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
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
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了一个。
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
“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得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可以息事宁人！”
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
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四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
东路指挥刘綎，自朝鲜进攻。
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
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
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
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系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四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
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很会打仗，比较扯淡。
马林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相信你已经清楚。
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
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
东路指挥官刘綎，也是老熟人了。使六十多斤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
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綎。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它的指挥官，杜松。
杜松，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
前面提过，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
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只不过……不是朝廷。
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
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
但这位刘綎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了错误。
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
所谓小心眼，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
后来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官升了，脾气一点没改，上阵打仗吃了亏（不算败仗），换了别人，无非写了检讨，下次再来。
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是重返故里。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人一点没改，刚到沈阳（明军总营）报到，就开始咋呼：
“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跟你抢？
事实也证明，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綎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属。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飞，混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
说漏了，还有个鸟人——辽东经略杨镐。
杨镐，是一个出过场的人，说实话，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不是导演，没有换演员的权力。
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除了叹息，只有叹息。
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
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
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
下令后不久，又回报：
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
“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
完事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
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
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神牛下凡，还是杀牛刀太糙，反正是用刀捅、用脚揣，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
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
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綎的能力，是顶不住的。
实力，这才是失败的真相。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