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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17章 宋子文舍官居富


17.1 接收中最大的贪污集团

1945年,宋子文刚正式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便面临着小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大接收。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宋子文的第一招就是通令全国,凡是接收的敌伪物资概由行政院统一处理。宋子文以行政院长名义宣布:

1.敌伪物资不能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和其他损失;

2.复兴伊始,接收为一件大事,必须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既可使法币回笼,也能平抑物价;

3.将来要求日本赔偿时,可以按收回数额作为部分根据;

4.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分别处理。计一区为沪苏浙赣区,局设上海;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局设北平;三区为青鲁豫区,局设青岛;四区为穗粤桂区,局设广州。

这样,一切敌伪工商企业的接收,尽管你抢我夺,但最后的处理却掌握在宋子文的手里。他把接收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之后,就可以择肥而食,把最重要的敌伪产业纳入豪门资本。

宋子文的聚敛手段可谓炉火纯青。比如,他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授意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付清价款,可按估价7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半年内续缴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如此冠冕堂皇的“条例”表面上似乎颇公道,但实际上是一切大的工商企业全被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所取得。他们可以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法币的贬值等,不费分文的代价占有许多大企业。

就纺织业而言,当时,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处的纺织工业,成为接收中重要的争夺对象。

在上海,有“棉纱大王”美誉的荣氏家族,想乘机加强他们在上海纺织业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当国民政府经济部派遣张兹闿为苏浙皖接收特派员到上海接收工厂时,荣家便设法推荐他们的得力助手顾鼎吉参加接收工作,意欲摸清上海日商纱厂的设备状况,准备政府拍卖时,抢先把好厂弄到手。

在青岛,抗战前起家于石家庄,武汉的裕大华纺织公司大股东石凤翔、苏汰余、黄师让等也想乘机取得日商在这里的60万锭的纱厂设备,他们特地派遣祝士刚、李庄寿等随政府接收特派员赴青岛接收日本纱厂。

当这些资本家纷纷动手争夺之初,宋子文丝毫不动声色,一俟这些地方的接收工作将进入处理阶段,宋子文突然出动,把全部接收了的纺织工厂一把抢尽。

1945年11月成立了由他直接指挥的“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任命朱云章为主任委员,王仰先、李伯升、吴味经等人为委员,把全部接收的纺织业的行政管理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帮人又全是宋记财团的重要角色。

继“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之后,宋子文又成立“中国纺建公司”,以朱云章为总经理,李伯升、吴味经为副总经理,作为全国纺织业的托拉斯,全部垄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接收的纺织工业。至此,在接收处理中,纺织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斗争,以宋记官僚资本集团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此外,在矿产、金融、交通等诸方面的接收中,宋子文的资本集团也如法炮制,捞得了最大的好处。因此完全可以肯定他说,宋记官僚资本集团是接收中最大的一个贪污集团。

17.2 17.1 秘密外交

1945年2月间,当德国法西斯即将败亡的时候,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击败德国的共同作战行动和战后占领管制等问题外,还秘密通过了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他们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苏联恢复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国际化,外蒙现状不变,千岛群岛交予苏联等协定。

英、美以牺牲中国主权为条件,换取了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该密约签订不久,美国便通知国民党政府。当时大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准备一旦大战结束即转而打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却又顾虑到苏联,于是通过美国,作如下秘密协定:国民党承认外蒙古高度自治,外蒙古与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为领导各党派之政府。

国民党政府这项秘密外交的当事人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获悉雅尔塔协定后,立即命令宋子文组织代表团,乘出席联合国首次会议之机,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谈话。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重庆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表示了上述态度。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奉行的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原则。这项原则是罗斯福所反对的。当宋子文等人抵达华盛顿时,适逢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于是秘密外交进展顺利。

宋子文从美国回华后,又于1945年6月30日到达苏联。当天下午6时30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晤。苏方参加会晤的除斯、莫二人外,尚有彼得罗夫大使和柏巫洛夫翻译。中方代表除宋子文之外,尚有柏秉常(大使)和胡世泽(外交部次长)。这次会谈仅15分钟。

第二次会谈是在7月2日下午8时至10时半。会谈中各种问题均列出讨论,但多数未得结论,谈蒙古问题时争持最激烈。

第三次会谈于7月7日进行,专门讨论蒙古问题,历时45分钟。

宋子文在第二次谈判后曾向蒋介石请示蒙古问题,蒋介石经过长期考虑后,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保证将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

第三次谈话中,宋子文将此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古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古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这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古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这时,离杜鲁门、邱吉尔、斯大林柏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也赞同苏联的条件。在三方的压力下,蒋介石便向宋子文发出指示说:“中国政府令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中国最大之需要,为

术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个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

(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能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

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外蒙,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

外蒙区域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

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久远而根本之合作。“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即与苏方代表进行第四次谈判。宋子文向苏联代表说明,割弃领土之痛苦与中国牺牲之重大,非有补偿,不能向全国人民交待,并即席译述了蒋介石的指令。苏方代表答复道,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往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联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即系如此。

然而,这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

先是,第二次谈话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间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并为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国民政府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已承认之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可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缪岛、雷岛不设防。国民党政府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而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但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而铁路长应为华人。

此外,苏方还提出铁路运兵问题与铁路治安问题,中方答应铁路运兵只限于进攻东北日军时的进兵及撤兵之用,平时旅顺苏军的换防,不能利用铁路。关于铁路治安,中方代表则认为中国警察绝对有能力担负此项责任,苏方亦未坚持。

1945年8月24日,日本投降之后,重庆举行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蒋介石发表演讲,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全文共6000余字,其中分四节:一是承认外蒙合法独立;二是予西藏高度自治;三是希望泰、越、缅恢复正常关系;四是依外交途径解决九龙香港问题。

蒙古对中国内地国防的作用,有如指臂相连、唇齿相依之势。中国历史上北方边患的事例,充分证明了外蒙古在国防上的重要性。凡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独立,和对东北权益的损害,致使旧条约虽然取消,但新条约依然不平等,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不满和反对。

解放战争胜利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突然后悔起当初的行为,于是推翻了过去的决议案。这就是今天台湾的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的真相。

17.3 忍怒弃职

1947年3月1日晨,南京国民党立法院会议场轰动异常。经立法院的一再邀请,行政院长宋子文终于出席报告——这是两年来最精彩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立法委员们以迎接季节更新的心情,等候着宋子文的光临。

上午9时许,立法院长孙科,陪同宋子文、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一行人到来。孙科着长袍马褂,宋子文穿着厚重的呢大衣。

出席报告的五位,在面对着全体立法委员的第一排座位坐下。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讨论提案的议程停止,即请宋等报告。

宋子文起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首先表示,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他因赴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歉!继而谈及他就任行政院长以来,曾先后三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现已获准。

说到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形,他首先回顾到1922年就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时,所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在1935年,因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为防止白银出口,政府始采取法市政策,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

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以致比之对日战争时捐失更大。”

财政经济情形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政府为谋补救,也有变卖敌产经营中纺公司等措施。目前的经济紧急方案,为谋平衡收支,行政院将中纺公司及敌产出售,危险或可渡过。今年向美购买1亿7千元的棉花,本年棉花自给者四分之一,现已有美国技术人员前来,预计明年可望自给四分之三,以应急需。最后说: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

宋以为自己对一切已尽力去做,尽管政策可能有错,但良心上可告无愧。

当离开行政院之时,他觉得自己的所做所为,对得起国家民族。

宋子文报告完毕,立法委员楼桐荪立即发言:

(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得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

(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

(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己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这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焉,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为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氏发言至此告一段落,接着他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三委员发言。

楼在发言时,宋院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仰望着天花板,显示出极不耐烦的表情。而楼的预告节目,似乎有请宋院长少安毋躁之意。

继楼而起的是立法委员周一志,他坐在最前排,迫近宋子文,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从容发言: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接着他讲起昨天在上海有一位朋友问他,明天宋院长是否会到立法院来报告?我告诉他:一定来。这位朋友说:如此你们立法院的地位也和汇率一样地自3350提高到12000了。我告诉他:行政院长应向立法院报告,不但是宋院长,将来就是任何人当行政院长,也应当来的。我对宋院长的感想有四:

(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

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教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

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谓: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

此外,关于(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倘物价再涨有何办法?(四)解决银楼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元询问:(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出,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二)。已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回笼,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究,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四)。已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为此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困之抬高?(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正真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时过景迁;是否有改户事情?(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汇问题,如何补救?(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询问至此,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宋于询问时辗转于座位中,此时起立,以一种无可奈何的音调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遂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孙未及向全体立委宣布,宋已大步走出会场。全场哑然片刻,但接着就掀起一阵笑声。有人讲:

“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轻快的声音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尤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三跳出座位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另有人谓:“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俞鸿钧说:今外汇提高,进出口联锁办法可不必采取。又黄金政策实行数年,最初使法币回笼,平抑物价,以后为稳定物价转之稳定金价,凡此均为因时制宜之举,不许报纸登载黑市消息,系恐过度刺激人心与市场。目前有黑市存在,不容否认。但如谓要根本消灭黑市,则是说外行话。

王云五答复工资问题称:现在许多工人,按生活指数给薪,已超过战前所得。

但工资可影响生产成本及于物价,工人生活固值重视,而一般民众生活,政府亦不能忽视。

俞王两位报告毕,立法委员陈顾远、钟天心等便将询问目标转向贝祖诒。

贝氏答复,首先宣布关于通货发行,黄金外汇数字,因奉主席命不能发表。

继称:香港及沿海走私是大漏洞,贝氏曾与香港当局商讨,已得合理解决,但尚未获伦敦方面批准。贝氏长约一小时的报告,结论是关于政策方面,他只负执行命令的责任。

到了12时40分,报告会才结束。同日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呈请辞职,由国民党政府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在当时“家天下”的中国,用人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句老话。

中央银行一向是“家天下”的“总夹万”,“经理”既然易手,管“夹万”的“账房先生”——总裁怎能不换人呢?所以作为宋门大将的贝祖诒跟着“TV”(宋子文英文名字的缩写)去职,那是自然的事,更何况贝祖诒与宋子文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

贝祖诒是江苏省吴县人,出身于地主兼买办阶级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贝与宋是留美同学,交情很好。

早在1944年,贝祖诒就任职于中国银行,1924年,已经是中行上海分行经理。

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兼并中行后,由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贝则以近水楼台之便,一跃而为总行副总经理,从此时起,他就开始作入幕之宾,成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其地位仅次于宋汉章。

1939年,宋子文在英美借到一笔稳定的外汇借款之后,贝祖诒即被派任“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2年一度代理中行总经理的职务,这时他已成为国民党政府一等财务官,所以一到宋汉章年老退休以后,他就取其位而代之了。

抗战时,贝祖诒负责处理黑市外汇,很得美国上层人物的欢心。有些狂妄而别有用心的美国人说,当时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就是指贝祖诒而言的。

他既有中国国际汇兑问题“权威”之誉,因此,宋子文和美国谈判20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就任谈判代表,成为TV宋手下的第一红人。

1944年12月宋子文当行政院长后,贝祖诒正式接任了执行黄金政策的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他除了乐此不疲地与宋子文朋比为奸,运用其国际汇兑的“学识”

抢了巨额外汇之外,又想在黄金买卖上捞他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于是推出詹莲生为代理人。

詹莲生也是江苏吴县人,又是贝家的亲戚,过去当过贝家颜料生意的经纪人。

贝祖诒任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詹就在上海金交易所里与贝暗相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力,大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詹的势力。

詹莲生的活动本钱,除了依仗贝祖诒集团外,还有他所控制的“金牛党”。

詹以五家(同丰余等三家金号和方九露等二家银楼)金号银楼为基础,控制着当时上海金业公会,并在其中形成一集团(大都是金价波动期间成立的金号,未备案),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相当嚣张,当时有“金牛党”之称。

当中行抛售黄金的时候,詹莲生就是上海黄金商人与中行进行勾结的总代表。

因为:(一)上海金号银楼两业公会会员购买黄金,按规定须填具申请书,由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实际上中行只指定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一人包办,这样做当然便于作弊;(二)每天中行黄金价的公布实际上是由贝祖冶的亲信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和詹莲生用电话作决定,暗售的黄金也由詹一人承办分配。

这样詹便成为当时中行在抛售黄金的决价、明配、暗售方面的操纵者。

中行库存黄金都是400两一块的金块,出售时要改铸为10两一条的金条,中行给予每条三分的火耗。据詹后来受讯时说:“改铸金条,每条有三分的火耗,每天归同丰余火耗约有240两,其余经手分铸的几家,不过在成色上略微有些好处。”仅此一项,詹每月可吞黄金7200两,一年(1946年3月——1947年2月)可达8万6千两。

中行一年中抛售黄金共为850万两,同丰余包办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合450万两左右,其中暴利,詹虽不肯明说,但数额之巨可想而知。据保守估计,“利润”以三分计算,总数也达13万5千两以上。

然而,“金牛党”既然每天优先知道黄金牌价,又熟悉中行库存情况,他们岂有不操纵市场金价之理?又岂有不大量吞进中行暗售的黄金之理?。

当时有一个在黄金交易所投机失败以致破产的黄金商人,向国民党监察院控诉说:“詹莲生那一年赚了10万条以上的黄金。”换一句话说,他赚了黄金百万两。

对于贝、林、杨、詹贪污集团的罪行,新闻界曾提出下述旁证。

同丰余金号的董事会名单,有两个假名查不出下落,原来就是贝、杨、林的化名,此其一。

这个金号做了这样大的买卖,可是詹莲生说,连一本进出的日记帐目都没有,直到送法院,才弄出一本假帐本,此其二。

监察委员质问上海商业局:“何以同丰余没有经批准立案,经手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为何不加取缔?”该局负责人苦笑着答道:“(贝祖诒)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此其三。

讯问林凤苞时,询以“黄金抛售业务,为什么要委托一个没有批准立案的同丰余老板詹莲生呢?”答称:“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

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找他负责。“盘问贝祖诒,也是同样的答复,此其四。

监委何汉文讯问詹莲生:“你赚到那么多的黄金哪里去了?”他答道:“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多少金子。”此其五。

1947年2月间,国民党中央银行突然宣布停止抛售黄金,使金价暴涨(如上海的金价在十日内由600万元涨到900万元)黄金控制商大获暴利。对此,国民党监察委员会成立了由四监察委员组成的弹动宋子文案,对其所推行的黄金政策进行调查。

“金牛党”党魁詹莲生自有他的一手。何汉文在上海东方饭店,以迂回不着边际的谈话方式向詹莲生单独讯问了大半天(其余三监委因事回南京),起初詹有恃无恐,毫不在乎,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如何如何,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情形,同丰余金号的业务概况,以及中行和他来往如何如何。

及至拿出笔录要他签字,他才感到有些不利。詹离开何的房间时对何说:

“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私人谈话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要请您包涵包涵!”

当天晚上,上海的军统大特务,名人杜某的徒弟王新衡(立法委员),约何汉文到他家里吃饭,饭后他问起讯问詹莲生情形,谈了一通,最后王对何说:

“我想以老同学的资格,跟你谈一点知心话。詹莲生这班家伙的确可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认真。反正今天询问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如果不把笔录拿出来,或者改一下,开脱开脱,叫他拿出200条金子来。倒也是一件一方二便的好事。今晚本来杜老板想来和你谈谈,觉得有些不便,我的意思可以说是他的意思,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听了这番话后,何汉文颇感为难。他想,正面拒绝罢?杜老板已经给搬出来,得罪了这位老板,可能出毛病。答应罢?一来他当时被一些人恭维成“铁面御吏”,觉得名誉比金条更重要些;二则害怕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能不加提防。于是,何汉文决定采取敷衍搪塞的办法,因此答复王新衡:“今天讯问,担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悉,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地发表了。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不过,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会把案子弄得太严重就是了。”

第二天,那三位监委恰好回到上海,何与他们商议之后,决定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与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帐目与中行抛售受主帐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特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至于对贝祖诒,那就不敢绳以法律了。

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12年徒刑,林、杨各判了7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何汉文等数度商酌,为了顾虑外界的注目,保持国民党司法之“尊严”,立即将詹、林、杨三人判了刑;一方面却又在金条面前屈了膝,以“保外就医”为名,让3人逍遥法外。

何汉文等四名监委要追寻停售黄金令的根源,终于在1947年2月19日壮着胆子打了一个电报,问他们的蒋主席:“……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电示。”

谁知道,这个电报发出以后,一直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半点回音。2月26日,何汉文等一行由上海回南京,到当时的国民党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许静芝向他们笑笑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罢!”

一看之下,只见电报上批了令人啼笑皆非的12个字“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认为“并无其事”为什么接下去不提“应予追究责任”呢?“事到如今,有何办法”这8个字批下来,是不是想不了了之?

想来有两种可能,一是蒋介石虽应对这次风潮酿成负主要责任,但他自己既不愿负责,且又要庇护宋子文,只能出此下策,作此劣批。更可能的是,蒋介石事先对封禁售黄金已表示同意,这时耍一点已成为蒋某特点之一的流氓手段,索性来它个不认帐。

拿那份流氓式的批示来应付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当然是不成功的。

可是,如果只把“金牛党”的詹莲生和林凤苞、杨仁安这三个小苍蝇(虽然他们肚子里装藏有不少黄金)送法院判几年徒刑,就此悄悄收场,那在全国人民面前极不好交帐,于监委的面子也太过不去了罢!

四监委会商议后,决定进一步试向宋子文、贝祖冶正面进攻一番。

首先由何汉文领衔,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并且打破过去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交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对宋、贝等提出询问。

立法院开会之时,宋子文、贝祖诒都出席报告,当场引起一些人的攻击,直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终于愤然退席,全国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下,先是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尔后又免去了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弹”来“劾”去,宋、贝未曾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法律处分。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安慰他的可尊敬的内兄,接着就委派他为广东省主席了。

在这次风潮中,最受实惠的是国民党政学系。宋子文垮台后,蒋介石临时担任行政院长,后来此职落到政学派张群手上。此外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副总裁刘攻芸都是政学系人物,他们登台之后,又发行1亿美元的美金公债和3亿元美金库券,进行新的搜刮,而蒋家王朝财政金融的崩溃,也因此而更为加速,最失利的CC派。他们在宋、贝垮台以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此大唱高调,主张进一步彻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在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黄字人等纠集了CC派100人提案:“请

政府迅速切实惩冶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冶及其部属,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指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中国建设公司、杨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他们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拆穿了无非是惜此来掩饰自己的原形,并且向继宋上台的政学系示威而已。

事实上,宋子文当时贪污最大的部分,的确在于侵吞中行10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元外汇以及几十亿“美援”军用剩余物资。所以,在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后,监察院又几次派遣何汉文等网监委“彻查”

宋子文外汇贪污案。彻查结果,自然少不了一份调查报告书,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然而一弹再弹,宋子文仍然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而监察院也只好沉默不问了。

17.4 拜命封疆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歼灭了其大量的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其正规部队降为150万人,兵源枯竭,后方空虚。而我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5万人,装备改善,机动兵力已处相对优势,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

1947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采取外线作战,把战争由解放区推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之险,挺进鲁西南地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陈毅、粟裕所率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大岳兵团,先后向外线出击。三路大军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淮河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攻势作战,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迫使敌人不得不在战略上转入全面防御。在外线进攻的同时,我内线作战各军先后转入了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我军内外线夹攻所构成的战略进攻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堕。为了垂死挣扎,蒋介石妄想进一步出卖华南以换取“美援”。于是在美国主子的授意下,委派“国舅”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

然而由于黄金风潮和经济政策失误遭到刚刚弹劾的宋子文,在国民党幕僚及民众心目中毫无威信可言。为了树立形象,1947年9月18日晨,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上书面报告捐献出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

恰好在宋子文捐献1800亿元之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这一接遁而来,先呼后应的事实,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朝野感到“突然”和“惶惑”。《周末观察》周刊,在宋氏捐献时说:“宋氏之捐献,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直至宋子文任命案公布,新闻界才知自己的“认为”错误。《周末观察》醒悟道:“这不是豪门开放第一声”,而“该是‘豪门再起第一声’所谓‘抛砖引玉’,也就另有一个解释了。”

为了宋子文这一任命案,国民党行政院竟于9月20日召开一次临时政务会议(那天会中虽然还通过了几条其他议案。但都是不需要召集临时会议讨论的,只不过是宋案的陪衬而已)。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那天行政院长张群一早便飞往东北,会议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宋的旧部下王云五主持。

出席会议的政务委员22人,但有人因不在南京而由副手代表出席的。当宋子文主粤案提出时,会场中引起一度情绪上的骚动,若干人交头接耳,若干人面面相觑,除少数政务委员事先知情,胸有成竹外,其余的对此提案都有点“突然”之感。讨论时,一些“不敢苟同”的政务委员便大唱反对论调,尤其是一些原在宋子文属下担任部会长,吃过宋苦头的政务委员们,如俞飞鹏、张厉生等反对更烈。这种意外的尴尬场面弄得主持人王云五大搔白头。为了终止讨论,王云五只得提出表决。结果以9票对8票的一票之差险而通过。

在举上的8只手中,除掉一只是属于民社党的政务委员蒋匀田外,其余7只手都是属于国民党的政务委员。

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任命案后,第二天“宋子文主粤政”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但国民党的一些反宋人士,仍有点不太服气,因而在24日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反宋派对行政院通过此案之程序,仍大事评击。依照程序,国民党员出任政府要职时,应该先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但这次行政院并未经过这种方法竟先予任命,然后再请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给反宋派一个大好的攻击机会,故他们在那天的中央政治会议中,硬是不肯追认。张道藩激愤地质问在座的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问此案事前何不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而行政院讨论时,既有党员多人反对,为何不尊重党员的意见?而张厉生则怀疑宋子文虽曾出任过行政院长,但是否是一位胜任的地方官之人才。后来还是有劳当日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孙科,苦口婆心,多方解释,劝大家顾全局面,才平息了这场风浪,勉强追认。不过反对者要求“下不为例”,以后如有类似事件,中央政治会议绝不再予追认。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们却又不肯罢休,他们复向当局提出一个难题。25日,监察院举行座谈会时,谈到了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一事,若干监委认为这是政府忽视监察院的权力。因为宋子文在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期间,监察院对宋在其任内的作为出了一个颇为严密的弹劾案,并请政府将宋氏交付惩戒,现在不但“惩戒”无曾“交付”,反而又任新职了,这在监委们看来,真是政府故意同他们过不去,当然心里怪不舒服。因为他们忙着推举人草拟建议书,呈请当局对宋氏这一任命案重新考虑。然而此一难题,也不过是监委们对当局发泄一点牢骚而已。谁能相信,政府就真的会“重新考虑了?”

本来对于一个省主席的易人,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因为宋子文这一新职,不论在人、事及时间方面,都有点特别,且中央政治会议和监察院对此事已有所叩询,故本来就爱凑热闹的新闻界也就不甘缄默了,报纸社论作家们关于“论宋子文主粤”的皇皇大文,真是琳琅满目,而且见仁见智,各有千秋。第一篇鸿文,当推南京《中央日报》,该报在宋氏新职任发表的同一天,对行政院的这一任命,大事赞扬一番,它认为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论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出任知陕州一事先后媲美。

上海《大公报》因为政学系的关系,对此事的评论,虽然不够肉麻,却也捧得够漂亮,它从宋氏主粤是政府准备在各省以文人主政的先声说起,随后说到广东地方如何好,广东情形如何特殊,转弯抹角,最后画龙点睛:“宋子文是一位著名能干的官”,应能服务人民,将广东造成全国的模范。

《中央日报》和《大公报》这一论调,引起其他不少报纸主笔们的火气,他们的不满也就借着所控制之报纸来发泄。南京的“华夏”、“救国”、“南京“及”中华“等报均先后著文,像联合阵线似地对宋子文进行无情的抨击,对”中央“及”大公“两报冷刺热嘲,他们认为:宋子文甫经捐款,即被任为封疆大吏,此意如出于”朝廷“,即是”卖官鬻爵“;如出于宋氏,即是”出钱买官“。若是前者,则政府”纲纪凌替“、”官常不饬“;若是后者,则宋氏”巨款买官于前,焉知不贪巨款于后“。至于以宋氏主粤比喻寇准之出宰陕州,”华夏“、”救国“两报均认为比喻失当,”泾渭莫分“。并引经据典来证明寇、宋之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宋是过去从政毫无成绩的人,政府不应再用。故他们对宋氏此次的重作冯妇,屈尊主粤,认为是一件惶惑、滑稽、感叹和失望的事。

也许新闻界的这些评论有过火之处,但国民党政府将宋子文“大才小用”应该说另有内幕。

首先,华南是蒋介石妄想反共反人民的经济据点。早在1947年3月,广东政府主席罗卓英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与美国潘宜公司老板订立了“接纳美资办法三十条”,允许美国在广东投资经营煤气、煤矿、汽车、造船、肥料、士敏土、玻璃等工业和开港、筑路、修水利等共11个项目。但做为买办,罗卓英的资望不高。于是由美国豢养起来的大买办宋子文,当然是最合适的主粤人选。

其次,当时的粤桂军政大员张发奎、罗卓英、黄旭初等,都拥有雄厚的实力,又非蒋介石的心腹,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蒋氏为防患未然,不得不派一员“心腹大员”去坐镇。宋子文是一位文人,管政治不问军事,与张、罗等人不会发生摩擦。

再次,当时华南走私情形猖獗,而走私技术也“随着时代进步”了。宋子文过去办过税警团缉私总队,这个当年的“总队长”对于缉私一道,可说是他的看家本领。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正式赴粤就职。2日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即前来找宋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13日潘宜公司的代表找宋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15日,宋氏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纪泊狄,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

宋子文的“魄力”果然比罗卓英大得多。罗卓英和潘宜公司协定11项经营范围,当时曾被省参议会删去了开港、筑路、水利三项,但宋子文首先从开港、筑路开始和美国资本家谈交易。在罗卓英任广东省主席时,曾想出卖海南岛,但因海南岛闹建省,不敢动弓。宋子文就任后立即打消了海南建省的计议,将海南列入拍卖范围,并于10月27日亲引“行总”的空运大队到海南岛试航,接着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经理拍里希前来和宋谈开采海南铁矿问题,并宣称:如果蒋介石政府给予协助,他立刻可以在海南设立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铁矿厂,并将炼出的铁运往日本。11月16日,宋果然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了。1948年1月翁文灏来穗与宋子文商谈华南工矿问题,并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并且以“经济合作”为名,将桂、闽、湘、赣、台一并出卖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展迅速,和广东、华南人民英勇的斗争使美蒋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在宋统治广东的15个月中,除修筑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黄埔港、黄埔公路及粤汉路通黄埔的支线外,其他一无所成。

宋子文在积极拍卖广东资源的同时,对广东的人民也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掠夺。

首先是扩大其官僚资本在广东的工业独占,残酷地剥削工人,扼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宋子文将手伸到了以前属于广东省府的最大官僚资本企业广东实业公司。为了进一步独占广东工业,扩大和增加了实业公司所属工厂,将原属广东建设厅士敏土厂划归实业公司,并与宋系家族在上海的穗新实业公司合办了第二纺织厂,资金55万美金,原有的厂矿也进行了扩充。但这些资金并非宋子文自掏腰包,绝大部分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拔款。

宋子文扩大工业之目的绝非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扩大其官僚资本对工业的独占,扼杀民族工业的发展。1948年实业公司公布纯利共500万元港币,这当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官方数字,当时有人估计,实际数字超过了官方报告10倍以上。

一方面是官僚资本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奄奄一息,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半年后,广州工业三分之一倒闭,三分之一停工,能继续开工的,也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当时除染织业稍有景气,电池、机器业可以勉强维持外,其余行业都缩小生产,大量裁员,例如较具规模的糖和钢铁工厂,就处于半停工状态。

宋子文在广东另一个剥削人民的手段是垄断粮煤等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从中牟取暴利。

宋到广东,先后成立了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下简称粮经会)、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广东物资调节委员会(下简称资调会)等物资购销的垄断机构(在资调会成立后,前两个委员会成为资调会所属企业)。

粮经会在筹建时,经宋上书申请,蒋介石一次拨款6000亿元,相当于当时中等米90多万担价。至于省内银行贷款,则随要随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该会先后借伪法币12660亿元,港币4500元,伪金元券5亿零100万元。该会运用反动政权力量和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在省内外的分支机构代办业务,在省内及湘、桂邻省和越南、泰国先后购进稻谷200万担,到1948年6月,半年内盈利15853亿元(法币),相当于中等米445324市担,到1949年1月共盈利金元券50171余万元,相当中等米62.4808万市担。

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性质和粮经会相同。该会于1947年11月成立后,国民党中央银行源源贷予巨款,先后达三、四千亿元,1948年4月即贷款2000亿元,约合港币180万元,该会从1947年11到1948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即从湖南、台湾购进煤16.7483万吨,平均每月1.4万吨;配销13.7633万吨,平均每月约1.1万吨。由于该会控制煤源,任意抬高物价,广州水电厂多次增加水电费,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在资调会的下面除了以上两个企业外,还有粮食增产委员会、工业增产委员会、纱布供销委员会等。独占的商品范围有粮食、花生、食油、肥料、盐、糖、煤、柴、汽油、柴油、润滑油、棉纱、棉花、棉布等重要民生物资。

从粮经会及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即可看出,资调会实质上是一个以行政机构为幌子,以公款(国民党的“公”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为资金来剥削广东人民的垄断企业。

此外,宋子文统治广东时期,运用宋家豪门的巨额资本和所操纵的金融机构,趁1948年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机,大炒美钞,套购港汇,操纵了整个广州金融市场,从中大量掠夺广东人民财富。在1948年所谓“币制改革“前夕,宋家就与广东省银行总经理勾结,套购港币3000万元之多。

一般金融业者在宋家豪门的巨大资本压力下,不得不走向破产,而广大人民由于金融投机所引起的市场巨大波动,更是损失惨重。

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时候,原来压在广东人民头上的沉重租税剥削更加重了。

1948年冬季营业税比上一年秋季提高了5倍以上,据当时税捐处预算,1948年11月份,广州市库收入比10月份增多三、四倍。1948年原征粮数全省是500万担。

后因反人民战争的需要,又增加了40万担。从11月开征,至1949年1月征齐,也就是说: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要从广东人民手中掠夺540万担粮食。但据当时估计,1949年广东民食口粮却缺少1400万担。

17.5 二号战犯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共历时四个月另十九天,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共歼敌154万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使蒋介石失去了赖以维持的命根子,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使自己免遭战败之辱,战役结束前10天,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职。接替总统职位的李宗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试图与共产党谈判。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我党所列的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名列“榜首”,其次便是宋子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政敌,也宣称他们已掌握宋子文盗用巨额公款的文字记载材料,要求他至少将全部财产的一半交公。

在双方的追捕下,为了逃命,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辞掉了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同他的妻子张乐怡逃往香港。宋在香港开太机场走下飞机,穿着双排纽扣的普通服装,戴着一顶汉堡帽,提着他心爱的手杖。他西服的翻领上挂了两排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的勋章。他的妻子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着貂皮大衣,戴着墨镜,使人看不见她哭肿的双眼。当时的舆论这样评说:“宋子文的面部表情从未这样冷酷无情”。

也许“TV”宋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为“国舅”,掌握国民党政府财权长达二十多年,有功于“党国”,如今会落到这种地步。

宋子文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牧师。由于教会的关系,宋子文早年去美国读书,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国后,曾在清末大买办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做职员,后来又和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等合办一个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亏了本才跑到广东投奔孙中山。1924年至1925年间,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

做为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开支,主要靠宋子文筹划。宋子文是怎样给国民党政府搞钱的呢?当然主要是靠借贷和加税两项。

从1927年到抗战开始的10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国库券大小共有32种,最少的500万,最多的5000万、l亿,合计10亿以上,至于外债,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5000万美元。

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于官吏,甚至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得厚利,但却不愿意借钱给官方。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化,人事一有变动,就没有人负责了。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

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却能发行几亿元的国内公债,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即一面按期付息,定期还本,一面又借新债;另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这里先插人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相通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发药房、九福制药厂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财主,上海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其他企业也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企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是一个有本领的“理财家”一样。

黄楚九起家时没有钱,便选择了一位有钱的债主(据说是一位富孀),向她借了20元,约定三日内归还,这笔钱黄楚九放在家里没有用,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隔了一天黄再向债主借50元,约定第五天归还,到了第四天就去还了,这样慢慢建立起信用,借款的数目就从100元、500元、1000元……

增加上去,一直到2万元,黄楚九就用借款盘下了一家艾罗补脑汁制厂。从此他继续扩大事业范围。一面在实业上用厚利吸引投资(除利息比银行大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如香水、肥皂之类的礼品);另外他采取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利息比别家银行高出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取款(那时上海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银行,大大方便了赌徒),因为利息大,手续方便,存款不拘多少,所以很多市民也去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这些办法吸引资金,扩展企业,坐享高额利润,过着奢侈生活。他死后,虽然宣告破产,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

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和黄楚九取得资本是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国内公债准备委员会”,办理还本付息事宜,把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都网罗进去当委员,每月应还的本息,先由财政部令国库(中央银行)如数拨足,还多拨一些,以建立“债信”。中央银行的理监事和“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官股董事也大都是上海银钱业的所谓“金融巨头”,如钱新之、徐新公、李馥荪、徐光甫、胡孟嘉、胡笔江、叶扶霄、秦润卿等。他们在官方的金融机构中兼上一个名义,有了发言地位,对债权就多一层保障。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因为公债的利息特别厚。国民党当局发行的公债虽然利息多的只有8厘,比市场的利率低。并且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算,年息8厘的也只到年息8.4厘,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上则利息大得很。

因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几乎都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照市价结帐,所以银业所缴的财政部所实收的款子,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这样,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

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8厘,10年还清,市价是六析(按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公债100万元,其逐年的利润则是:最初一年利率最小(2分),最后一年则高达8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时少还本,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2分3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和库券。年限少于10年,折扣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利率还要大些。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8厘到1分(活期仅4厘到6厘),放款则为1分2厘到1分6厘,很少超过1分8厘的,至于高达2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的利息与放款利息的差额,这里计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500万元,平均存息为9厘,全年付出利息45万元,如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1分4厘,全年收入利息70万元,收支相抵毛利25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15万元,则该银行的纯盈余为10万元。如果把这500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115万元,付出存息45万元,毛利为70万元,还可节省开支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还有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是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就行了。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也为55万元,较放款给工商企业增加利润45万元,利润率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旧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但国民党政府用公债把社会上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游资吸收了绝大部分,以供内战之用,或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产业界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感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利用债券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取钞票的准备金。

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券(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成的钞票。如某银行500万元存款中,用360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通货),132万元照五五折购进公债240万元,即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领取钞票600万元,还多8万元在手另作他用。如果再把这600万元如此运用,以438万元存储硬通货,以160.6万元买进公债292万元,即可领取钞票730万元,连前还余9.4万元。这样翻上三次,500万元的资金就变成了900万元通货。而且上缴的准备金892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以年息8厘计算,一年可收入80.26万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900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207万元两项共287.26万元,比放款给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增加4倍,如纯利计算,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以与四大家族相勾结、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能如此做,一则公债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

而要照市价,只能占四成利息的便宜,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钞票有号码,发票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非有较大靠山不能冒此风险)

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是一举两得,即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批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他们承销公债,只怕不叫他们承销。上述情况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债发得过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当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巨头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不得到银钱业的帮助借不到款,现在则是银钱业的命运掌握在财政部长的手中,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行钱庄就有大批要破产,因此不得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公债太多,不能让它贬值。

除了借款,宋子文在加税上也有自己的高招,这就是使有力量反对他的人可以从他的“理财措施”中获得利益,于是化阻力为助力,从而顺利推行他的方案。

例如“统税”制,就能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是“卷烟统税”。卷烟抽税,原是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首)为了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一种新税。那时江问鱼(恒源)

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任财政厅长,陈陶遗任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引起教职员工的不满。“教育会派”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减少省财支出,省去许多麻烦”为理由,向省府提出开设卷烟统税的申请。由于“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所以当局和商人均不敢公开反对,于是这一提案被批准井实行。

那时的卷烟税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充省教育经费的一部分,后来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归自办,改为产销税,产品出厂缴税后便可销向全国不再收税,所以叫“统税”。它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三大主要收入之一。

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这两种税虽然多,但都是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剩无几;而统税则是新税,没有抵押出去,所以是财政部主要经费来源,一切政费、军费开支主要依赖它。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

当时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其产额超过全部中国商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依照不平等条约,他们的纸烟不用交纳税金,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增加他们的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作护身符,他们不交税,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宋子文上台后,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外商同意缴税,还把过去欠缴的补了一部分。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有的报刊评论说:“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而且在外交上也成功了。”而且英美资产阶级以及买办也都很佩服“TV”宋的才能。

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办妥这件交涉的呢?说来很简单,就是把原来卷烟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卷烟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按5万支烟(一大箱)确定税额,过去纸烟分五个等级,按级别收税。于是同一级烟的价格相差很大,所以同一级卷烟实际负担的税额极不公平,如300元一箱的烟与400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42.25元。假计一般的税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则前者负担为百分之十四点七五;后者则为百分之十一点零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点七。宋子文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成二级税制后,更加深了税收的不合理现象,便它更有利于英美烟草公司,帮助他们扩大了市场,并在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甚至独占某地区的市场(如华北)。如当时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相差两、三偌,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兄弟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而“金字塔”的价格仅及“大英牌”的三分之一,但上述烟每箱所缴的税都一样,当然对英美烟草公司极为有利,所以他们也就一改过去反对为拥护了。

然而、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出低级烟的小厂相比较还算幸运。那些出低级烟的小厂负担重又无力反抗,只能等待倒闭。

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有利。按照常规,商人应是反对加税的,但在那样的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反而首先照办。于是宋子文之流说:“你们看,外国商人都服从中国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如果不顾国家的困难,只图个人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在这个大帽子下,中国商人们不得不乖乖地“共济时难”了。

除卷烟统税外,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32支以下为粗纱,32支以上为细纱。

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都是32支,而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40支到60支的,价格相差近一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和英商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20支以上,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10支、8支的,其价格相差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一样。

宋的“统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本家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子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办理财政的了。

宋子文就是用这些“才能”,一方面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功绩”;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及主子蒋介石搜括私囊。据统计,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同期开支还要多。

1949年5月,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了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美金10亿元的决议案。时隔数天(5月16日),宋子文便由香港乘机飞往曼谷转赴巴黎。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