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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1.18 国共分别确立了“蒋汪体制”和“毛张体制”


就在蒋汪对抗、宁粤冲突之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沈阳北大营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发动突然袭击,炮轰沈阳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导致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三千万人民的东三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落入日军之手!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慨之情。汪精卫借此机会,猛烈抨击蒋介石,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时达到了高潮: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二全”大会,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眼下,竟然有三个“四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和上海举行!在南京,蒋介石主持了“四全”大会;在广州,孙科主持了“四全”大会——理应由汪精卫、胡汉民主持,会议开了一半,胡汉民回粤主持;在上海,汪精卫主持召开了一个“四全”大会。

国民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日军侵略,民怨沸腾,而国民党的“三巨头”又如此分庭抗礼!无可奈何,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口中嘟嘟囔囔着“娘希匹”,蒋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总算蒋、汪、胡三派合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下野”于奉化,汪精卫“称病”在上海,胡汉民也说自己“血压高”,留在广州。“三巨头”都没有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露面,会议由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蒋、汪、胡三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此外,改组国民政府,推举空头元老林森为主席,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没有“三巨头”出席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毕竟缺乏权威性。就在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半个多月后,一场重要的幕后交易在杭州进行: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从老家奉化来到杭州,住入澄庐。他写了一封密信,托陈铭枢、顾孟余赴沪,面交汪精卫。一直“称病”的汪精卫见信,立即精神抖擞,百病皆无,赶往杭州。于是,这两个多年来互为政敌的巨头,在澄庐通宵密谈,“相见甚欢”。这次密谈,变“蒋汪对抗”为“蒋汪联盟”。消息不胫而走,胡汉民气歪了鼻子——因为汪、胡有密约在先,两人联合反蒋,谁也不与蒋单独密谈。如今,汪背弃了胡,胡也就决心独力与蒋、汪对抗。蒋、汪携手,返回南京。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三月六日,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掌握军权。从此,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从此,国民党形成了维持多年的“蒋汪体制”,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胡汉民则在两广主持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跟蒋、汪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但毕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盘。在蒋、汪之间,蒋掌兵权,实力胜于汪……

在中共党内,斗争也颇激烈: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下台;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左”倾盲动错误而下台;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而遭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实行“左”倾教条主义……这一右三“左”,折腾着中共,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共党书》,以讥诮的口吻,论及了中共的党内斗争:“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处指民国纪元,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下同,

不另注)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十八年六次大会(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邓中夏退却路线的荒谬,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论,你们便再若干年,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辩着共产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无论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线,左的,右的,折中的,总之是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蒋介石先生告共党书》,载中统局内部编印的《转变》一书,二九九至三○○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版。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中共确实正处于领袖危机之中——由于中共那时没有一个能够稳稳地掌舵的领袖,这使中共连连失误。然而,在蒋介石说那番话的一年多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为中共舵手。从此,中共形成“毛张体制”。张,即张闻天,当时用“洛甫”之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军权,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毛泽东也走过了曲折的时浮时沉的政治道路:他上了井冈山之后,与朱德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他为党代表。这样,他的最初的称呼曰“毛党代表”。一九三○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这样,人称“毛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对毛泽东的习惯称呼便叫“毛主席”。不过,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历受打击,他又几番病重,以致一度误传他病逝,共产国际还为他发了讣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顶帽子:一曰“枪杆子主义”;二曰“一贯机会主义”;三曰“狭隘经验论”。

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毛泽东未曾在苏联受训,得不到共产国际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从苏联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排斥。然而,毛泽东毕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显示了他的睿智和才华。特别是处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谁就会在党内、军队享有威信。如果说蒋介石还算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一点军事的话,毛泽东则连这么点“资本”都没有。诗人气质的他,原本书生一个,写文章是他看家本事,打仗则纯属外行。奇怪的是,此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居然从中谙熟韬略。虽说也曾打过几回败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敌制胜。就连蒋介石坐镇指挥,也多次败在这位“笔杆子”手下……如此这般,当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连连指挥失误,几乎断送了红军之际,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呼声甚高,也就顺理成章,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张体制”。

从此,“毛张体制”的中共与“蒋汪体制”的国民党相对抗,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棋手(即“旗手”)的两党对抗的“棋赛”……虽说在此之前,蒋介石跟毛泽东有过几番较量。那时,蒋介石似乎对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不屑一顾,称之“朱毛股匪”,先是几番“会剿”,接着又几次“围剿”——不过,那只是大搏斗之前的“热身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终于从覆灭的边缘得以挽回,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红军挺进陕北,在保安站稳了脚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的红军,在陕北迅速扩大,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于是,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较量……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