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第40回 国共合作曲终人散 蒋宋联姻龙飞凤舞


却说汪精卫拿到电报抄件,立即约见了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其他几位高级官员,把电文交给他们传阅。

陈友仁惊讶地说:“这不是等于共产党向国民党开战吗?”

在座的人纷纷指责共产国际,指责苏联,指责中国共产党。

汪精卫气愤地说:“我看,斯大林的指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都得完。”在座的人随声附和,都认为国共合作已经走到终点,以早日分共为好。

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突然宣布解除鲍罗廷和加伦的聘约。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左派们一个个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显然,他们事先已知道了这—决定。

鲍罗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什么?什么?请汪主席再说一遍。”他脸色涨得通红。

“解除聘约是中政会的决定。”汪精卫平静地说,“过去鲍先生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我们当然铭记于心。但现在既然政见不同,抱负殊异,只好请先生离开,我们各奔前程。”

鲍罗廷竭力揣测这一突变的原因,直到他知道罗易的泄密以后,才恍然大悟,但一切都已经迟了。任何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泼水难收,形势急转直下。

这时, 北伐捷报频频传来。5月30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1日,庸生智部也到郑州。 2日,南京方面北伐军攻下徐州。至此,北伐军与冯玉样会师中原的预定目标实现了。汪精卫为了解决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决定和统辖豫、陕、甘三省,虎踞中州战略要地的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8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邓演达、谭延岂、孙科、王法勤、于树德、何键等人来到郑州。 9日下午,冯玉祥僧于右任由洛阳抵郑州,车站上挤满了欢迎他的政府大员、军事将领和各界。代表,兴高采烈的工农群众把他指了起来,送进轿车。

“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周恩来几年后不无自嘲地说。鲍罗廷、加伦都曾直接帮助过冯玉祥,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曾和他并肩战斗然而现在……

6月10日, 汪、冯两方面要人在郑州陇海公园举行会议。大家享用着汪精卫专列带来的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橘汁和嘉莱巧克力,纵论天下大势。武汉方面与会人员一面谴责蒋介石独断专横,把党和政府置于他的军权控制之下;一面指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破坏了国民革命;同时指责鲍罗廷,抨击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会外谈话中,更肆意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把个别事件加以夸大,耸人听闻地加以演染。何键对冯玉祥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竟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再不严厉制止,国民革命就完了。”冯玉祥连连点头,联系到他在陕西时,农会带领农民拒缴租税、拘浦土豪劣绅的情况,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更加反感了。会议夜“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样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议开了两天,冯想再讨论一些问题,但汪对冯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原来有人给汪拍了电报,说冯与蒋已经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蒋介石更清楚这时他多么需要冯玉样的支持。只要把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拉到手,就可以完全压倒武汉的汪精卫。于是,蒋介石邀请冯玉样到徐州会谈。蒋介石是个很有心计的人, 当他用谁时就对谁十分谦恭。冯玉祥的专车预定6月19日抵达徐州。这天一大早,蒋介石就率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20多里,至郝寨车站迎候冯的到来。蒋以总司令的高位,犹如此谦下,使冯深受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6月20日至21日, 蒋介石和冯玉祥在花园饭店举行会议,胡汉民、李宗仁、蔡元培、 张静江、白崇禧等20余人出席,由吴稚晖主待。蒋允诺从7月起每月给冯部军饷250万元, 并立即馈赠50万元硬币稿军,还预请冯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冯十分感动,他知道,现在蒋介石的势力是最大的,他和蒋介石联合不会吃亏。他们互相恭维,蒋称冯为“绘中国带来福音的基督将军”、“民众救星”,并高呼“冯总司令万岁”,冯则称蒋为“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的化身”,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会议讨论了8个问题,重点是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答应。

蒋、冯合作,武汉政府更加孤立。冯玉样返回河南后,一连几封电报致武汉政府,敦促汪精卫等人加速分共,并实行宁汉合作。电报如最后通牒,大有如不照办,即派大军压境之势。

同时,冯玉祥一回河南就下令写标语、撒传单骂共产党,在他的辖区实行“清党” 。随即将军队中200名共产党员和辖区内中共地方党员干部州人调至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他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 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吧! ”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240余人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后来多数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毛泽东、蔡和森一再建议中共中央注意反动军官磨刀霍霍的严峻形势,认为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提议“中央及军部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陈独秀等仍不醒悟,面对咄咄逼人的反共气焰,依然企图以忍气吞声的退让来避免国共的决裂,并主动下令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拱手交出了武装。

周恩来以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曾经尝试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发动湖南农民暴动。那时,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力量颇为强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部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 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并准备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而没有实现,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完全处在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感到迷惘。在这种沉闷空气下,人心更加涣散。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政纲”,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共产党人可以用“请假”名义退出政府。文件还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人军队”,苦苦地哀求汪精卫不要“分共”。这个纲领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独立地位,而且自动代替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取消了工农民众运动的合法存在。

然而,投降主义者的这种哀求除了捆住自己助手脚以外,并不能打动汪精卫集团的心。6月26日,康生智公开宣布反共,这显然是得到汪精卫默许的。三天之后,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反共训令。他说工农运动便是“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私擅逮捕,任意残杀……佃户压迫田东,店员压迫店主,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经营,士不读书。提倡兽化,毁弃人伦,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来大乱。未有如此。”认为这“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叫喊铲除“屠杀良民的暴徒”、“扰乱后方的暴徒”,要求汪精卫、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事实上,何键已经指使其部下在街头拘捕共产党人,并伙同武汉卫成司令李品仙派兵占领了全国总工会等机关。

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紧急训令,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随即派来罗米纳兹作为国际代表接替鲍罗廷、 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经过这欧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后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汪精卫等人“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但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随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转为应付突然事变,大批共产党员紧急撤退,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

这时,有入企图毒死加伦将军。在一次宴会上,其他苏联顾问中有一人中毒而死,但是加伦被救活了。

美国记者希恩去看鲍罗廷,这位到中国已历四载、经受过后殿风雨的老顾问依然慷慨激昂。他说:“我将坚持别最后一分钟。到非得离开时,我才离开。但是,不要以为中国革命行将完结。或者彻底垮了。它将转入地下。它将成为非法运动,会受到反革命的镇压,被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击败;但是它学会了如何组织,如何斗争。或迟或早,从现在起一年、两中、五年,它将再次公开。这可能遭受多次失败,但是最终将会胜利。这里发生的一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7月13日, 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汪精卫等人“与共产党分离”、“残杀农工”、“向蒋图谋妥协”。然后,他装扮成农民模样,悄悄离开了武汉。

严峻的时刻, 宋庆龄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 严厉斥责蒋介石、汪精卫“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和“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她说:“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面对汹涌围滚的反共浊流,她大义凛然地表示:将不再参加“本党新政策的执行”。宋庆龄的声明被国民党的报纸禁止发表,但是她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

国共决裂的最后日子到来了。7月14日,一次决定性的秘密会议开了几个小时。汪精卫神情默然地坐在长形会议桌的一头,紧张的辩论使他感到疲惫不堪。参加过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后又与共产党为敌的陈公博咬牙切齿地说:“目前若再不分共,恐怕大家都跟着共产党跳水!”陈友仁表示反对,但孙科当即和他大吵大闹。直到深夜,他们的意见才基本一致:立即实行分共。

“合作了这么几年,说反就反了吗?”陈友仁最后不无遗憾地说。

“该反就得反”汪精卫冷漠地回答。

7月15日, 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所谓《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兵戎相见,进行长达10年的国内战争。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反共之后不久,就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展开大屠杀,其疯狂残忍程度一点也不比蒋介石逊色。汪精卫声言:“宁可征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宋庆龄乔装打扮,乘船顺江而下,来到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稍事停留,匆匆地将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当,便开始了下一个公开同蒋、汪分道扬镳的引人注目的行动——她接受鲍罗廷的建议,公开访问莫斯科。她在一位原来帮助国民党办报的美国人雷娜·普罗梅小姐陪同下,上了一艘苏联货船。接着,陈友仁带着两个女儿也来到这艘船上。在早晨的浪潮中,大船向海参战驶去。

7月27日, 鲍罗廷和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 一个多月前,鲍罗廷和140多位苏联顾问的职务已被汪精卫解除。但是当他离去时,汪精卫等人却给子极为隆重的欢送。汪把鲍送上专列,又把国民党中央一封表示“友好感情”的信交给她。鲍罗廷向欢送的人表示感谢,挥手告别。站台上的中国人有眼含泪花的,也有冷嘲热讽朗。此前不久,鲍罗廷的夫人差一点被张作霖杀害,因多方营救才逃出魔掌、此刻正躲在苏联大使馆。当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密致电冯玉样,要冯将鲍杀害。冯不忍下手,反而以礼相待,亲率高级官员到车站迎送,送上大红绢纱一匹,并派出张允荣、李连山等人将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送至库伦,使他们得以安全返回苏联。

宁、汉双方终于在反共问题上合流了。但他们积怨太深,合流却不能合作,而且蒋、汪都想当国民党的一号人物。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接着,汉方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在江西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冯玉祥出面调停,未果。

7月28日, 汪精卫把江南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及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等人召到庐山开会,企图说服他们东征讨蒋。江北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讨蒋是积极的,自然不要去说服。

“为什么你们刚开抵南得线就驻足不前呢?”汪精卫质问。

张发奎对北伐、东征均已毫无兴趣,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他冷笑一声说:“南京方面战将如云,我们不是往死里碰吗?”

“是啊,”黄琪翔谨慎地说,“第四军都是广东人,现在老家让李济深夺去了,还有什么心思打仗?我看我们还是先打回广东去。“你们不打南京也罢,”汪精卫强忍怒火说,“但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几乎成为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我希望你们能迅速解决。”

张发奎保证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尽管他们同情共产党,但我担保他们不会违抗我的命令。”

汪精卫把身子往后一靠,说:“既然如此,那就请你把贺龙、时挺召到山上,我们共同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行!”

张发奎当日便发了一封电报,请贺、叶上山。不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他担心汪精卫不怀好意,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的二十军司令部。告诉贺龙和叶挺千万不要上山。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移防开往南昌,联合那里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发动起义去了。

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静寂,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在南昌起义了。从此,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

第二天,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大骂“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一面和谭延岂、唐生智、孙科、程潜、米培德于8月3日联名给冯玉祥摘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经冯玉祥沟通,8月8日,由李宗仁领衔,白崇禧、蒋介石等附名,向武汉发出求和电,声称“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之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要求武汉政府要人及早莅临南京。

不料第二天,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再次发出讨蒋通电,称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扬言“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谅”。显然,汪精卫集团是在逼迫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急忙把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钩请到他的官邸。他开门见山地说,“双方派兵东下,进逼首都。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叫‘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他们并非真的要来打南京,只是想为今后合作准备筹码,好讨价还价。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管他。”白崇禧满不在乎地说。

蒋介石不以为然,神情严峻地说:“南京既为首都,汉方进攻首都,就是叛党叛国,我们一定要先平定武汉,然后再北伐。”

李宗仁反复强调,武汉问题完全可以和平解决,都是国民党,没有必要一定兵戎相见。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怒不可遏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和谈,我只好辞职了。”

白崇禧以一种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冷静态度回答:“总司令征马劳顿,能作短期休息也好。”李烈钧也顺水推舟,随声附和白崇禧。

蒋介石浑身都僵硬了,他的目光急切地朝何应钦射去,他想何应钦肯定会出来转圜。哪知何应钦却低头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蒋介石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互通声气的,此刻都希望他下野。

蒋介石知道,国内各方面对他的意见都很大,武汉方面的矛头主要对准着他,他这时若恋栈不走,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权衡得失,他决定“以退为进”。追根溯源,他最恨的还是汪精卫。他在口记中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江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8月12日, 蒋介石确定下野。在这天的中央执监委会议上,何应钦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这个国家。”白崇禧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宁、汉和在沪的老西山会议派之间依然龙争虎斗,纷争不已,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

蒋介石悠然于故乡溪口的山水亭台之间,读书赏景,作闲云野鹤状。实际上,他时时刻刻做着卷土重来的准备。一天,他特意去雪窦寺里请方丈算命。报过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的年庚后,再油纸签。老方文掐指推算后说:“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据说交狄之后冲动,不死也受伤,但正在行运,后福无量,决无妨碍,远则两年,近则一年,必然东山再起。明年流年戊辰,非常顺利,那时总司令的权位,要比现在高,贵不可言哪!”蒋介石眉开眼笑,亲手向方丈送上谢仪。方文笑纳,并说:“这是贫僧凭总司令的八字命运推算出来的,决无虚言:“

9月下旬, 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肌会,决定去日本一游,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拜见正在日本养病的宋老夫人,请求其同意他和美龄的婚事。

蒋介石于9月29日抵达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到神户马大旅社,拜访宋老夫人。他比当年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老夫人的严关,他当天就把与美龄的订婚戒指送上老夫人。随后,他与宋美龄合影留念,到各处名胜游玩。蒋介石又拜访了日本军政界官员和社会名流,活动了44天,于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回国。

11月26日,蒋介石在报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焰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关于蒋、宋联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分析道:

蒋的再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同美龄结婚后能把孙夫人和宋子文拉过去。此时,蒋还开始考虑到需要寻求西方的支持。美龄成为他的夫人后,他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对宋子文这位金融专家评价很高。但是,要说蒋不爱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显然把自己看作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英雄往往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另娶新妇对蒋来说是理所当然之举。

12月1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婚礼。参加婚礼的有1300多人。介绍人为谭延阎、王正廷。证婚人原聘何香凝,为何拒绝,复请蔡元培。大厅里悬洼着孙中山的大幅肖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40岁的新郎蒋介百首先人场。容光焕发,乐不可支。之后,30岁的新娘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在四位女傧用的陪伴下,在《新娘来了》的乐曲声中步人大厅。她身穿银白色的旗袍,手待一大柬白色和粉红色的玫瑰花。蒋介石则穿着一身笔挺的黑礼服,与宋美龄的穿着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婚礼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舞会。

次日,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蒋、宋婚礼的报道。《上海时报》说:“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因蒋介石又名中正,故当时有的报纸以“中美联合”为大标题报道他们的婚礼盛况。

蒋介石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他在当天写下的《结婚感言》中说:“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一年以来最快慰之一日……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这时的政治形势,也对蒋介石十分有利。在你争我夺的混乱之中,各派都想拉拢他, 请他出面调停。婚后第三天,就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3ll号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此后,他先后挤走了汪精卫、胡汉民等人。1928年2月初,四中全会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改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由蒋兼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半年后,蒋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从此,蒋介石成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独揽了党、政、军大极。

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异常艰难而严酷的环境中奋起,寻求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挽救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独具慧眼,率先提出了“上山”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展示了他作为革命领袖的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能。

此后十年,国共两党之间没有合作。只有生死搏斗,没有和谈,只有武器和武器的“对话”,人们共同卷进了烽火硝烟之中。

正是:

尘世难逢开口笑,萁豆相煎一何急!
十年一觉风雨梦,何日剑啸换莺啼?

欲细十年后将会如何,将在下部书中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