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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3.18 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针


十二月十九日,在保安那孔(陕北人以孔为窑洞的量词)石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依然由张闻天主持会议,依然由毛泽东作报告,会议气氛却与六天前——十三日的会议截然不同。那次会议,议论纷纷,意见分歧;这次会议,众说一致,作出了明确的决策。内中的原因,如张闻天所言,“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露得)更充分”。前文曾提及,周恩来告诉过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周恩来所说的“一星期”,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十九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作出了“最困难的决定”,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西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是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内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二十一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也就在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由“审”、“罢”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