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蒋介石的一次次“溶共”讯号，通过电波，飞向延安，引起了毛泽东的百倍警觉。毛泽东这时已经迁到延安城西北三公里处的杨家岭。他在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当天夜里，即他和江青举办婚宴的那天，考虑到城里不安全，撤往城外的小山村杨家岭。
杨家岭，原名杨家陵。那是因为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那里。自从毛泽东迁此，中共中央机关也迁此，遂改名杨家岭。杨家岭其实无岭，只有几座小土山而已。窑洞傍山而筑，倒是极好的防空所在。毛泽东和江青住两孔窑洞，一孔作办公室及客厅，一孔作卧室。毛泽东与众不同之处，乃是客厅里放了张帆布军用躺椅——那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可坐亦可卧；另外，他的床上一年四季挂着蚊帐。
当蒋介石从首都南京迁往行都武汉，又迁往陪都重庆时，毛泽东一直坐镇延安。
蒋介石对于中共态度的变化，毛泽东作出了分析: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日军处于大规模进攻阶段。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大量损耗，再说占领了一大片中国国土，又牵制了一大批军队，不得不减缓了对蒋介石的进攻。另外，汪精卫的投日，使日军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这样，双方相持着。蒋介石也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了。对此，蒋介石和毛泽东倒也有着“共识”。
当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对形势作了分析: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毛泽东所说的“相持阶段”和蒋介石所说的“速和速结”，异词同义。果真，蒋介石在会上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蒋介石这一回，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溶共”。“容”和“溶”，不过相差三点水，含义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了对中共的八字方针:“防共、限共、溶共、反共。”会议秘密地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决定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代替原先的国防最高会议，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居为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蒋介石被推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于汪精卫已经叛变，蒋介石成了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权威。从此，“蒋委员长”又有了新的含义，即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新动向，迅即作出反应。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蒋介石。这一电报，由周恩来面交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针对蒋介石的“溶共”，明确地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就是说，毛泽东非常干脆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企图。
也就在发出致蒋介石的电报的前两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共发出了党内指示，即《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毛泽东清醒地向中共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②蒋介石要“溶共”，毛泽东反“溶共”，双方如同针尖对麦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