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第99回 毛泽东李宗仁空中传信 周恩来张治中桌上发言


却说刘仲容本不想暴露身份,一听记者把他错认成了和他只有一宇之差的刘仲华,干脆将错就错地点了点头。这位记者又缠住未蕴山等三人探问姓名,他们都装作没有听见,不作答复。

于是,第二天南京、上海的报纸就以“北平飞来神秘客”为题,在头版披露新闻,称:“刘仲华由平飞抵首都,同来三人坚不露姓名。”这样,便惊动了蒋介石的特务,四出打听,闻讯追至他们下榻的大悲巷白崇禧公馆。因公馆由桂系宪兵警卫,才没惹出麻烦。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还拿出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送给李看。报上刊登了就国共和谈开始而发表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是由毛泽东亲笔撰写的,表达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粗粗看了一遍,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后来望着刘仲容问:“你说这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

刘仲容答道:“是的,是周恩来亲口告诉我说是毛先生写的。”

李宗仁叹了口气,苦笑一声,叫秘书挂电话给何应钦,请他速来议事。

刘仲容说:“德公,这些话是中共领导人对你和健公讲的,跟他讲合适吗?”

李宗仁说:“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也听听嘛。”

一会儿,何应钦大摇大摆地来了,一见到刘仲容就说:“我知道你去北平了。这回你带回什么消息呀?在那边见到文白、邵老了吧?”

刘仲容说:“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去了解情况的,刚回来,正向德公汇报。”

何应钦问:“你见到毛泽东没有?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

刘仲容答:“见到了。毛泽东说,国共两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该歇歇手了,谈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泽东还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不能阻挡。他欢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何应钦反问:“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那边同他们谈着吗?”刘仲容因摸不透何应钦的底,不便将话再往深处说,就含糊其辞地答道:“双方的最高当局直接会谈,可能会更直截了当些吧。”

李宗仁坐在那里,长时间没有说话。

4月7日晚,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宴请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子衡。饭吃过了,该说的话也说过了,客人告辞以后,李宗仁告诉秘书,不要让人打扰他,他要独自待一会儿。

他处于极度的矛盾访惶之中,这个代总统真是难当!要打,打不过人家中共;要和,和不了,蒋介石根本不同意毛泽东那八项条件。想要摆脱蒋介石,却又摆脱不了。蒋介石表面上说是下野了,实际上实权在握,密令将国库所存金银美钞几乎全部运往台湾,让其心腹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为其坐镇。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蒋回溪口后,在家乡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都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不久前,他在总统府宴请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一席未终,这位顾参谋总长竟先后放下碗筷去接了三次老蒋从溪口打来的电话。他在席间看见,很觉得不是滋味。他作为代总统,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钢,曾命行政院伤财政部将运往台湾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更使他愤怒不已的是,自己身为国家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他才知道消息。一了解,原来陈仪因说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像一群土匪而得罪了蒋氏。对此,他也只能听之任之。据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他身边的卫士都是蒋介石的人,这使他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现在国共和谈的问题尤其使他头痛。他是以主和的面目来出任代总统的,原想借与中共和谈而压蒋,以取而代之,从而与中共划江而治。然而中共不但不同意划江丽治,还要他与蒋彻底决裂。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南京政府何去何从?他和桂系何去何从?

他熄了灯,把头靠在沙发背上苦思了好一阵子,忍不住打开收音机收听北平的中共广播。电台里又在点他和何应钦的名字。播音员用严正的声音在说话:“……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

他无可奈何地关掉了收音机。

张治中率领代表团去北平刚好一个星期了。中共的报刊和电台广播,几乎天天都点到他的名字,毛泽东、周思来还通过多种渠道,往南京给他频频传话。

4月3日,黄启汉从北平回来,捎来周恩来的话:解放军是要渡江的,渡江时希望他不要离开南京,还建议他调桂系一个师来南京护守。又传来李济深的话:只要他和美蒋决裂,向中共靠拢,李济深和毛泽东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让白崇禧带兵。

4月5日,刘仲容传来了毛泽东的口信,朱蕴山传来了李济深的口信。同时,未蕴山还捎来一封中共的最后通牒信:无论战与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限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

昨天,4月5日,他曾派甘介侯去美国驻华使馆,将中共的最后通牒告诉司徒雷登大使,问及共军渡江美国方面有何态度。大使的回答令他十分失望,还是前几天说过的老话,要他的国防部负起保卫的责任,这样做是不会受到蒋介石干涉的。关键的时候,看来美国人也靠不住了。

李宗仁正在思前想后,烦闷不安,张治中来了长途电话,汇报了近日在北平与中共代表个别交谈的情况,说和谈尚无进展,主要卡在战犯问题上。看来,他该对战犯问题有所表示,使之不影响和谈的进行。于是,他立即把黄秘书叫来,代他起草一份电报打给毛泽东,重申求和之诚意,着重谈战犯问题。黄当过胡汉民的秘书,善于舞文弄墨,立时把电报稿拟了出来。李宗仁一看,对其中关于战犯问题的措词十分满意。

当晚11时,李宗仁将电报稿交由机要室发往北平。电报写道: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遭邀苍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禀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卯阳

第二天,即4月8日下午,李宗仁就接到了毛泽东的复电。

他从电报中还获知,张治中已经会见了毛泽东。电文曰: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卵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四月八日

李宗仁心想:毛泽东的回电来得真快!毛泽东近来传话频频,今日又与张治中晤了面,该又会有话传过来。果然,晚饭后张治中就来了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周恩来今天在香山单独接见了张,就和谈的有关事宜,长谈了四个钟头,特别在关键的战犯问题上,中共已作了让步。

李宗仁的眉头略略舒展了一些。但是,他觉得对战犯不提名字的让步,只是一个小的让步,对战犯还是要严惩的。而且,中共对坚持过江毫不松口。现在是至为关键的日子, 离中共最后通牒的日子只有4天了。最后的抉择又该如何呢?他决定召集桂系的核心人物来南京作最后的商议。

4月9日,白崇禧和夏威、李品仙等都到了南京。

白崇禧在公馆里单独与刘仲容谈话。他笑着问:“听说你这几天成了老蒋的特务重点盯梢的对象,搞得连公馆的门都不敢出了?”

刘仲容也笑了:“记者捕风捉影,把我当成刘仲华,我也就将错就错了。倒是闹得满城风雨。”

笑过之后,白崇禧问:“毛泽东、周恩来有什么回复的意见?”

刘仲容说:“健公,你给毛、周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那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深知白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所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泽东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未等刘仲容说话,白崇禧又问:“德公和敬之(何应钦)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答:“他们两人听了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白崇禧气愤地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当天谈到晚上也没有结果。

晚10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在傅厚岗官邸商谈时局。谈来谈去,都觉得和谈成功的机会不多。白崇禧重申反对中共过江的意见,然后说:“目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作主。”会后,李宗仁让程思远代他给蒋介石写信一封,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阎锡山)、居觉生(居正)两先生代为表达。阎锡山、居正专程去溪口见蒋介石,回来告诉李宗仁,蒋看了信后,未表示明确态度。

4月10日, 刘仲容又找白崇禧谈话。为了方便,这次谈话是在游览玄武湖时进行的。刘仲容在游艇上告诉白崇禧,这次同来的朱蕴山、李民欣,是代表民主党派来奔走和平的。他耐心地说:“目前国民党位处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是件很难的事。现在好不容易开始谈判,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宝贵的时机,不要错过。”

白崇禧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火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

刘仲容觉得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既然如此,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心中未免感到十分惋借。

当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王炳南从北平给刘仲容打来电话,说南京代表团的黄绍闳日内将从北平回南京,叫他和朱蕴山等人搭乘黄绍闳的专机飞回北平。

他又去了一趟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向李报告说:“德公,毛先生捎了话过来等回话,我准备再去一趟北平,将你和健公的意见转告他们,看中共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

李宗仁当时处于十分苦闷访惶的内心矛盾之中,不愿意断了线,因而同意了刘再去北平。他说:“好,你去吧,看毛先生能否再让步,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刘仲容还记着周恩来面嘱的同机带回邵力子夫人博学文的任务。他一向很尊重与敬佩邵老。这次邵老被指定为国民党和谈代表之一,本来是要携夫人一起赴北平的。但反对和谈的死硬派到处造谣,说代表团不是去和谈,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甚至措名说,邵力子早年加入过共产党,这次去北平是有去无归了。为了安定人心,对和谈造成一个有利的气氛,邵力子将夫人博学文留在了南京。刘仲容到了南京后,打听到傅学文因邵力子走后住处受人监视,便被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接到于府去住了。当落实了他和朱蕴山要乘去北平接黄绍闳和屈武的“天王”号专机之后,他设法通知了于右任先生去送机,并暗示了亦将傅学文送上飞机。

4月12日下午, 明故宫机场上“天王”号即将起飞,于右任带着博学文乘车赶来送行。当朱蕴山、刘仲容登机时,于右任和博学文跟一块送行的程思远、黄启汉等人站在一排,与未蕴山、刘仲容握手。当未蕴山、刘仲容站在机能门前回身向送行者挥手的时候,于右任推了一下博学文。傅学文一边向机舱口招手,一边紧走几步,登上舷梯,好像是要上去叮嘱什么话。她登上机舱口,大步跨了进去。舱门关闭,飞机启动滑向跑道。等盯梢的特务明白过来时,飞机早已腾空而起,向北飞去了。

晚饭后,“天王”号到达北平。

刘仲容刚下飞机,周恩来早已派车直接送他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等着他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

刘仲容说:“有毛主席关心,来去都很顺利。”

毛泽东:“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

“主席的话我都向他俩原原本本地转达了。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没有什么希望了。”

“李宗仁呢?”

“依我看,李宗仁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毛泽东吮了吮下嘴唇,说:“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你转告李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他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将他当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再说经过十来天的交换意见, 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正式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一份,并通知在当晚9时开始正式会谈。草案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这是一座高大、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皇家建筑。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侧由双方代表分坐。条桌两侧的后面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由勤政殿西向进入会场,空气十分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

第一,明确战争的责任在南京政府。南京政府长期以来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肆行反共;尤其自1946年以来,撕毁两党一切协定、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全国遭受空前灾难,已完全丧失人民信任。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第二,关于战犯问题。主要战犯必须严惩,但只要“认清是非,翻然侮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将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三,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它所规定的伪法统理应废除。

第四,国民党现在所保有的陆海空军、各军兵种、军事机关、军事学校、工厂、后勤机构,一律加以改变,其拒不服从者,即加以讨伐。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

第六,凡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以及文件档案,一律移交联合政府审查,其中凡对国家不利,尤其出卖国家权利的,分别予以废除、修订或重订。

第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应准备交代;解放军一开进,即实行军管,除反动分子之外,对广大公教人员和官兵绝不使流离失所,对进步分子、有用人才,还给予出力机会,对生产机构悉予保存。

周恩来说:“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同意和签订这个协定草案,使和平得以实现,问题得以解决,一定为全国人民所永远赞许。”

接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大意是:

一、关于草案的前文,我们认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愿意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不过对过分刺激的语气希望减缓些。

二、关于战犯问题,中共方面是大让步了。不过我们希望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者,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者,才应追究。”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此使会议陷于僵持。

三、关于废除宪法与法统问题,我们无不同意见,只希望作文字上的修改。

四、关于军队整编,原则同意,但具体方法步骤希望修改:双方军队在各自防区内改编,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不受单方面的指挥;具体的改编方法,应另文详细规定,不必写入协定之内。

五、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我们原则上完全同意。这是早应该做的,现在由你们提出,我们十分惭愧。

六、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异议,但条文中规定南京和各级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一切须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样,后者将被看成是太上政府,希望考虑。

张治中最后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但本人向来是中共的朋友,在中共代表团诸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意提醒各位:国民党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责任落在你们肩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民主的目标,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会议延至23时15分休会,双方同意会外继续协商。

4月14日, 南京代表抓紧时间研究协定草案,写成了一个修正案。其主要之点在于力求缓和,避免刺激,意在能使南京方面所接受。

当晚,张治中把修正案交给了周恩来。

4月15日,双方代表进行交谈。

晚上7时, 周恩来同张治中会面,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他,并定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局恩来说:“这不是草案了,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是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说:“也好,干脆!”

正是:

十次量衣终须裁,一捶定音称快哉。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