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39章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精卫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徴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的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徴祥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3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实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前一章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22~63页,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1912年6月22日《政府公报》;另见《宋教仁谈话》,原载1912年10月7日上海《民立报》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