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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3.24 毛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在报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

前文已经提及,此文在南京见报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阳发表则是二十六日。此文刚一在洛阳

发表,迅即传入保安窑洞。——中共从国民党电台的广播中获悉。

毛泽东细细读罢,马上作出反应。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出关于《对张杨的训词》的评论,最初以《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二十九日刊载于中共机关报《斗争》上。此文后来易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收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对张杨的训词》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一场特殊的“书面对话”。虽说《对张杨的训词》是陈布雷代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蒋介石的意见,而毛泽东倒是向来自己动笔,无须秘书代劳——只是他的讲话稿要秘书整理而已。现把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和毛泽东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剪辑编排,形成一篇耐人寻味的“蒋毛书面对话”——

毛: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蒋: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

毛: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蒋: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毛: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

毛: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毛: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番“书面对话”,为沸沸扬扬的西安事变降下了大幕。

不过,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中有一处伪笔,毛泽东未曾看出来,当时成千上万读者也上了当。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词》中称:“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似乎《对张杨的训词》是在西安“囚室”中写成——其实是在洛阳连夜赶写而成!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