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蒋介石在3月29日公开发表的这篇演讲中赤裸裸地说： “以现在中正的历史，中正的地位，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无论什么人想假借一种不落边际宣传和底毁，或造出一种不利于革命的空气，或赐我以独裁的名号，或污蔑我是新军阀，以反对中正革命，老实说，这是不行的！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
同一天，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取缔红色工会。
也在这一天，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了中监委紧急会议。会议检举共产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之阴谋。会议审查了中央执行委员，分作三类，甲类为本党忠实分子，乙类为态度可疑分子，丙类为共产党分子及其附和分子，并确定了应首先看管者的名单，鲍罗廷、陈独秀、李大到、邓演达等魏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人名列榜首。会议立即议决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开展“护党救国运动”。
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 周恩来预感到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3月30日，她在特委会议上作报告，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指出：蒋介石到上海后准备打击的“四个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左派。为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拉住了文武两套人马，文的是建立了一个“秘密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武的是“白祟禧、李济深、黄绍(立宏)、何应钦四大金刚”。并说：“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
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主张对蒋介石持缓和态度，以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周恩来发出的警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
比较起来，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倒颇为强硬。4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33人参加，仅3人缺席)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议案。并决议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但蒋介石报不交印，并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再也不说本来就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回国了。他是中山舰事件后出走欧洲的。由于他头上戴着“国民党左派”的桂冠，所以几个月来共产党和左派人士一直为“抑蒋迎汪”而积极活动。他一到上海，立即被主张反共的人们所包围。蒋介石与他多次晤谈，反复磋商清党分共问题。两人在“以谁为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蒋介石主张汪精卫不必到武汉而在上海立即进行分共。因为蒋介石的势力集中在上海地区，分共的结果必然以蒋为主，奉蒋为领袖。他赤棵裸地对汪说：“我可以服从你，但你必须听我的话，第一，要将共产党及接近共产党的人看起来；第二，改组中央委员会。”汪精卫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国共两党也很难继续相安五事，但他不同意在上海立即分共，主张先到武汉，然后将中央党部和国府迁到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解决。他对中山舰事件的宿怨依然耿耿于怀，担心再次受制于蒋，打算到武汉联络集中在那里的拥汪势力，然后由中央全会拥戴他为领袖。他振振有词地说：“分共清党，政军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
两人尽管争吵不休，但“分共”的根本利益驱使两人作出了先稳住共产党、伺机动手朗决定。蒋介石的讲话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一会儿主张分共，一会儿又说革命阵营内部是团结的，“不会发生分裂”，使人分不出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不要说共产党和左派人士被搞得稀里糊涂，连前一阵子兴高采烈的《字林西报》也说：“他对共产党人的攻击是半心半意的，内疚的，使人难以断定分裂是否是不可挽回的。”
这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表现出惊人的麻痹。他对蒋介石等人的反共面目和阴谋手段完全认识不清，一昧醉心于妥协、妥协，以为这样便可以避免国共之间的破裂。 还在2月23日，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就保证：“在中国革命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万万不可分离，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到了3月6日，他还一往情深地相信蒋介石，说：“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哪里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陈独秀就是这样一厢情愿地维护合作，而忽视了必要的斗争，完全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
4月4日，陈独秀和汪精卫秘密会晤。一见面，汪精卫便用国民党右派污蔑中共的话来质问陈独秀，试探陈独秀的态度。陈果然中了圈套，赶紧表明中共的诚意，连连“辟谣”，并于会谈后亲手起草了一份宣言，请汪精卫签名井于第二天联合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洞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地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及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贴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中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全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备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故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见同，根本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诫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问之计，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汪陈宣言》固然表明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维护国共合作的一片苦心，驳斥了对共产党人的造谣污蔑，但同时却放弃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并掩盖了蒋介石等人已经和正在反共、压迫工农的铁的事实，因而只能起到解除共产党人的思想武装、纵容蒋介石发动叛变的作用，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对汪精卫过分相信了。他哪里知道，书生气十足也会误事，过于善良也会上当！
汪精卫同意发表这个宣言固然是为了加重他“领袖实力”的分量，但客观上却是为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打掩护。不料蒋介石并不领情。宣言发表当天，他就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立宏)、蔡元培、吴稚晖、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碰头，把汪精卫硬拉来了。
大家愤怒地质问汪精卫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当成国民党的领袖，以党魁自居？汪精卫很不自然地辩解，并说：“我也知道共产党是在利用国民党、但本人希望两党能暂时维护合作，我和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不过是在尽调和之责。本人不日将赴武汉。也是便于调和两党关系。无论如何，目前还是以不用武力解决为好。”
“好一个调和！”吴稚晖冷笑一声，“调和也不一定要去武汉，在上海也行呀，在南京也行呀！”
别人也七言八语地批评他。
“你们都不明白我的苦心。我也是主张清党分共的，只是和你们的方法不同，不像你们急功近利。将来你们就会明白了！”汪精卫跺着脚说。
一直保持沉默的蒋介石慢慢地抢起头，说：“我也劝你不要到武汉去。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一定不能出来，到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也不行了，那你还要成为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正要争辩，吴稚晖突然上前跪下，大声叫道：“精卫老爷，我给你下跪了，请你看在先总理在天之灵，救救国民党，不要再为共产党做傀儡了！”
汪精卫一见此状，赶紧后退，一直退上楼梯，并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4月6日，汪精卫悄然离开上海，奔赴武汉去了。
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这时周恩来与驻在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薛岳、驻苏州的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保持着良好关系。薛岳公开保护工会，第一军的士兵经常与工人联欢。蒋介石对此极为害怕，惟恐正规军与工人武装“联盟”，急忙把薛岳师调离上海，换上由北洋军阀残部改编的周风妓部队进占闸北。蒋介石又以总司令名义命令左倾的第二军、第六军渡江作战，另外调遣何应钦部驻防南京，并断绝二、六军返回江南的退路，从而切断了上海革命势力与其他反蒋力量的联系。
4月9日，上海叛变准备停当，蒋介石密令白崇禧、周凤歧以淞沪戒严正副司令的名义执行政变计划，并留下特务处长杨虎协助青红帮打先锋。当天傍晚，他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上海去了南京。他要在外地导演这场大屠杀的惨剧。前面天，武汉曾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主张先进驻南京，以南京为首都。未等他们动身，蒋介石已抢先人驻南京。兵贵神速蒋介石的动作总是比他的对手快半拍。
4月11日， 上海市区出现了许多关卡，周凤歧的二十六军设下几道警戒线，对过往行人进行严密盘查。工人纠察队已经感到气氛不对，便向二十六军军部递交了一份公函，请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望予援助。军方拒绝回答。
当天下午，法租界杜月笙公馆，帮会流氓头子正在设计陷害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杜月签派他的大管家万墨林到闸北湖州会馆，十分“虐诚”地向汪寿华选上请帖， 请他当晚8时到杖公馆赴宴。“磋商要事”。汪寿华明知来者不善，但考虑到在此关键时刻，需摸清敌人动向，便不顾安危准时赴宴。杜月经、黄金荣、张啸林、杨虎等人见汪寿华只身来到，暗自高兴，上前寒瞳几句后，就威胁他交出工人纠察队。汪寿华晓以大义，严词拒绝。张啸林便使出惯用的流氓手段，高声喊打。埋伏在四周的打手蜂拥而上，将汪寿华打昏后装人麻袋，用汽车运至枫林桥附近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杀害。
杀害征寿华， 使这伙亡命之徒像吸食了鸦片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12日凌晨2时许，数以万计的流氓匪徒换上了工人服装，戴着印有“工”字符号的臂章，全副武装，准备上阵。张啸林用上海滩特有的流氓腔调叫嚣说：“等我们迈出杜公馆大门一步，就要应生死有命这句老话，碰碰看谁的颧骨头高。”
黄金荣慢条斯理地说：“价码么，一个人头十块银元。”
杜月笙尖着嗓子说：“今天的事，不管成功失败，我们惟有尽心尽力。”
从2时到5时，青红帮武装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地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淬抵抗，双方发生激战。事先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大批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结果，2700多名纠察队员被解除武装，120多人被杀，180多人受伤。
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为了抗议血腥暴行，当天，上海各区分别召开了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惩办流氓，肃清反革命；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游行示威。闸北区数万徒手工人行至潮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奋勇而人，将会所夺了回来，并立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举行总同盟罢工。
同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致电蒋介石。他们对昨天的同盟者、今天的刽子手的面目还没有看清，竟向蒋介石告状，请其“彻底查究”血案。电报写道：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十二日晨四时，本埠闸北、南京、浦东、吴淞各处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迫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考暨军阀不绝地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钩座奖赐簇旗题目“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司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自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入生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则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真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精神，着有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决无横施摧残之意，优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定保障(证)。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兔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4月13日上午， 蒋介石对上海确实是“迅赐严命”，但不是“彻底查究”对工会的“横肆摧残”，而是密令周凤歧严厉镇压罢工群众。这天，天空阴沉，气氛凝重：中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大会。会后，10万群众整队去周风峻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有布置的二师士兵用机关枪向徒手群众猛烈扫射当场打死200余人， 伤者无数。刽子手杀红了眼，如疯如狂，连逃到天主教堂躲藏的工人也被拉出来枪毙。此时，阴沉的天空下起大雨，雨水掺红血水，血水染红雨水，宝山路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蒋介石把曾和他并肩战斗过的周恩来列人通缉名单的第一个，他愿出8万大洋买周的头颅。
二十六军第二师收缴工人武器前夕，师长期烈特地派人送信绘图恩来，邀他到二师司令部谈谈。周恩来考虑到要做二十六军的工作，便由工人纠察队队长顾顺章带着6个卫士陪同来到宝山路二师司令部。 斯烈这时已接到蒋介石逮捕共产党领袖的密令他立即缴了周恩来卫士朗枪械，并扣留了周恩来。乘此机会，他命令部下对工人群众动了手。周恩来知道被骗，怒视斯烈，义正词严地谴责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背叛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你们这样做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原先认识周恩来，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学生，与周恩来有师生关系。他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如剑的双眼，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立刻要原与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黄澄镜找赵舒营救。赵舒和黄澄镜来到二师司令部，立刻把斯烈叫到隔壁房间训斥一通， 并要他直即释放周恩来， 斯烈不得不同意。他面有愧色地对周恩来说：“今天只是请周先生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他在送周恩来出门时，一再表示歉意。
白色恐怖仍在蔓延。 4月14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军警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几天之内，又有1000余人被捕，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被杀。
4月15日， 李济深步蒋介石后尘，在广州进行清党。太规模捕杀共产党员，许多人陈尸街头。周恩来在广州时居住的军委机关被搜查，来不及躲避的三人被杀。邓颖超那时因难产后身体没有恢复，住在医院里。她怀的男孩没有活下来。陈铁军化装去找她，要她赶快离开。周恩来去上海后，他们之间长期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她也不知道是周恩来参加领导的。这时，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她赶快到上海，用化名登报找他。当时局势已十分严重；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 连忙把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送她上了去上海的轮船。那时，“伍豪’就是周恩来这个秘密国民党还不知道，邓颖超一到上海就以母亲杨振德的名义登报找寻伍豪。周恩来看到后，立即派人把她接走了。
白色恐怖还在扩展。上海、广州之外，宁波、福州、汕头、厦门、重庆……也先后发生了屠杀事件。
斯诺统计死于上海白色恐怖的人数在5000至10000人之间。
英国作家韩素音为恐怖的黑四月加上了一个严酷的注脚：
在下一周又杀害了八千人左右。六千妇女和少女——工人的妻子和女儿——被卖给上海的妓院和工厂。人贩子杜月笙在上海的欧洲妇女眼中成了英雄。他还受到蒋介石的奖赏，被吹捧为社会中坚。
“四·一二”政变阴谋得逞之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因杀人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他的总司令部顾问，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十年后，在纪念“清党”十周年宴席上，虞洽卿、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被蒋介石封为“五大功臣”。
在这帮黑社会流氓头子被蒋介石“论功行赏”，从而堂而皇之地成为“党国要人”的同时，一大批名震四海的社会精英折损了，宛如璀璨的群星猝然殒落。那血色丰碑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英名——杨音公、汪寿华、邓培、孙炳文、萧楚女、熊雄、李启汉、陈延年、赵世炎、田波扬……
绝美的风景，多是奇脸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丽的牺牲当中。
这是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的话。在蒋介石下令屠杀上海、广州等地的共产党人的同时，北方的张作霖也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李大钊当时在苏联大使馆避难。 张作霖出动300名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挹兰、邓文辉等35人。共产党组织和李大钊的朋友章士钊、周作人等多方营救， 未获成功。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奉系军阀处以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架，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时年38岁。这位与孙中山并肩步人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国共合作的开创者，眼看着两党合作局面濒临崩溃，带着深深的遗憾、被永远扼断了正义的呐喊。
正是：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