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放了两把火：第一把火烧罗明，第二把火烧邓、毛、谢、古。而根本的原因，即是这些人都被认为是“毛派”，整他们，就是整毛泽东。
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紧张。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大特务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专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目标。
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每天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汇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阳台上放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就表明是安全的，可进入联系。
然而，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被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
这时，王明已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又去了苏区。于是，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与张闻天。
不久，博古从上海消失，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1933年初，张闻天出现在红都瑞金。几天后，博古、陈云也来到那里。他们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从上海来到红都。
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他一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即迁入瑞金。在上海，另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没有存在意义。开初，二者并存，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
至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自然取消了。于是，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就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随即，博古看中瑞金城西沙洲坝下脊村一幢杨姓住宅，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而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新官上任三把火。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罗明。
在中共党史上，凡被称为“××路线”者，其代表人物一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像“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博古一来到中央苏区，便大张旗鼓地讨伐在中共党内根本就不出名的“罗明路线”。
罗明，又叫罗善培，福建龙岩人。1895年生，1925年入党，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建党与组织农民斗争工作。1927年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明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
1928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肯定。
1928年11月，罗明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
“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
当时罗明写信给中央，不同意这种作法，于是被李立三指责为“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奉命去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完，王明等老“左”们掌了权。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与罗明谈了话，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但还没提出“罗明路线”。
1932年4月，主力红军攻占了漳州，罗明到了前线，当时情况十分严重，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从漳州向闽西进犯，并先后占据龙岩全县和永定、坎市、虎岗；广东陈济棠部也向上杭县的庐丰、茶地、白砂等苏区进犯。而苏区内没有主力红军，只有地方武装，总兵力当时仅5000人，根本无法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十九路军作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住院，罗明也在住院，毛泽东要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出院后立即召开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传达。
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等，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派罗明以省委特派员身分到前方领导游击战争。
罗明到了前方后，便按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也采取了灵活性，从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罗明的做法受到了中央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项英的指责。扩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项英批评罗明没能在闽西苏区向敌人“全线出击”，没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邻近几省首先胜利”的紧急任务。认为闽西党与苏维埃政府都犯了严重错误。会后，省苏维埃政府对此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于10月20日呈报了中央政府。
“左”倾的中央政府对这一报告如获至室，迅速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
10月31日，中央政府发出《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对闽粤赣省苏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省委书记罗明与省苏主席张鼎丞，虽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实际工作仍然从实际出发。
1月21日，罗明在连城新泉根据斗争发展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表达了他的认识：
省委：
依据敌人大举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连接起来向永定方面发展。……我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
第二……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践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军，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要从打小战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第四、关于各区县的工作。……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这是不好的。特别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地在上下层讨论，第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的计划上，都机械地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使地方武装不断地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罗明写好意见书后便到了上杭县，在那里，他领导干部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退了进犯白砂的敌人。
这时，临时中央在上海已不能立足，只好迁往江西瑞金。
博古、洛甫等在去瑞金的途中经上杭白砂时，和罗明等见了面。博古一见罗明，就斥责道：“你是个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的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便把同毛泽东会面的情形以及省委决定他来杭、永、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形说了一遍。
博古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罗明说：“还没听到传达。”
罗明说完，博古很不高兴，又要罗明谈谈当前斗争情况。
罗明说：“据我切身体会，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当根据中央苏区政府与军委会去年4月14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与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罗明还没说完，博古就不耐烦地打断他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了，吃饭吧。”
罗明等见博古这些中央领导这个态度，也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等人走后，罗明等对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进行了检讨，但感到工作中没什么错误。
几天后，罗明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罗明只好执行，把各县的独立团、各区的独立连、乡独立排送到正规部队，由于地方武装走了，敌人趁机向边区大举进攻，结果使苏区遭受极大损失。而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受损失更大。罗明只好改变策略，仍按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他召集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一起开会，研究总结几个月来游击战的经验及当前斗争形势与任务。认为边区对敌斗争，必须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不能照搬苏区根据地的作法。会上，参会人员都认为应把游击战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及其他边县边区。当晚，罗明赶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
……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在报告中他还尖锐地提出：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明的报告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等人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基层干部的拥护。
之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致信省委，提出了与罗明认识相同的意见：
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等），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反帝同盟拥苏大联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不到头绪，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
……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罗明和杨文仲的报告和信，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也是党章允许的，但由于他们没把博古等人当成神仙，对临时中央局的意见不以为然，因此，惹恼了他们。
博古等人看了报告后，大发雷霆，立即派出中央特派员到闽粤赣省委检查工作。特派员到省委后，也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断定闽粤赣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于是，反“罗明路线”斗争便在闽粤赣省开始了。
中央特派员到福建省委时，罗明正在前线，对此一无所知。
一天，他在上杭从《斗争报》上才得知自己犯了错误。
几日后，他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速回汀州。
罗明到汀州途中，遇到从汀州而来的张鼎丞。罗明问张：
“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呀？”
张鼎丞说：“他们说你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你不扩大红军，只打游击战争。”
罗明急道：“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若有路线错误，第三次反‘围剿’怎会取得胜利？根据地怎么能这样快扩大？”稍停他又说：“我们并不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与边区应有所区别，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嘛。
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怎么会是路线错误呢？”
张鼎丞听了，只是叹息。
罗明到了汀州，又接到了去瑞金的通知，于是又赶到了瑞金，被安排在叶坪中央局的一间屋里，门外有人站岗，不能自由出入，罗明被软禁了。
第二天，中央局的几个干部与他谈话，要他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接着，一位中央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他到边区是“退却逃跑”。罗明便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和解释，他说：“到杭、永、岩边区工作是我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的。那里是省苏区内最艰苦的地方，我到那里是参加游击战争的，怎么说是‘退却逃跑’呢？”
那位负责人说：“这要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游击战争，过去是需要的，现在红军主力强大了，再提就是游击主义了。你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
罗明说：“在边县边区面临随时与敌人作战的局面，随时都要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进攻。因此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采取三分之一的方法，逐步分批扩大红军。……”
那位负责人打断罗明的话说：“你这样做是‘富农路线’，你说听了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
罗明这时也激动地站起身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说到此，大声道：“列宁说过，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之后，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他劈头就问：“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我问你，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做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随即博古眼睛一斜，说：“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晚，在叶坪附近召开了一个有近100名机关干部参加的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大会气氛紧张，不少人愤怒地喊着口号，还有人把木棒拿到会场，说要打死罗明，这时，罗明被两个彪形大汉倒剪双膊架到主席台上。直到中央局的杨尚昆做了解释，会场气氛才平和了下来。
会罢，罗明又反复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博古再次找罗明谈话，要他回省委，在省代会上，彻底坦白交待。
2月15日，张鼎丞、刘晓等省委负责人被召到瑞金后，同样受到了中央局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当日，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三、立即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顺利进行。
六、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从中央局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的第二天起，中央局领导人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就在《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主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罗明、杨文仲的观点加以批驳。
2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党团员大会，在会上，博古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长篇报告。
在会上博古挥着拳头，尖着嗓子喊道：“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了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
博古最后说：“为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那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妨害我们的进攻，惊惶失措，悲观失望，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胜利的思想。
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将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
博古在大会上还严厉批评了闽粤赣省委的主要领导。他以手拍桌，大声说：“对于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他们只是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的错误，温和地批评了他们，批评也是东一点西一点的，缺乏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讲到这里，他声音嘶哑地喊道：“同志们！我们目前正处在胜利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面前！我们有着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也有着许多困难，只有机会主义者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困难面前投降屈服。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我们面前历史的使命！”
2月24日，闽粤赣省在汀州召开了省临时代表会议，中央局也派人参加了，省委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会议内容是批判“罗明路线”。
首先由罗明做检查，给自己“上纲上线”一番。
接着，与会代表对罗明路线展开批判。“风派人物”们都顺着中央定的调子把罗明骂了一通。
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不然新泉根据地不能巩固。”
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多是工农干部，敢说真话，他们讲了罗明领导的开展游击战的许多好处。还说若各区乡都这样做，能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当这些代表在发言中说到每当敌人进攻，由于对敌人的地点、兵力等都估计得很准，因此每仗必胜时，中央代表很不高兴地插话说：“这都是一般参谋人员的事，不是你们区乡干部的工作。”
代表大会越开越紧张，到后来，竟采用谩骂及讽刺的方式对待罗明及其支持者。中央代表指着张鼎丞说：“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但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
在会上，罗明、张鼎丞、刘晓等人，被迫在大会上做了检查，但中央代表和一部分“风派人物”仍对罗明等人的检查不满意。
最后，临时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及撤销杨文仲职务的决定，并宣布杨文仲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
这次会议还改组了省委，由陈昌寿担任省委书记。
会后不久，罗明与杨文仲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刘晓调到江西，张鼎丞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
临时代表大会之后，闽粤赣省批判“罗明路线”达到了高潮，当时，闽粤赣苏区抓“社党”的恐怖犹在，反“罗明路线”运动又起，一时搞得人心惶惶。
许多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怕引火烧身。
这场运动的结果，不但使闽粤赣省的主要干部遭到了打击，甚至所有地方的区、军队的连以上干部都被斗过。并且打击一个提拔一个。
罗明等被撤职后，省委常委、军区司令谭震林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被撤职后强迫去修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打成“罗明路线”干将而被撤销职务。
一时之间，“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把闽西的干部斗得晕头转向，在肃“社党”中幸存下来的少数老干部，也遭到了打击和排挤。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干群之间的严重隔阂，也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
各级干部在肃“社党”时的恐怖心理，这时又起，当时不少人认为“罗明路线”就是“反革命”，罗明就是反革命分子。许多和罗明熟识的人不敢和他来往，也不敢和犯了“罗明路线”的人来往。
反“罗明路线”一直持续到主力红军长征才缓和下来，但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950年，杨尚昆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看到一个50多岁的高个子，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那人见状，立即上前握住杨尚昆的手说：“我就是罗明啊！”
杨尚昆听了，哈哈大笑：“哦，罗明同志，我记起了，那时，你头上戴着顶大帽子，谁也不敢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呀。”
博古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放的第二把“火”，便是烧“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一生历经“三起三落”。此次作为“毛派的头子”挨批，是第一次“落”。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两次“落”。
1931年夏，邓小平奉命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开始，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到闽西巡视。8月，他和爱人金维映（阿金）
奉命由闽西赶到瑞金，当时担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维俊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那时的瑞金，正处在一片混乱中。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与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在那里大搞肃反扩大化，到处抓“社会民主党”，全县有2000多人被错杀，其中县委、县苏维埃、县工会有80％的干部被处死，连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也被作为“社会民主党”而杀害。
邓小平一到瑞金，在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后，立即下令拘捕了李添富、谢在权。
9月，邓小平在瑞金主持召开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处决了李、谢二人，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大批干部群众平了反。这深得瑞金干部群众拥护，也得到中共赣东特委的支持。同年12月，来到苏区的周恩来也赞同这种做法。
在瑞金，邓小平工作了整整10个月后，于1932年5月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2个月后，“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又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在1933年3月，邓小平接到调令，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邓小平挨批的根本原因是拥护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及根据地建设的原则，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薄弱之机，突然向“会、寻、安”扑来。
因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差距太大，邓小平领导军民坚壁清野，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因此，邓小平被扣上了“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等大帽子。
毛泽覃是“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他是毛泽东的小弟弟，1928年，朱德派他到井冈山寻找毛泽东，于是便有了1928年4月的朱毛会师。
在“永吉泰”，他与贺子珍之妹贺怡结为秦晋之好。
在中央苏区，毛泽覃不但善于做地方党的工作，而且还担任过红军独立师政委、师长等职，是一个颇具影响的红军中级指挥员。
在题为《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中，博古等人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也就是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很明显，点的虽是毛泽覃的名，实则批的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当时中央根据地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熟读《三国志》、《水浒传》等书，从中吸取了很多精华。
谢维俊，1908年生，湖南耒阳人。1926年，年仅18岁的谢维俊入了党。1928年他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先后在红军中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
1930年11月，他与古柏随毛泽东到吉安、永丰等地进行农村调查。以后，调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师师长。虽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他常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毛泽东对工作的意见，毛泽东也给他回过信。
古柏，1906年生，江西寻乌人。1925年，19岁的古柏入了党，成为寻乌最早的中共党员。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29年1月31日。那天，朱德、毛泽东刚在寻乌菖蒲住下，古柏就立即赶去和毛泽东见面。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的20多天里，古柏天天为毛泽东走街串户，找人开调查会，向毛泽东介绍寻乌的情况，使毛泽东7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得以顺利完成。
毛泽东因此对古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寻乌调查》中这样写道：
“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次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以后，毛泽东把古柏调任前委秘书长，而前委书记则是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与古柏有着亲密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就是写给古柏的。这封信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都是AB团成员，要古柏对这些人进行审查。
虽然信中笔迹极像毛泽东笔迹，但古柏凭着对毛泽东的了解，加上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终于查清了伪造信的来源，并戳穿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使革命领导之间的友情更加纯洁、牢固。
同时，也加深了毛泽东与古柏的友情。
古柏在1931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
邓、毛、谢、古分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多，却突然成为“反党小组织”，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都和毛泽东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
而直接原因，确是由于他们4个人都对博古、张闻天等不满，并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因为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租界的“洋房子”内，博古、张闻天这些刚到中央苏区来的领导人，都来自“洋房子”。
“洋房子先生”们排斥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反驳道：“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对“洋房子先生”那些讽刺性言论，传到了“洋房子先生”们的耳朵里，“洋房子先生”恼羞成怒了。
1933年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洋房子先生”们是如何发怒的。
以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
“邓、毛、谢、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
“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清洗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4月16日至22日在宁都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主持，博古带着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亲临坐镇。
四人当中，又着重打击邓小平，认为他是“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并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没什么特别的接触，成为“毛派的头子”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政治思想一致。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挨整。有文章披露：
在上海，邓小平就反对过王明、博古等人。受到批评后“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掩藏的两副面孔的下面，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代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在三次战争后，依据全国的形势，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却说红军的力量只能留在苏区打土围子。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地讥笑，对党指示的工作，完全怠工。在敌人第四次大举进攻的面前，他们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红军主力应退到兴国一带来或调到河西去，实行退却逃跑。”“对于扩大红军，他们认为边区是不可能的。又谈扩大红军，不如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对扩大红军怠工。”“最后对于‘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他们借口苏区群众负担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和借谷子。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江西省委扩大会上还批判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16字诀是“退却逃跑”；还说“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是富农路线。这些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及土地政策的著名主张，虽没有公开点毛泽东的名，但与会者心里都清楚，批邓毛谢古，实则是批毛泽东。
中共临时中央，认为邓小平即“江西的罗明路线”，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认为中共江西省委也犯有“严重错误”。
于是，直接派张闻天到“会寻安”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
张闻天来到“会寻安”，大批“罗明路线”，又作“报告”，又作“结论”。在1933年3月31日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中，可看到“批邓”的情况。
“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
“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会议一结束，“会寻安中心县委”便进行改组，邓小平被调离了。
张闻天回瑞金后，写出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发表在4月15日出版的《斗争》上。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于是，一下子就把批判“罗明路线”，扩大到江西各地区。文章还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始终没公开地指出来”，因而“应负一部分重大责任”。
5月4日，临时中央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关于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决议》。
文章与决议都认定，“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因而决定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并从批判“毛派的头子”邓小平，迅速扩大到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斗争不断升级，邓、毛、谢、古不但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还成了“反党派别”甚至“反党小组织”。
《斗争》、《红色中华》接连发表批评文章：《给江西罗明路线的回答》、《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
对邓、毛、谢、古的批判不断升级，还逼迫他们不断写“检查”。
但邓小平等人始终坚持真理，决不向错误路线投降。
古柏写了15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否认自己有错。用博古等人的话说，是“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
邓小平被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屋里。
这年，邓小平才29岁。他在检查中承认自己“低估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但认为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路线，必须从实践中寻找答案。
博古等人认为这分明是一份“抗议书”。
邓小平在第二份“检查”中，仍不妥协，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以敲醒“左”倾同志发热的头脑。
1933年5月5日，经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决议》还规定，“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地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对这个《决议》，邓小平也未接受。他气愤地说：“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大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他的态度把“左”倾领导者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迅室”，拍打着桌子，大声叫喊：“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都是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三天内向党写出第三次申明书，不容许有任何遮掩，如继续抵赖，必须考虑你的党籍！”说完，摔下几张纸，要邓小平将“问题”交待清楚。
邓小平铁青着脸，强压闷火，站起身，坚定而冷静地说：
“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了慎重考虑，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说的了。”
说完，转身往“拘留室”走去。
邓小平被关在拘留室里写检查，他写了3篇，只承认自己对“进攻路线”认识不足，却不认为“在剥夺富农，把他们的土地分给贫农的同时，不要去碰中农”有什么错。在检查中他肯定毛泽东“诱敌深入，伏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宝贵财富。
罗迈（李维汉）火了，要求严惩邓小平。他把邓小平拎起来批斗。还质问才貌双全的阿金为什么会嫁给邓小平。他把邓小平又关进小黑屋后，命令看守人员严加看管，便去找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叫阿金起来与邓小平划清界线并揭发丈夫。阿金在他的软硬兼施下，被迫与邓小平办了离婚手续，嫁给了罗迈。
邓小平此时“失了夫人又折兵”。他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连起码的糙米饭也吃不饱。
一天，当邓小平被看守人员从审讯室带回拘留室时，被陆定一的妻子唐亦贞遇见了。唐亦贞见他面黄饥瘦，机械地对他点点头。只听邓小平低声对她说：“我饿极了，吃不饱。”
她泪水一涌而出，连忙转身，装着拢头发，把眼角的泪水擦掉。
她摸出口袋里仅有的一个银元，到老乡家买了两只小鸡，回家炖熟，撒上盐，然后给看守人员说了好话，才把邓小平带到家里来吃饭。
邓小平吃了一只鸡。唐亦贞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觉得他很可怜。便叫他把另一只也吃掉。他说不吃了，这一只带回拘留室，实在受不了时，才咬一口……
在开会期间，邓毛谢古被责令交待“罪行”，隔离审查。
毛泽覃作为毛泽东的弟弟，不但不能和哥哥见面，连给毛泽东写封信都受到追查。
他的妻子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当时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因拒绝揭发丈夫的“反党罪行”被撤了职，在党校接受批判审查，那时她已怀孕6个多月了。孩子生下后，竟不准毛泽覃探望妻儿。一天，经秘密安排，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出来，让毛泽覃看了看。夫妻相对无言，潸然泪下。在中央党校兼任校长的博古，知道后，说她不能和毛泽覃划清界线，要开除她的党籍。副校长董必武力保，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
一天，贺怡带着一肚子委曲来到姐姐家，哭诉了自己的遭遇。还说哥哥贺敏学，也被撤了红二十四师代师长的职务，送进红军大学接受审查了。贺子珍也掉下泪来。
毛泽东听完，他缓缓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到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工作队工作。
邓小平被记了一次“最后严重警告”后，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到乐安后不到10天，因这是边区，瑞金的临时中央担心“会出事”，担心邓小平“跑掉”，便把他送回来等待处理。
邓小平回到瑞金，没人敢要他。这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敢于要他。当时王稼祥正在养伤，向博古要求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来。王稼祥也曾在莫斯科学习过，与博古关系密切。于是正受打击的邓小平意外地被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所带领的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年仅30的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鲜血的毛泽东的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的胞弟。
谢维俊随红军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1935年底，任靖边、定边、安边三边特委书记。不久，在进军保安途中阵亡，年仅27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因交通站叛徒出卖，他与两个战友3人3条枪，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100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战斗到中午，最后弹尽力竭，3人全部战死。古柏年仅29岁。
1937年秋，毛泽东收到古柏三兄古梅的信，方知噩耗，深感痛惜，愤然提笔，用洒脱、遒劲的狂草字体给古梅写了一信，“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甚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1943年，林伯渠在陕北就当年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及反邓、毛、谢、古而吟诗：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在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罗明路线”平了反：
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
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沉重地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对当时的“邓、毛、谢、古事件”如此评价：“反对邓、毛、谢、古，实际上就是反对我。
他们是杀鸡给猴子看。”
40年后，当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去一封信时，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指示。其中第1条：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