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5.12 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一九二○年五月九日,又一艘名叫“阿芒贝利”号的轮船驶出上海港,前往法国。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站着又瘦又高的毛泽东。

船上赴法青年之中,有许多湖南青年,内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萧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内中有一位十九岁的不大爱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赵世炎。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县人,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后来,他还取了个俄文名字,叫“阿拉金”。那是因为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十二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审。当赵世炎一九二三年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同行者正巧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各取一九○五年十二位俄国革命者的名字为自己的俄文名字。赵世炎取了阿拉金作为自己在俄国使用的名字。赵家是多子女家庭。赵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岁,名叫赵君陶。赵君陶便是李鹏之母。

十三岁之前,赵世炎在四川酉阳度过童年,在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

他的父亲赵登之,是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一九一四年,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赵世炎和四哥赵世琨一起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而姐姐赵世兰、妹妹赵君陶则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中。赵世炎上中学时,很喜欢英语课。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使他受益匪浅。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六人,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开会,讨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推选王光祈为主任,并决定邀李大钊列名发起。后来,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赵世炎在一九一七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这样,赵世炎开始走出学校,投身于社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五月七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便当选为干事长。这年七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出国之后,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确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炎在一九二○年四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便与萧三等结伴前往法国。他在路过上海时,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赞同。到了法国之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道报》。

一九二一年二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两个月后,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这样,如同张申府所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这个小组,如今被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一九二二年,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访问了郑超麟先生,他亲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便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在讨论党章、党纲时,郑超麟说:“党章、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连党章、党纲都分不清楚。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也就在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这年,赵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诗人萧三在一九六○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胡志明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萧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是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陈公培在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一九二四年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担任了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谈反蒋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他退到香港。

一九四九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去世。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一九二○年十二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一九二一年一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一九六一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这么说的:“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引者注: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抵达法国。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李立三这么回忆:“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做‘劳动学会’。”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九二七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三○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