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2.06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陈独秀行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一九○四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不言而喻,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名字已小有名气了!”“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那是一九一○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做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苏轼、米芾、黄庭坚也多有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

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遐迩闻名。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一九一六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深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一九二○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传元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于战乱。胡传四十八岁那年,娶年方十七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一八九一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二十岁那年,赴美留学。他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二十四岁,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六月离美。七月抵沪探母。八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后来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心。胡适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颗耀眼巨星也进入北大。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文。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一九二○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注意《新青年》。据《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一九一七年三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九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如沈尹默所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后来,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刊载《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第一号,陈独秀;第二号,钱玄同;第三号,高一涵;第四号,胡适;第五号,李大钊;第六号,沈尹默。”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