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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5.05 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来武汉。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

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这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一九三八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二月十二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这篇长文,是二月二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蒋介石也很仔细看了此文。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作过此谈话!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

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政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刻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引自《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其中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而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日益紧张。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