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第03回 孙总理重组革命党 蔡将军高擎护国旗


话说孙中山经过五天五夜的海上颠簸,终于绕道台湾来到日本神户。

“信浓丸”号刚刚靠岸,水上警官队便冲上船来,要搜捕孙中山。这是日本山本权兵内阁匝袁世凯的要求采取的措施。

船长郡宽四即是孙中山的旧友。他忙把孙中山藏进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坐在办公室看报。

一会儿,警察长走进船长办公室,向郡宽四郎出示了搜捕证。郡宽四郎故作惊讶“搜捕什么人?”

“中国前大总统孙中山。”警察长答。

“孙中山?孙中山我认识,他如果在我船上,我会认出他来的。”

“据可靠情况,孙中山就在你的般上。请允许我们在你船上搜查一下!”

“可以, 可以! ”郡宽四郎拿出乘客名册放在警察长面前,然后招来大副:“立即集合航员,协助警官队搜查孙中山,切勿放过每一处角落!”

警察长对郡宽四郎的积极配合很满意。他看完名册,一边饮茶,一边与郡宽四郎聊天。

一直搜查了三个钟头,连锚库都翻遍了,也没有搜查到孙中山。当然,没有人敢进船长办公室搜查。

最后,警察长向船长表示歉意,率领警官队快快地下了“信浓丸”号。

这时,郡宽四郎才敲开办公室那间小屋的门。孙中山紧紧握住郡宽四郎的手,心中万分感激。

随后,在日本朋友犬养毅、头山满、置野长加等人的协助下,孙中山佐到了东京赤板区灵甫饭町27号。此时的孙中山与在宋教仁被杀之前简直判若两人。他面容憔摔,原本炯炯有神的目光增添了几分灰暗,头发也急剧地白了许多。

第二天,先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的廖仲植和夫人何香凝就来看望他。廖仲恺是广东籍老同盟会员,曾担任总部外务部干事、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何香凝也是老同盟会员,二人堪称名扬天下的“革命夫妻”。

廖仲恺紧握孙中山的手,问长问短。孙中山也向这一对革命伴侣亲切致意。何香凝从手提包里取出刚刚出刊的《亚细亚日报》和《国华报》,说:“先生,请你看看。袁世凯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撕下来了。”孙中山飞快地翻阅起来。对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的消息,他只是略一过目。看着看着,他把目光盯住了一篇关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和徽章的报道。

“哼!这个独夫!他对共和的蹂躏。对民权的践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真的以为我们革命党人完了?”孙中山愤愤地说。

廖仲恺在一旁忧心忡忡地说:“先生,现在亡命到日本的革命党人思想混乱得很。有的人终日消沉,借酒浇愁;有的谈及将来事业,摇首叹息;有的互相责备,怨天尤人。他们认为两年前我们党据有十几省的地盘,可以筹集到千万元的款项,三四十万军队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世凯的北洋军,如今一败涂地了,以后还靠什么来革命?”

听到这里,孙中山猛然抬起头来,疲惫的眼睛里重新射出犀利的光:“仲恺,被袁世凯打败不足惧,此种颓唐的思想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工作,打消他们的悲观念头。我看,等稍为安顿一下,我们到各处走走,看看大家。气可鼓不可泄哟!”

廖仲恺、何香凝深以为然。

且说这时,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也携带家眷逃亡日本。宋耀如是孙中山的好友,一直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其长女宋霭龄在国内时就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父来到日本后,仍任原职。

宋耀如的次女宋庆龄刚刚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学院。 9月16日,她带着一盒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到东京看望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此后十天内,她八次拜访孙中山,并诚恳地表示,愿意协助他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宋霭龄和东京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样熙结婚盾,宋庆龄接替了姐姐的秘书工作,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助手。她凭着自己的知识、才干和满腔的革命热情,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机密书信、提供各种资料、保管机要通迅密码以及其他繁杂的日常工作,全都担负起来,并且样样处理得井井有条,因而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她给正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妨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渐渐地,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爱慕之心愈来愈强烈,明确地表示愿与孙先生一起生活。孙中山以年龄悬殊过大、自己早有妻子儿女等理由,认为此事不妥,劝庆龄慎重考虑。宋庆龄说:“我已经反复考虑过,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要是我不为一种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无意义!”

孙中山被她的痴情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沉浸在热烈的爱恋之中。这是美丽的春天和成熟的秋天的爱情。

但是孙中山历来反对纳妻。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与妻子卢慕贞离婚,因为在此之前,卢夫人曾多次表示,因为自己不能协助孙中山的事业,愿与孙中山离婚,孙中山一直不肯答应。如今,卢夫人接到孙中山征求离婚意见的信后,当即在信上写了一个字:“可!”并托人写信给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请她成全孙、宋的婚事。

孙中山、宋庆龄为卢夫人深明大义而感动。消息传出。在革命党人中传为美谈。

但是,这件事仿佛投下一颗炸弹,在宋家引起汲大的震骇。

他们很不理解,一个天生丽质、才貌双全的年轻女子,再加上富裕的家庭条件,攀一位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名门子弟是根本不成问题的。为什么倔偏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委身于孙中山这位落魄政治家,他既无显赫的权势,又无富足的财产,年届半百,仍然过着颠沛艰苦的生活。因此,他们都强烈反对这门婚事。

而宋庆龄却铁了心。她不顾亲人的反对,顶住家庭的压力,毅然于1915年10月25日同孙中山举行了婚礼。一对新人共同朗诵裴多菲的诗:你的爱是春天,我的爱是秋天,如果你向前迈进一步,我往后退一步,我们就来到热烈的夏天。

结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卫斯理学院一位同学的信中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这且按下。单说1914年春,国民党重要成员云集东京,共同磋商筹谋解决国内局势恶化的方针。孙中山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后,提议成立新的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改造已经瘫痪了的国民党。

黄兴、陈其美、廖仲悄、胡汉民、李烈钧、相文蔚等人席地而坐,何香凝给每人送上一杯热茶。

大家对成立中华革命党表示同意,但在建党方针上产生了分歧。

孙中山有些激动地说:“过去的同盟会也好,后来的国民党也罢,都只是用主义相号召,没有考虑到组织的纯洁和团结统一。表面看党员人数众多,声势港大,实际上政令不一,各存已见,一盘散沙。此种弊病一定要根除。纵观世界上各个政党,没有不服从党魁的。在革命关头,在战争时刻,更该如此。”

为此,他提议: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必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手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

黄兴首先表示反对。他认为,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都是被衰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常时期对他们过于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反袁力量。

他说着说着,感情冲动起来:“党员人党并非是要效忠哪位领袖,是为的革命事业。按手印、立誓约是帮会的一套,有辱人格,和先生平日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精神根本不符。这,我万难同意!”

李烈钧、柏文蔚赞同黄兴的意见。

会场出现了僵局。

会后,无论谁劝,孙中山和黄兴都不肯放弃各自的主张。

黄兴觉得这样相待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赴美。

临行前夕,黄兴特地宴请孙中山。两位一道革命多年的老战友推心置腹地谈了大半夜。分手前,孙中山赠给黄兴一副对联: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黄兴去美时,欧战已经打了起来。一时不愿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欧战研究会”,推举黄兴做了会长。

1914年6月22日,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这时已有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恺、何香凝、陈其美、邓仲元、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等。

7月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就总理职,并宣读《誓约书》:立誓约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刨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 至宛不渝,如有二心。首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

会前会后,其他党员也分别接指印,立誓约,惟将“统率同志”改为“附从孙先生”,将“慎施命令”改为“服从命令”。

大会公布孙中山手订的《中华革命党章程》,并决定了党的领导机构:协理一职,留待黄兴归来;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居正;军事部长许崇智。副部长邓仲元;政治部长胡汉民,副部长杨庶堪;财政部长张人杰,副部长廖仲恺。

9月至年底。孙中山主持召开关于制订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讨论会17次。翌年夏末,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派陈其美赴上海,成立东南军部;派居正赴青岛,成立东北军部;派胡汉民赴广州,成五西南军部;派于右任赴陕西三原,成立西北军部。

却说袁世凯这时正以为得计。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他削平了异党,解散了国会,废除了《临时约法》,取消了国务院,摧毁了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华民国”已经只是一块空招牌。然而,袁世凯决心连这块招牌也要摘掉,他已经飘飘然、晕晕乎地做起皇帝梦。又是制造帝制舆论,又是率领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到天坛祭天。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为日本大限政府所识破。日本遂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命令其驻中国公使因置益向袁当面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暗示日本将赞同改变国体。衰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借出卖国家主权,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英国公使未尔典为了与日本竞争,也表示支持袁世凯实行帝制。

袁世凯有个顾问叫古德诺,是个美国人。他在御用的《亚细亚报》上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信口雌黄,说中国人智能低下,根本不懂什么叫政治,只习惯于君主制,心里永远崇拜皇上。很少有人知道大总统,实行共和制不会有好结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紧跟着,杨度、孙毓筠等人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敲响了帝制的锣鼓。而后,朱启铃、张镇劳、梁士治等一批官僚和段芝贵、倪嗣冲等一帮地方军阀一哄而起,上下勾结、闹闹嚷嚷,伪造民意:先策动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行帝制;接着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最后由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

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于1915年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他袁世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接着, 袁世凯接受朝贺, 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并备齐了御座、御案、龙袍、平天冠以及玉玺金印。一切安排停当,但等1916年元旦实行“登极”。他的一妻九妾也渴望能当上“娘娘”、“妃子”,姨太太们为分封“妃”、“嫔”争得不可开交。

消息传开,民怨沸腾,斗争的浪潮汹涌澎湃。

孙中山在东京无法抑制满腔的愤怒,用了整整一宿的时间,起草了一篇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檄文——《讨袁宣言》。他以凛然的正气、磅礴的势派,痛斥袁世凯的复辟逆行,号召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共同奋起反对袁世凯:“吾伤昔既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国民!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犁庭捣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

接着,他向国内的中华革命军发出秘密指令,命令他们积极准备起事,反袁护国。他特聘日本朋友萱野长知为居正的东北军顾问,让萱野长知押运着他在日本募捐买的6门大炮、600发炮弹和一批枪支弹药前往青岛。

这时,一位铁骨铮铮的将军举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使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他叫蔡锷,字松坡,原是云南都督,二次革命时暗中倾向革命党人,革命失败后携眷入京,装出对袁世凯毕恭毕敬的样子。袁世凯阴谋称帝,他有意与帝制派人物亲密交往,杨度等“六君子”引为同调,常在一起饮酒作乐。袁世凯还是放心不下,在蔡锷身边布下密探。蔡锷为了麻痹袁世凯,一面与其老师梁启超密谋倒袁,并与黄兴秘密联络,一面逍遥于酒楼、戏院,放浪于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云吉班名妓小风仙打得火热。小风仙虽然流落风尘,却是个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奇女子。在交往中,她知道蔡锷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后,深为敬慕主动为他排忧解难。

袁世凯的亲信对蔡锷多有怀疑,便密派警探趁蔡锷不在时闯入公馆,声言捉拿盗贼,翻箱倒柜搜查了两三个小时,竟没有找到半点可疑的东西,只拿走小风仙一张照片和几张请客单子。

1915年11月11日、蔡锷按例到统率办事处签到。他预先将手表拨快一小时,办事处空空荡荡的。他故意对值班员说:“想是我的表快了,不过既然来了,就签个到吧。”然后立即出来,小风仙在车里等他。两人直奔火车站,神不知鬼不觉地搭车到了天津,下榻于日租界同仁医院获得预先订好的房间。当天夜里,蔡锷向倚在怀里的小风仙俏声说:“我来天津不是为医病、是用金蝉脱壳之计赶回云南。”小风仙虽有精神准备,一时间还是情肠陡转,眼圈发红。她深情地说:“我一个弱女子,不能与将军共赴疆场,但我的心将一直伴随将军,祝福将军金戈铁马。飞渡关山,指日推倒袁逆,再造共和!”

蔡锷又在小风仙掩护下逃出天津,东渡日本,摆脱袁氏亲信的追杀,转回上海,经香港直趋云南。

12月25日,正当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筹备“登极大典”之时,大地震响一声惊雷:蔡锷的护国军起义了!

正是:

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

欲知后事如何,一看下回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