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4月15日晚9时，双方仍在原地举行第二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先把定稿的修改之点，也就是接受南京方面代表团所提修正之点，作了说明。他着重指出，在定稿所作修改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他说：“文白先生和其他代表都希望能有变动。经过我们的考虑，觉得为使和平事业能实现，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一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同时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形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军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政权方面则互相协商解决。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
接着，周恩来又说明曾经讨论而不能接受的两处，那就是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他说：“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
在作了这些说明后，周恩来提出：“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使全国人民所热望的所关切的伟大和平事业，能在我们双方代表团合作如同一家人的精神上搞好。昨天文自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同意这个协定签订之后永无内战。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定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说到最后，周恩来提高声调强调说：“再说一遍，我们欢迎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能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仪式。但无论签订或不签订，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的宣布，犹如晴空一声霹雷，使南京政府的代表们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情绪又很快安定下来，意识到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原无足怪，心情马上转变为一喜一惧。喜的是中国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沉重灾难将由此得到解脱；惧的是个人今后怎么办，命运难以捉摸。
接着，张治中首席代表发言。他谈的不是《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而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去世24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了，胸襟和态度都狭隘，应该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
“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思怨，永远结束，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任命。”
这些话，是说给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听的，也是说给国民党代表听的，更是说绘他自己听的。
周恩来不无赞赏地静心听着。
最后，张治中又说：“中国有一句古话，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有封建意昧，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这不但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志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人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对于张治中的这段话，周恩来不以为然，马上加以纠正道：“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狠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如果是指过去20多年来国民党压迫中共及人民的历史，尤其是拿这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朝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会议在10时20分结束。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宇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旬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围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闳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4月16日这天清早， 黄绍闳和屈武分别乘车来到西苑机场。他俩昨天深夜被南京政府代表团推举，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飞回南京去请示。推举他的原因，自然是认为黄绍闳曾是桂系三巨头之一，希望他说得动李宗仁、自崇禧接受条款。推举屈武，是因为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做说服工作。
黄绍闳没有想到，周恩来一大早就赶来机场为他和屈武送行。与周恩来同来的，还有中共的和谈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等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等南京方面的代表也都聚集在机场。大家都说着祝愿的话，祈愿和平早日实现，使机场上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与半个月前南京代表团抵达这个机场时受到的低规格冷清接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黄绍闳还在人群中认出了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 海竞强是桂系精锐部队第46军第188师师长，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这次被中共宽大释放，今早周恩来让其随黄绍闳同机返回。显然，这是中共对桂系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次黄绍闳到北平时间不长，却感触良深，终生难忘。本来他见到南京和平空气冷淡， 想置身事外而于2月底飞到香港道逐暂住。但李宗仁屡发电报催他回南京作和谈代表北上， 面子上难以推却，只好于3月29日才赶回南京，4月1日就匆匆随代表团到北平来了。其实他对和谈并没有多少信心，因为他早就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哪里会同意中共的八项条件呢？他刚到北平就病了，心脏间歇性旧疾复发，被从六国饭店送进北京医院。他在北平期间，有两件事对他触动最深，一件是傅作义的谈话，一件是毛泽东的接见。傅作义是在家里请他吃饭的，两人是旧相知，无话不谈，听了介绍北平和平改编的经过，他对于傅先生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保存千年古都的所作所为，深为敬佩，认为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所作的重大贡献。他亦最是难忘毛泽东的香山接见。毛泽东的伟人风范，那艰苦朴素的作风、博古通今的学识、谈笑风生的气度。使他受益匪浅，感溉万端。毛泽东风闻他擅诗词，更使他感到吃惊。
那天他见过毛泽东回来，佐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兴致很高，激情难抑，遂填了两首《好事近》，题名《感时》：
其一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
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
愿得一帆风送，报燕云消息。
其二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
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此时为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
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
他借写景以抒情，欲问新月几时圆得，分明表达了对和谈早日成功的向往和祈盼。
刘斐看了，赞不绝口，连说：“绝妙好词！绝妙好词！”
黄绍闳对这次和谈的进展是满意的。《国内和平协定》这八条二十四款，虽由中共代表团提出，但也采纳了南京代表团不少意见，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中共坚持其所必须坚持的，忍让其所可以忍让的，其态度无可厚非，其诚意无可怀疑。在战败求和的形势下能够得到这样一份条款，已经很不容易了。
昨夜两点左右，周恩来得知黄绍闳被推举回南京请示，立刻在六国饭店里单独会见了他。
一见面，周恩来关心地问：“季宽先生，你的心脏病好些了吗？”
黄绍闳说：“大约今晚有些激动，心脏间歇得更加厉害了。不过我明天还是要衔命前去的。”
“你辛苦了！明天还要带病乘飞机。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嘱咐北京医院派一个大夫陪同你前往。”
“周先生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太谢谢了！”
“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哟！我们等你回来。我告诉你，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选定在中南海这个地方办公。这几天，我们在里面的勤政殿商议了和平协定。我希望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今后还将长期在勤政殿一起共商国是，去建设一个人民自己的强大的新中国。你把这个意思，再次转达给李德邻先生。希望他能飞到北平来签字。”
“照我看，协定签不签得成，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周恩来点点头，然后说：“刚才我跟毛主席通了电话，他祝你和屈武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说跟你相约过，等签订了协定你们要填词唱和呐。”
黄绍闳有点激动：“周先生，不管协定签不签得成，我都要回来的。”
周恩来最后说：“为了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和对桂系的希望，我们释放了白先生的外甥海竟强师长，你明天带他一起回南京吧。”
黄绍闳辞别了周恩来，离开六国饭店回到北京医院，已经三点多钟了。几个小时后，便是16日早晨，当他和北京医院派出的赵大夫坐汽车到西苑机场时，没想到又见到了前来送行的周恩来……
当天中午时分，飞机飞抵南京。黄绍闳和屈武一同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住下，赵大夫住到了首都饭店。
4点多钟， 李宗仁就在公馆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只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黄绍闳、屈武六人参加。黄绍闳扫了一眼与会几个人的神态，知道都希望他携回适合于他们口味的和平条款。他从皮包里取出那份文件，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变动的最后稿，签字时期是4月20日， 如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马上就渡江。协定签字后，中共将选定长江上下游10个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收江南地区。如政府同意于4月20日前签字，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同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委派我和屈先生将这份最后定案带回南京来请示，他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
他简要报告了和谈经过，随即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李、何、白等人传阅。这几个人听了他的介绍，急促地看了文件，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空气极为沉闷。
白崇禧忍不住了，首先怒气冲冲地指着黄绍闳说：“亏难你呀，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这样苛刻的条款我们能接受吗？！”
何应钦冷冷地说：“甚于敌国受降哟！这么重大的问题，怎好草率决定，好好研究讨论一下再说吧。”
李宗仁缓缓地离开座位，沉重地摇头叹息，却又未置一词。黄旭初也始终没有发言。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李宗仁派张群飞赴溪口，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不看犹可，刚一看完，顿时勃然大怒，七窍生烟，拍桌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蒋经国拿过来一看，也脸色大变，神情沮丧地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蒋介石狠狠地扬起手，又狠狠地劈落下去，吩咐俞济时：“快发电给广州的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绝不能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叫中宣部程天放向报界发表声明！”
蒋介石又问张群：“南京是如何行动的？”
张群说：“最后如何答复，当然要听总裁的。不过李代总统正召集紧急会议，增强布防，又调集了海军和空军力量。”
蒋介石点点头，亲授机宜道：“必要时在江面上放汽油弹进行封锁，要多出动飞机轰炸共军重兵阵地和他们的指挥机关。马上给李德邻讲，要他绘北平发报，尽量拖延签字期限。噢，长江水势怎样？”
张群说：“近日由于上游连降雨水，长江水位有所上涨。”
蒋介石眉头一挑：“如果能拖延到洪汛到来，对我们会更有利。”
张群苦笑一下，没有说话，显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张群、俞济时刚转身出去，王世和拿着一份电报跑了进来：“报告总裁，南京来电。”
“什么事情？”
“张治中和邵力子的家誊已不在南京和上海……”
“什么？”蒋介石脸色阴沉，呵问，“他们的家眷什么时候离开的？快追查！”
“来电说，去、去向不明。”
“太麻痹了，太麻痹了！”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可见他们是有预谋的。屈武回南京是不是也要把家搬走？快通知毛人风，把于右任监视起来，莫让屈武把他弄走。”
“我这就通知毛人风，把于右任送到台湾去！”蒋经国说。
蒋介石表示同意。
再说4月17日晚上，李宗仁把早日召到南京的桂系集团的要员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韦永成、邱昌渭、程思远找到傅厚岗官邸来开会，听取黄绍闳的报告，商讨对策。
黄绍闳见是桂系自己开会，在座均是熟人，就开门见山，更敞开地说道：“这两天来，关于和谈的舆论很多。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协定，这就要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对待它。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既不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在广州时国共两党的局面，也不是抗战开始时国共两党的局面。我们现在是败军求和。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绝对的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我们要靠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不但是我黄绍闳有体会，在座诸位也都深有体会吧。”
他向周围扫了一眼，继续说：“我们如果及早下决心，德公出面与中共签署和平协定，德公可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我们广西的子弟兵也可以保存下来，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几项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思谋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这时说话了：“我对个人去留出处并不计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所谋所作当是为国家为大多数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地卸职归田，以谢国人。所以今晚开会，我们还是从国家和大局出发来商讨。”
白崇禧为和谈问题前不久已和黄绍闳争吵过，这次，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他颇带火气地说道：“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什么两年不搞土地改革，讲得好听而已，我们迟早是人家碟子里的菜，只是早晚上席罢了！季宽，你们代表团北上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怎么带回来的是这样的投降协定？张文白怎么就糊涂到这种地步？连我们的基本立场都不要了。我早就讲过了，‘汉曹不两立’！”
白崇禧说罢，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会议不了了之，众人垂头丧气而散。
18日晚，桂系的这些要员们仍在李宗仁宫邸继续密商，仍是白崇禧和黄绍闳激烈交锋，末得出任何结果。据参加会议的程思远回忆：“李宗仁提出应将和议协定交由‘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这就是说，他个人不愿负拒签和议的政治责任，把球抛到对方的阵营里(国民党保守派)去。”
黄绍闳见此情形，十分气恼，便借口心脏病犯了，住进美国人办的鼓楼医院去了。他知道，和平肯定没有希望了。
4月19日， 行政院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秘密会议，对和平条款作最后决定。黄绍闳被从医院请到会上作报告，介绍和谈经过。黄到会一看，觉得会议的形式很奇怪：会议由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行政院的秘书长黄少谷和几个部长到会，吴铁城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从广州飞来参加，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刚从太原飞逃出来的阎锡山也被邀参加，而代总统李宗仁却是列席旁听。会上，对《国内和平协定》一片反对之声。
黄绍闳望见李宗仁静坐一旁，脸色尴尬，一句话也不说。他很了解李宗仁现在的处境：要是李发言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李不久前还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然而内心又觉得那个和平条款与其代总统的既得利益是有矛盾的。他也知道李宗仁还有更大的顾虑：如果表示赞成和谈代表的意见，势必与党方军方发生冲突，只要蒋介石在溪口发一句话，李就很可能被拘禁或被轰下台，甚至有生命危险。因而李宗仁只好呆坐一旁，默不做声。
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决定明日电告张治中要求中共延展时间，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商谈。”
黄绍闳已经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所以并不觉得意外。散会时已是12点钟。吃过午饭后，他和李宗仁一起回到傅厚岗公馆。两人心情都很沉重，又觉无话可说。他感到南京是不能逗留了。他又想到明天是中共限定签字的最后时间，张治中正在北平焦急地等候回音，便在李公馆给北平挂了一个电话。
张治中接到电话间：“情形怎么样？”
黄绍闳说：“详细情形不便在电话里谈，行政院今天晚上或明天就会有正式答复，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飞去香港。”
他听得话筒里停了一会儿，接着就传来张治中“啊、啊、啊”的声音。
他知道张治中已经从他的暗示里明白和谈决裂了。
他去意已定，放下电话就对李宗仁说：“德公，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上个月你召我从香港回来当和谈代表，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
李宗仁望了他片刻，答应了。并当场把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找来，得知下午送吴铁城的“自由”号飞机飞广州，便让刘士毅安排车，拉上黄绍闳直奔明故宫机场。两位桂系首领，握手时黯然神伤。
黄绍闳在机场碰见前来送人的屈武，屈武很诧异，忙问：“黄先生，那事怎么样了？”
机场上人杂，黄绍闳不便多说，只说：“我要回香港去了，希望你也快些回西北去吧，在南京久住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经此一点，屈武恍然而悟，连声说好。
黄绍闳当晚飞抵广州，第二天转飞香港。刚刚住下，就接到消息：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面渡江！
正是：
人各有志难强勉，识时务者为俊杰。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