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1922年6月15日晚7时，粤军旅长以上军官在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奉陈炯明密令，由叶举、洪兆麟带头，决定实行军事政变，并悬赏10万元杀死孙中山。
16日凌晨2时， 叛军4000人围攻总统府。并用大炮猛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佐历粤秀楼。孙中山于深夜冒着枪林弹雨穿出叛军包围，逃上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的宝壁舰避难，17日转登永丰舰，召集舰长官兵，号召讨伐叛逆。
历尽坎坷的孙中山，这次又经历了一场最为凶险的遭遇。
对于当时的情形，与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的宋庆龄后来作了详尽的描述。兹照录如下：
六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左右，孙先生把我从甜蜜的睡梦中叫醒，让我赶快穿上衣服，并告诉我说。我们正处在危险中，一定要想办法进出去。他已经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即将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立即动身去一艘炮舰，我们可以在舰上指挥我们的人抵抗叛乱分子。
我想他带着一位妇女在身边很不方便，于是便催促他暂时把我留在后面。我说，对我这个普通眷属来说不致有多大危险。他最后才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他当时定要留下我们所有的五十个卫兵保护这所房子，然后只身离去。
他走后半小时，凌晨二时半左右，附近枪声响了。我们的房子在半山腰，由一条约一里路长的小道与观音庵的总统府连接起来，这条小道凌空穿过街道和房屋，像一座小桥。敌人居高临下，从左右向我们开火，并大声喊着：“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在漆黑的夜里，完全看不见敌人。我们的小卫队只好保持寂静。在黑暗中，我只能辨出我们的卫兵蹲伏在地上。
拂晓，敌人用野炮射击，我们的卫兵开始用步枪和机关枪还击。我的浴室被击毁。我们这支小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剩下的卫兵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一名勤务兵爬到高处，杀死了一大批敌人。到八时，我们手头的弹药越来越少了，于是我们决定停止射击，把剩下的弹药尽可能留到最后的时刻使用。
现在留在那里似乎也没有用了。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同意他的建议，答应他们这部分人留在这里，以便阻止敌人可能发动的追击……后来，据报道，五十名卫兵全部牺牲。
为了躲避敌人，我们四个人，孙先生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自己，只携带着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沿着那桥梁式的小道匍匐爬行。敌人立即把火力集中到这条小道上来，飞来的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尽管我们当时由于桥两边结实的栏杆而受到很好的掩护，子弹还是两次掠过我的鬓角，但我没有受伤。不久，到了栏杆已被炮火炸毁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猛冲过去。突然鲍上校大叫一声，血从他的腿上流下来。他的大腿被射中，一条大动脉被打断。两位卫兵架着他走。
经过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条小道，进入总统府的后花园。到达那里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段桥完全被炸毁了。联系完全断绝了。敌人的火力现在集中在总统府，我们不能还击，因为它四周是私人住宅：我们把鲍上校带到一间卧室，粗粗地包扎了他的伤口。
我看到他的痛苦的样子感到很伤心，可是他却不停地安慰我，说：“胜利总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
从早晨八时到下午四时，我们简直像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有一次，在我离开一个房间仅仅几分钟之后，房顶中弹，整个天花板坍塌下来。
下午四时，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遣一名军官同我们讲和并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的第一个要求是保证我的安全，那名军官拒绝作出保证、说他们没有权力指挥另一个人的军队；即使敌人的指挥宫对这些士兵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到这时已完全疯狂起来了。我们的铁大门立即被毁坏了，我们面对叛兵们嗜血的刺刀和左轮手枪。他们猛冲，不是为了要消灭我们这几个人，而是要抢走我们手上那些包裹。我们迅速看准机会，跑进两股散兵游勇之中，各自夺路而逃。一服是逃跑的士兵，一股是抢劫的敌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大帽子，身被孙先生的雨衣，于是逃脱了。
一队敌兵从眼前迅速掠过，企图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察署。我们从暴徒人群中择路面行，终于来到一条小巷，这时才算躲开了那些抢劫者。我已精疲力竭，要求卫兵打死我。他们没有这样微，一边一个架着我向前走……尸体遍地，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胸膛开了花，胳膊被砍掉，腿打断了。我们曾看见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屋顶底下。就近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死去，眼睛还睁着。想必他们是被流弹打死的。
我们的路再一次被一伙从小巷跑出来的暴徒切断了。我们一行人互相悄悄传话说，我们应当直挺挺地躺在街上装死。这样我们总算躲过去了，后来我们爬起来继续起路。卫兵劝我不要看那些尸体，怕我要昏倒。半小时后，枪声渐渐稀疏了，我们来到了一家小农舍。主人要赶我们出来，伯受连累。可是，就在这时候我晕倒了，他才没有这样做。
我醒来，发现卫兵用凉水敷我的头，替我扇扇子。突然一连串的枪声响了，一个卫兵跑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屋内的一个卫兵冲过去关上了门。他告诉我，外边的那个卫兵被子弹打中，也许已经死了。
枪声平静下来时，我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农妇。同伪装成一个小贩的卫兵离开了这所农舍。我提着一个篮子，在路上拾了一些蔬菜带着。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朋友家中，那天上午这里已被搜查过。继续赶路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在这里过夜。炮声通宵未停。最后听到炮舰开炮的声音，我们才大为宽慰。孙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第二天早晨，我仍然一身农妇装束，和另外一些人一起来到沙面，那里有另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翻砂工人，为我安排了一艘小汽艇，我们乘这般小艇来到岭南的另一所房子里，珠江上壅塞着挤满姑娘和物品的小船，她们是被送往安全的地方。据说，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女莫不幸，被投进了监狱。当天下午我离开广州，我晚上留宿的那所房子又一次被搜查。
那天晚上，我经过一场出生入死的搏斗终于在军舰上见到了孙先生。我们不久就化装前往香港。
再说廖仲恺在囚禁中听到陈炯明公开叛变，炮轰观音山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破口大骂。并填一曲《一剪梅》，专门讽刺“跳梁小丑”陈炯明。词云：
叠阁层栏倚晚风。山上烟笼，江山霞红。
兴亡阅遍古今同，文只雕虫，技只屠龙。
莫问当年旧主公，昔日名隆，今日楼空。
跳梁小鼠穴其中，昼静潜踪，夜静穿牖。
6月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决定“由舰队先发炮，攻击叛军”，然后电召北伐诸军回师广州，“水陆并进，以歼叛军”。随即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集中黄埔。
“出发！”孙中山登上指挥塔，手持望远镜，一声令下，舰队徐徐开动。
“射击！”目标渐渐接近，孙中山高声命令，“向大沙头，向白云山，向沙河，向观音山，向五层楼，射击！”
炮声震憾着河流，震憾着舰身，远处白烟迷漫，火舌飞舞，山谷中响起巨雷似的回声。
突然，叛军打来的一颗炮弹落在永丰舰船舷旁，水柱激到半空中。卫兵劝孙中山离开甲板孙中山坚决不走，一挥手，“继续射击！”
舰队猛烈攻击着目标，叛军抵抗渐弱，终于沉寂。孙中山从望远镜中看到叛军弃械而逃，原定陆军在岸上聚而歼之的局面却没有出现。溃退的叛军见前无堵击，后无追兵，便又集合起来，恢复了战斗力。
孙中山仰首叹息，紧皱眉头，匆匆下得栈桥。命令各舰驶向中流砥柱烟台，转返黄埔。
接下来，坏消息接踵而来：陈炯明派人来活动海军背叛，“谁解决孙文，赏洋二十万”；陈炯明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美国的态度：“必须清除已被击败的孙逸仙”；德国保肥银行向陈炯明提供毛瑟枪3000支、无烟火药2万磅、炮弹3000发；廖仲恺被囚兵工厂，生死不明；外交总长伍廷芳悲愤交集、病发逝世……
6月24日，憔悴不堪的孙中山会见《士密西报》记者，开始声音低沉，谈着谈着便激愤起来：“总统是国会议员选举出来的，所以我对国会议员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目前我在军中，我应该照常行使职权，如果我放弃职权，那是不对的。即使要我辞职，也应该向选举我为总统的议会正式辞职。现在我坚守待援，亦惟守法尽职，对我国会与国家，负有完全责任而已！”
“请你告诉世人，”孙中山以坚定的语调说，“假如强轻弃职守，偷生苟安，那是自背初衷。从此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将何以立国？我又何必推翻满清，创造民国，枉费这三十年来惨谈经营的精神呢？”
正当危难之际， 6月29日，蒋介石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登上永丰舰，一见孙中山就单膝下跪，连说：“先生，我来迟了！”
孙中山连忙扶起他。端详许久，感溉万端：“难得你这样忠诚，不畏艰险。当初，你因为我不肯讨伐陈炯明，便弃我而去，今日想来。倒是你有先见之明。”
“不不不！先生胸怀广阔。磊落坦荡，无人能及，只怪陈炯明太善于伪装了：“蒋介石谦恭地说。
随后，孙中山将海上指挥全权交给了蒋介石。他兴奋地对别人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陈炯明得知此讯，气得脸都变成了铁青色。他皱着眉头说：“有他在孙文身边，肯定会有许许多多的鬼主意！”
蒋介石临危受命，与孙中山并肩战斗40天，帮助孙中山度过了一大难关，给孙中山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以很快的速度写了一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了从6月15日至8月15日这62天孙中山经历的风风雨雨，颂扬了孙中山处变不惊的大智大勇。 10月4日，蒋介石又为《蒙难记》写了一个跋，说：“此记为余极沉痛之作，付印尤为余所不获已也……广州叛乱，谋害总统之事实，其历历可数者不下六七次。至余所闻而尚未发现者，又不知凡几。叛逆之智，不为不足。今既事过境迁，如其苟为天地父母之所生者，应有天良。于此当侮昔日之非，翻然自新，以恢复其堕落人格之暇，奈何必欲置其十余年父事师事之长上于死地，而后甘心乎？呜呼陈逆！即使汝能谋害总统一人，其能谋害三百万之党友乎！即能掩盖中华民国四万万国民之耳目，其能抹杀汝遗臭万年之历史乎？……”
孙中山阅后，为《蒙难记》写了一篇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待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此后，孙中山把自己同蒋介石的关系说成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评价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并在绘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说：“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后来，孙中山果然对蒋介石愈来愈信赖。日渐将重任托付与他。
再说7月3日和5日， 海军司令温树德两次率海所、海琛、肇和、飞鹰四舰舰长及随从到永丰舰，企图驱逐孙中山，逼其离开舰队。海军两派斗争开始激化。在温第二次登上永丰舰时，陈策率各拥孙舰长和军官，分立孙中山两旁，陈策则紧挨孙书山，怒目圆睁，一身威严。
当温树德扬言“决意中立。并已预备仪式，欢送孙中山先生”时，气氛骤然紧张。陈策手握左轮枪炳，欲拔出惩处温树德。孙中山见状。立即摆手制止。
在陈策率领的海军军官的拥护下，孙中山严厉斥责温树德的怯懦背叛行为，温树德睦目结舌，悻悻而退，不复再来。
7月8日。温树德为陈炯明20万巨款所贿买，公开叛离孙中山，率领海沂、海琛、肇和三大舰倒戈附敌。次日，驻守长洲鲍海军陆战队司令孙样夫随温叛变，迎敌登陆，长洲炮台因而失守。海军失其陆地屏障，已无险可据。为摆脱被动挨打局面，陈策率领永丰、 宝璧等9艘军舰，以火力压住陆上炮攻，一起驶离黄埔，寄泊新造河面，掩护陆上拥孙部队撤退。7月10日，舰队驶入白鹅潭。
接着，北伐军中第一师叛变附敌，致使回师救援受组。孙中山与叛军相持日久，孤立无援，继续留在军舰已于事无补，于是，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于8月9日离开广州，在汪精卫、蒋介石、陈策、陈群、黄龙、陈萱君等人的陪同下，经香港乘船，于8月14日抵达上海。
这次失败之后，孙中山仍然没有停止斗争。他将驻扎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又利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组成了西路讨贼军。1923年初，孙中山通电讨陈，命令讨贼军“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陈炯明迅速溃败、 从广州退往惠州。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以廖仲恺、伍朝枢、谭延岂分别任财政、外交、内务部长，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
然而这对，孙中山仍然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陈炯明在东汉虎视眈眈，滇桂联军是靠重金收买的。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后来，桂系军阀沈鸿英又想重演陈逆故伎。一天凌晨，广州市民被一阵猛烈的炮声惊醒，开始以为是陈炯明打回来了，后来才知道是沈鸿英率军攻城。沈鸿英叛军很快被平定，沈只身逃往香港。这是后话，不表。
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是个异常沉痛、近乎致命的打击。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竞要置他于死地。他心情沉重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逾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正是：
孰料依山山便倒，何故靠水水即流？
欲知事情如何发展，下回自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