:“立脱离据人×××，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奉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整，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立据人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杨淑慧将假戏当真，把《脱离据》当宝贝一样藏好。但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周言归于好之时，周又把姘妇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伪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家。周要去会姘妇，就说到冈田家里开会，每次杨淑慧去电话询问，周佛海又真在那里。就这样，周佛海既重新得到夫人的信任，又同姘妇继续来往。这也算是周对他夫人的道义和感情及对他姘妇的良心吧!其实，周佛海与夫人和姘妇之间的这层关系，倒是他在政治上对于汪精卫、蒋介石所取态度的一面镜子。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介石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程向周汇报，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佛海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占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的军事人员。
周佛海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
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与汪精卫有联姻之亲，又绝对效忠汪精卫、陈璧君的褚民谊，自然是汪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这位办事糊涂，具有奴才、狗才性格的汪记行政院秘书长，却是正事不足，闲事有余。当时有些人开会，没有要人可请时，就请他去，他是逢请必到，到必讲演，讲后必打太极拳;后又发展到打太阳球，每次运动会中，都要表演。他的闲情还不止这些，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资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
偏重于从国外传来的踢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春天一到，褚民谊率先垂范，西装马靴，手把绳子放风筝，轰动整个石头城。雨花台上，一时仕女如云，歌舞升平，风筝满天，遍布城南。
1934年，上海发行的画报上，载有这样一张漫画，褚民谊自己赶着一辆马车，乘客是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事实确实如此。杨秀琼在当时的全运会上，短程游泳出尽了风头，褚特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并亲自赶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任拉马之责，招摇过市，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真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新闻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轰动一时。汪精卫和曾仲鸣请杨秀琼吃饭，褚又拉马去迎送。以上足见褚民谊的德行了。
褚民谊随汪投敌后，在筹备成立汪伪政府时，曾向汪表示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又感到褚历来办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便让他的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却不干，陈璧君问他为什么，陈春圃毫不掩饰地说:“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经和汪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褚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一直做文官，还没有尝过当军人的滋味，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对镜自照，得意非常。但殊不知，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极力反对，认为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炮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做走私工具的，而褚民谊为人颟顸，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覆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个部都可以，惟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由于陈公博、周佛海的坚决反对，褚民谊高兴了半截，汪精卫自兼了海军部部长，而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官升了一级，也就心满意足了。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罗君强这位周佛海的同乡、政治上的忠诚伙伴和得力助手，曾两次脱离共产党，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机巧权术、寡信善变之徒，为人贪暴、残忍、阴险、毒辣，又是一个淫棍。1927年他在武汉时，就结识一名交际花孔某，于是胁迫原配吉羽与他离婚。不久，就与这位交际花正式同居。为此事，他的朋友易礼容曾写信劝他说，这位脚上带金钏的女士实在是个危险人物，请他慎重。但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应该干涉他的私事，因而置之不理。以后，更加放肆。1932年10月，逼得他的姨太太杨淑云吞服鸦片自杀，闹出了轰动国民党政府朝野
的丑闻，被降级外放，去浙江海宁县当县长。但是，罗君强并没因此收敛，入酒馆，出茶楼，逛窑子，玩女人，弄得声名狼藉。这些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闻，密报给蒋介石，蒋得知大怒，先是在讲演中不指名批评，“语气极为严厉”，接着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国民党行政院据此召集会议，仅通过免职，而未“查办”，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罗投靠汪精卫后，在周佛海提携下，顷刻间飞黄腾达，身价百倍，曾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团长、安徽省省长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在汪派汉奸中，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陈公博是改组派巨头、汪派正统;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和汪合污后，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CC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虽然没有担任公开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斗争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周佛海曾骂陈公博为“老牌汉奸卖国分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他们相互争斗，虽然难分胜负，却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汪记群丑，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蒋介石对汪派汉奸却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拉拢分化汪派人员。1940年，蒋介石通过戴笠做唐生明的工作，准备派唐生明参加汪伪政权。当唐生明对戴笠表示同意之后，戴笠立刻当着唐生明的面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唐生明。唐生明回忆到: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 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蒋介石通过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是:第一是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8月，唐生明到达上海，在潘三省的家宴上结识了李士群。第二天，李士群宴请唐生明。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唐生明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唐生明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这才勉强答应了。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唐生明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同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唐生明，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唐生明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汪精卫知道唐生明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
和唐生明以及其大哥唐生智的关系。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先向唐生明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奸的“理由”。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唐生明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汪精卫看唐生明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唐生明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唐生明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过去没有看到过。
汪精卫对唐生明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唐生明说:“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唐生明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汪精卫听了后，笑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唐生明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到下午6点左右，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各自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汪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唐生明走了过来。
汪这样一个动作，使唐生明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唐生明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说:“杀鸡焉用牛刀。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唐生明的爱人更为唐捏了一把汗。坐在唐生明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唐的衣袖，因为唐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做鸡，太看不起他。
正在弄得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马上为唐生明向汪解释，说他对唐生明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唐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绝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哪还会去当特务。汪听了李士群和唐生明的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那种气愤愤的样子。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我才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对我不利。”他稍停一下，还不待唐生明回答，就指着唐生明问了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场突然紧张的场面，在一阵笑声和干杯声中结束了。临走，汪精卫还是紧紧握着唐生明的手叫唐以后多去和他谈谈，他随时都会欢迎的。次日，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又接到家中，乘汪精卫不在家，她一个人仔仔细细盘问了唐生明一番。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结实，要是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真不容易回答得上来。她问唐生明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对汪精卫是怎样看法?她足足问了唐生明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唐生明还不算，还把唐的爱人叫去问，很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从那次后，唐生明对陈璧君特别提高了警惕。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1942年，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从军统上海区的一些秘密文电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李士群认为只有唐生明才有可能发那样的电报。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提出要严办唐生明，汪当时却没有肯定表示，只叫李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再说。后来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知道后把唐生明抢了过去，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他们才不敢再提要办唐生明的话。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因为日本人这样重视唐生明，唐生明对汪也就不大在乎。汪也已知道了昨天的事，见唐生明时，现出一脸的尴尬相。唐生明懂得汪的心思，因为日本人还要设法找人和蒋介石去联系，这无形中说明对汪不够重视。汪当然不便在这方面对唐生明怎样，却对唐生明过去一直瞒住他，表示很不痛快，说唐生明太不够交情;唐生明见汪心情不佳，也没有多谈，便向他告辞。唐生明在南京拉拢了不少汉奸，如周佛海、叶蓬、任援道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