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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7.06 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之际,毛泽东于一月八日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待机观变。”国共关系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相对稳定。蒋介石跃为国际领袖,毛泽东则在延安一边“待机观变”,一边“巩固自己”。毛泽东正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报告,开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风: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作《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五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报告,强调要整顿中共的党风、学风、文风,亦即整顿“三风”。中共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创建,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左”摇右晃。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为张闻天)之后,一直忙于东征西战,坐不下来。直至此时,毛泽东抓住了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之机,“巩固自己”,开展延安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军队、整顿文艺。对于中共而言,延安整风,使中共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呢?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思想”。就在国共关系平平稳稳的日子里,忽然从蒋介石嘴里传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请毛泽东去西安,在那里跟他见面!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四回邀请毛泽东了:头一回,邀毛泽东到南京见面;第二回,请毛泽东去武汉;第三回,约毛泽东赴西安;这一回,又是要约见毛泽东于西安。

蒋介石发出这一信号,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之时。

蒋介石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

蒋介石说毕,又赶紧说道:“当然,如不便则不必,如不便则不必。”

蒋介石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为的是他知道毛泽东轻易不会离开延安的——前三回毛泽东不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蒋介石为什么又邀毛泽东会面呢?毛泽东在此前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曾对抗战以来的国共关系,作了总的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轴心”指轴心国。“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国,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故史称“轴心国”。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决心。

毛泽东提及的“滇缅路”,即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这是蒋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蒋介石偏居于西南一隅,英、美的军用物资需沿滇缅公路源源运往重庆。四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卡住了蒋介石的咽喉。虽说英美从此改为空运,但一则空运运量有限,二则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十分困难,蒋介石不得不倚重经苏联而来的陆路运输。

亲苏必亲共。蒋介石也就希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这么一来,国共关系要从不冷不热转热,从不好不坏转好。蒋介石也就向毛泽东递上了橄榄枝。

蒋介石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约见周恩来,提出重开国共谈判。毛泽东在七月三十一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这样谈及国共关系的新趋势: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七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正是在国共关系好转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与毛泽东晤会。

毕竟张学良的遭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不可能去西安见蒋介石的,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去西安见蒋。这一位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来看来,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蒋介石也许会同意。

毛泽东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毛泽东要“称病”,称什么病呢?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不错,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泽东没有去武汉,称的是牙病;这一回,毛泽东则称感冒——虽说时值盛暑,似乎不大会感冒。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毛现患感冒,不能起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据云,这份电报是康生所拟,经毛泽东同意后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意思告诉蒋介石侍从室,让其转告蒋介石。不过,毛泽东斟酌再三,以为蒋介石已经“三请”,此次还是以一见为好。何况当时蒋介石“看不出有何恶意”。于是,毛泽东在八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是否见蒋,中共中央还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仍以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会面的时机尚未成熟——再说“张学良第二”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因为不久前的皖南事变记忆犹新。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于当天致电毛泽东:“最好林或朱先打开局面,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毛泽东阅周恩来电报,还是以为以见蒋为好,“有益无害”。

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两度致电周恩来,与他切磋此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于九月五日复一长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详陈己见。周恩来仍然以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陈述了如下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

(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

(一)蒋对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电报,是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康生收下。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这一电报,以为有理,遂打消了与蒋介石会晤的念头。这样,毛泽东第四次婉拒蒋介石的会晤之邀。

不过,毛泽东在八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林彪见蒋时,可表明“我极愿见蒋”。毛泽东以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的“好时机”。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