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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新传》18章 陈立夫漂然远隐


18.1 蒋介石自析败因

“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自析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到台后,他就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

然而,当时海峡彼岸大兵压境,全岛上下一片危机,他要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改造”的事只能先放下。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根“寄生草”。蒋介石看准了这一机遇,迅速发起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它的“改造委员会”名单,成员有:陈诚、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玉琴、曾虚白、谷凤翔、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

8月5日,该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央改革委员会,由总裁遴选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0人组织之,在本党进行改造期间,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

该委员会上升为权力核心,取代了原“非常委员会”。

“改造”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

一、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从而加强了蒋的控制力量。

二、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了党的核心,“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大陆时代,中国是“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天下。蒋能驾驭他们,但又受他们的牵制;还有一些离离合合的地方势力,“剪不断,理不乱”。而今来到台湾,水银泻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

18.2 陈氏兄弟失势

在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中,最大的败家要算陈氏二兄弟了。蒋介石一方面要在党务上找替死鬼,一方面要为蒋家天下打基础,于是决定放逐陈立夫。

对蒋氏父子而言,陈立夫曾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1947年“党团合并”以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以该校乃CC派干部养成所,岂能容他人染指,唆使学生闹风潮,拒蒋经国到任。

这段颇具戏剧性的角逐事件,在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蒋经国系史话》曾有以下记载:“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球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介石。“蒋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夫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尽管事后陈一再向蒋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但此一冒失措施,使蒋经国后来与政大无缘,为小蒋播下了清扫CC的复仇种子。造成陈后来不得不乘桴于海,飘然远隐。当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但陈立夫却精力颇为旺盛。

这次国民党改造,陈立夫还以为他是国民党的老人,驾轻就熟,在情在理。

无论国民党怎样改造,少壮派怎样加入,凭他的历史、地位和渊源,至少一个委员名额不会落空。怎知少壮派一朝得势,便大开杀戒。陈立夫连出任改造评议委员的名字,也险些由于少壮派头目的反对而被老蒋除名。陈在这种苦闷的气氛下,捱不了四周的精神威胁,便请蒋准他离台出国,据说当时老蒋曾为此事,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要他顺着时势走,度过国际间的难关。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要他束装就道。行前,陈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难怪陈立夫要发出“剩有忠奸诉与谁”的感叹。

论交往,陈蒋两家可谓渊源流长。论忠心,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可谓是誓死效忠。

1905,蒋介石告别老母,只身到日本。当时他想学军事,然而那时日本军校只接受清廷官派的留学生,蒋介石因此终日赋闲在家,饱受盘缠不够与事业未成的双重煎熬。不料,此时他却凑巧的遇见了正在日本预谋革命的陈英士,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英士(其美)是民国前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除了造成他后来被袁世凯暗杀的惨死命运外,也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及陈英土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两陈的父亲陈勤士是陈英士的长兄,两陈唤陈英士为二叔)。

陈英士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将他介绍给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屡遭失败所苦的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为手下没有军事人才而大感苦恼,对陈英士和一心向武的蒋介石大为激赏。由于孙中山的鼓励,导引了蒋介石后来回国进入保定军校。

蒋介石和陈英士结识后,两人结为兄弟,彼此以义弟、盟兄相称呼。1911年武昌起义,陈英士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民政总署;蒋闻讯,随即自日本伴同学张群连夜回沪、在革命军中充当一名团长,这是蒋出任军事官职的开始。民国建立后,中国被袁世凯控制,革命党人后悔把打来的天下交给袁世凯,于是策动“二次革命”,结果失败。陈英士于1916年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张宗昌人马暗杀。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依靠,只好投靠孙中山。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虽然召开非常会议,当选了非常大总统,但是因为没有枪杆子,所以处处受到广东军人的要胁。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要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于是派在陈炯明事件中帮助孙中山逃难有功的蒋介石南下广州,建立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出任校长。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

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以资抗衡,这就是CC派的起源。

提到CC派(当时称为CC团),有人说是二陈英文姓氏合在一起的简称,也有人说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IClub简称。实际上中央俱乐部确以两陈代表人物,这两种说法其意义是一样的。

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后,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团”也在陈果夫的指挥下,继续拥戴蒋介石,为他排除异己,把持中央及各省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造成一场暴戾的白色恐怖。

CC派因为和蒋介石反共的路线不谋而合,便在国民党内迅速扫荡异己,建立了自己庞大班底。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左派和维护党员对蒋的效忠,陈果夫决定设立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工训练学校。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长,从此CC的势力更为庞大,党内人士争相投靠CC,蔚为升官发财最时髦的风尚。

蒋、陈家族最风光的时代,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看成是国民党中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头号人物,两陈除了掌握党权之外,还分别拥有全国大多数银行的主控权,以及全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的领导权,其庞大无比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能。

蒋、陈之所以得天下,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蒋缺陈,必难成其霸业;而陈缺蒋,则谈不上后来的大红大紫。

正是因为这种渊源,四大家族中,只有他们陈家追随蒋家到了台湾。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决定“引退”。陈立夫先是力劝蒋死守南京,没想到,蒋却把他痛骂一顿。蒋下野后,他也下了跑到美国的决心。

1948年秋,《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在美国召开,陈立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出国了。陈在美期间,曾遍访美国朝野首要,与杜鲁门、马歇尔、杜威等人都有频繁的接触,稍后又到英国等地进行考察,一直游滞了三个多月才兴尽而归。

陈立夫回国时,正是张群访问日本结束前后,因此许多敏感人士都强调了陈立夫出国的外交色彩,而把张陈二人比做国民党政府外交阵线上的东西两个触角。

其实,张群到日本,是政学系独霸政坛,大红大紫的最初几天,也是他本人遍飞国统区出尽风头的时期,而陈立夫出国则是静悄悄的偃旗息鼓,甚至自上海起飞时,只有潘公展、方治等寥寥的几个人到机场送行,连上海东道主人吴国桢都未露面,可见陈出国时的黯然。

然而,陈立夫在这种低调的情绪中,除了和美国反共派握手言欢外,仍替国民党政府或者说是蒋介石做了相当的事情。

当陈立夫默默地踏进国门的时候,有几桩事情摆在他的面前:即政学系的人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立法院内意见分歧争斗激烈;其兄陈果夫奄奄一息地睡在病榻上。显然,这种情况不是构成他有所作为的环境,所以归国后的陈立夫,看来比出国时更加沉默。他对时局好像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出面做事时,这事一定是“总统”的意志。譬如陈刚到上海,听说南京立法院内正有小小的风波,以陈顾远为首的太子派连遭打击,甚至连孙科也露出倦动之意。

于是,陈立夫特意在上海多住两天,没有参加立法院集会,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此后,国民党为了推行所谓的总体战,决定党政军统一指挥,湖南与河北的省党部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兼任,党政合并实际上是取消党部。这个现实的做法,对陈立夫不能说不是打击,然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好像无动于衷,从种种角度看,归国后陈立夫是处于“隐居”地位,换句话说,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集团,当时不能说是穷困潦倒,但说他们“静以待动”至少不过份。

同样地,在立法院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传说陈立夫在立法院中拥有350到400个席位,但从逐日的集会中,看不出他有多少集体的力量。因为当时立法院中个人主义笼罩一切,谁也不服谁,任何方面的人只要能出头,就必然受到打击。CC集团的人,自也不想在这种局面中有所作为,因为说政府好话不会得到舆论的好感;放大炮者遭人忌尚是小事,还会牵扯到政治纠纷,替自己找麻烦。于是,与陈立夫相同的作风,便渐渐传染到CC派的每一成员。在立法院集会中,除程天放、张道藩、肖铮等常说几句话外,很少看到陈派其他立委有任何活动。

18.3 国民党完成“改造”

1952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和《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大会检讨了国民党存在的弊病:党的组织松懈,精神涣散,党纪废弛,党德沦丧,若干党的决议未能贯彻实施,遂致革命功败垂成,国家几于覆灭!现本党改造重建,前途日见光明,本大会全体同志于痛定思痛……固应益加反省,对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当永志不忘。

这该是实践王阳明“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的“知行合一”学说吧!

难怪把蒋介石要把草山更名为“阳明山”,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了。

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的决议,即:向中共进行心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作战。“反攻大陆”的确是蒋的本心,也代表了部分人的意愿。他希望美国全力支持,但也感到不可能,便只要求“精神上支持便够”;他宣传中共是苏联的工具,但又多次说,反攻大陆时,“俄不会出兵”。

大会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选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委,郑介民等16人候补。在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陈诚、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蒋经国等10人当选为中常委,张其昀为秘书长。

新的中常委的产生,标志国民党“改造”的完成。

原来的元老及文武要员怎样处置呢?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历史上有“得天下”以后“诛功臣”的古今经验,似乎还没有“失天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的借鉴,蒋的创造是设“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和“战略顾问”等闲职。

一是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由吴稚辉、于右任、何应钦、钮永建、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组成,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

二是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的假退出役人员名单有:

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

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

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士毅;

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

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煌、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

……

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台湾官多兵少,这些将校们不宜再掌兵权了。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遭到蒋介石的贬逐。有的因为与蒋有宿怨,如白崇禧在台湾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叫台湾同仁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到台湾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到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

还有一些被称为“私蓄较丰而意志薄弱”的党国要人抱失败主义,将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纷纷逃往海外,他们“自己放逐自己”,不属蒋“总统”所排挤之列,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

危殆中的台湾,终于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获得了喘息和“改造”的机会,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美国军队打过鸭绿江,以便他们反攻大陆。

可是,朝鲜战争整整打了3年,最后还是在原来的南北朝鲜分界“三八线”附近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的企望又落空了。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