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1.06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了。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号,那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遇到了麻烦。

在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叶楚伧的排挤。叶楚伧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伧只比毛泽东年长五岁,但他早在一九○八年便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一九一六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党分子”。叶楚伧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叶楚伧便参加了邹鲁、谢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泽东在叶楚伧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等共同署名):“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六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病症始于此时。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十多天后——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十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九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毛泽东名落孙山,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