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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4.11 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周恩来在庐山和延安之间穿梭。带着庐山的雾气,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和毛泽东商讨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刚刚有了眉目,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恩来带着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于七月四日到达西安。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这天夜里十时,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一片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需进入城内搜索。国民党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时,卢沟桥畔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鲜明地指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我方应不予抵抗”的《铣电》,迥然不同。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怀等“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份电报公开表明,为了抗日,红军的红帽子要换成“国民党帽子”了。大敌当前,国共同仇,卢沟桥的枪声,促使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迅速接近——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

日本内阁会议则在七月十一日发表就卢沟桥事变作出的决定:“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使中国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日本内阁的颠倒黑白的决定,在中国激起了公愤。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

这时,庐山上大员、名流云集,内中许多人胸前别着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徽章。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会议的特殊通行证。这特殊的会议名曰“庐山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持。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战火正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在宴会上汪精卫还发表了一通十分动听的祝酒词:我们现在耳朵里听着卢沟桥的炮声,眼睛里见着前线战士的拼命与战地人民的受苦,实在没有可以开颜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环境艰苦中,培养元气,生机不断,精神不死,实在可使我们感激奋发。谨此理由,满举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庐山谈话见闻》,《上海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蒋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有这一段话,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蒋介石语录,当时写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最明确的表态。也就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倒十分真实: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的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蒋介石这段话,说了自己为什么“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义”的原因。蒋介石的另一段话,说出了这次采取抗日态度的原因:我们的东四省东四省当时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也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了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这番演讲,极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决心。照理,这一回庐山国共谈判应该顺利,却出乎意料变得异常艰难。谈判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之间进行。周恩来带着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山,蒋介石改了两句,却又扔在一边。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内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一回,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之后,由“政训处”指挥。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道:“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他们指挥,他们就能指挥。”这一回,蒋介石又改口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这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周恩来无奈,在山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信:“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可是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那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接到周恩来发自庐山的电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决心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七月二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庐山上的周恩来:

周转林: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了。周恩来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