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仅次于刘少奇冤案的共和国第二大冤案，它曾经轰动国内并震动世界，曾使许多无辜而对革命有功的共产党人蒙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与耻辱。
所谓“61人叛徒”，其实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副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1931年前后，这批党员大部分因河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被国民党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薄一波等在反省院的四五年中，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他们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敌人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出狱。其中有的人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一直坐到了1936年。
他们在反省院期间，还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在生活上团结互助。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到了1934年底，“紧急行动起来，同敌人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作殊死斗争”，成为被关押的60余名共产党员最强烈的要求和呼声。
斗争方式呢？是越狱、绝食？还是呈文抗议，面对面地说理斗争……？
越狱，冲出敌人的牢笼，在广阔的天地里，拿起武器，像红军战士一样，长缨在手缚苍龙，但连百分之一的成功希望都不存在，不可采用。
呈文抗议，敌人装聋作哑不予理睬，面对面地说理，尽管敌人理屈词穷，但不足以打退敌人的进攻。
绝食，向敌人绝食。这是落进敌人囚笼失去自由的政治犯，反抗敌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决心已定，意志如钢。为了争取绝食斗争的胜利，薄一波领导党支部又作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和秘密的准备工作。首先，向全体党员反复动员和说明，绝食斗争是政治犯除越狱外最高的斗争形式，不能轻易采用。但是一旦开始就必须坚持到底，敌人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绝不复食。
其次，党支部向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写报告，要求反省院内外斗争互相配合，组织新闻记者采访，发动家属亲朋探监，扩大影响，对监狱当局施加压力。再次，为了争取绝食斗争的胜利，要求大家绝食开始后，不要多走动，饿得受不了时，可以喝点盐水。
监狱当局无视政治犯的合理要求，一味压制，促使狱中斗争的急剧发展。狱中党支部决定从1934年12月19日开始绝食。当夜各党小组都进行了讨论，纷纷表态，庄严宣誓：
“保证服从指挥，严守纪律，誓死战斗，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支部的命令，绝不动摇复食！”“宁死不屈，坚决独立战斗到底！”那个夜里，各个号子里都充满了紧张炽热的战斗气氛。
1934年12月19日上午9时，反省院的南监40多名政治犯个个迎着寒风精神抖擞地带着铁镣走进饭堂，在饭桌旁坐了下来，但是谁也没去拿碗筷，更没有人去盛饭菜。肃静坐好后，狱中党支部成员李楚离对监管人员说：
“牛班长，请你去把管理员请下来，我们有重大的事情，要找他来回答。”
“你们不是找过他两次了吗？上面不答复，找他管什么用？”
“上面不答复是上面的事，但他是这里的管理员，事关重大，也必须向他说清楚，不然，他可负不起责任。”
在狱中难友的逼迫下，栾管理终于来了。他惊惶不安地走上饭厅的讲台。头发花白的刘澜涛首先朝他开了一炮：
“管理员，我们提出的4条要求，到现在10多天了，还不给答复，令人难以容忍。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个答复，你不能答复，就请上面来人答复，再拖是不行的。”
管理员摊开双手，显得为难：“上面不答复，我也没办法。”
他还威胁说：“谁要继续闹事，就要从严惩办！”
冯基平激昂地站起来，对栾管理进行了愤怒的谴责。
管理员又要开口威胁，薄一波接着站起来字字千斤地说：
“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保证我们政治犯活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当局不准，还说我们闹事，要加重惩办，是决定不让我们活下去了。这种对政治犯的非人道残酷迫害和慢性屠杀，我们坚决反对！……我们是不怕死的。我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
薄一波的话音刚落，坐在饭堂的政治犯们都已愤怒得涨红了脸，同声发出：“必须立即答复我们的要求！”“不答复，我们绝食！”
“我们绝食！”愤怒的呐喊，震动得饭堂屋瓦欲飞。
安子文最后站起来说：“我们提出的四项要求：全体下镣；
改善伙食；自由阅读公开书报；增加火炉。……是我们现在活命的最低条件。你们现在不答复，就是不把我们当人，就是不让我们活下去。我们连最起码的人权和生存权都没有了，是你们把我们逼上了绝路。我们赤手空拳，戴着铁镣，万般无耐，只有绝食。现在我们宣布绝食，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决不复食！”
安子文讲完话，转身走出饭堂。南北监60多位参加绝食斗争的难友，个个像奔赴战场冲锋陷阵的勇士冲出了饭堂。找牛班长要信纸信封，向亲友们写绝命书。大家把喝水缸子放在枕边，静静地躺下来绝食了。
敌人欲置革命战士于死地，但当你蔑视死亡时，又使敌人恐惧不已。管理员和看守们都殷勤劝食。这些共产党人都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应，不予理会。看守给南北号各增加一个火炉。监房走道中间的小火炉也换成了大红炉。当天晚上就生了火，号子里开始有点暖人的气息了。
第二天早饭时，狱方又来劝食，同样遭拒绝。中午放茅，上厕所的人明显减少了，难友们只舀了点开水。
两天后，人们不去大便了，小便也少了。为了减少走动时体力的消耗，大家都不再出去放茅了，把洗脸盆放在炕前，急需时便在脸盆里小便。
敌人耍尽花样，对这60余名政治犯进行引诱、劝食，但得到的总是“滚开”两个字。
绝食进行到第4天，敌人当真惶恐不安了，要求和政治犯谈判。晚上，各监号传来狱中党支部的通报：“我们的绝食消息，《东方日报》已经登出。今天下午训育员和管理员来劝食，都被拒绝，敌人调来一个排的兵力，加强警戒。不论出现任何情况，都要坚决绝食，坚持就是胜利。”
支部的通报，给难友们一巨大鼓舞，顿时感到比饱餐了一顿宴席还有精神。
4天以后，人们已经不感到饥饿了。只觉空腹收缩难耐，胸部像有东西压得发慌，全身虚弱不堪，翻身都很困难。刘锡五、王玉堂发生了昏迷。
第5天，监狱当局把饿得走不动的薄一波刘子久等背到病号房去谈。
狱方用死亡来威胁，薄一波坚决回答：“我们绝食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唬我们。全体下镣办不到，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对方碰了钉子走了。
绝食进行到第6天，局面极为严峻，周仲英、张友清已经饿得昏迷不醒了。魏文伯、李力果、董天知病情急剧加重。
更多的人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几乎没有人能起床走动了。死亡威胁着每个人。狱中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政治犯每坚持一分钟都要付出巨大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都在和死亡搏斗。
然而，绝食到第6天，敌人惊恐万状。急忙派三处处长高胜岳来到狱中谈判。每个监房派一名代表参加。谈判结果，高胜岳答应了几条：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可以打开监房门流通空气，可以看外面公开发行的书报，可以增加火炉御寒。唯独下镣这件事，他再三说：“这是狱中最忌讳的事，不能答应。”但绝食代表们坚持不给政治犯下镣，便不复食。
高胜岳最后被迫同意，病号和身体不好的可以下镣，一般政治犯可减为3斤重的小镣。
至此，狱中党支部认为，绝食斗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斗争应适可而止。如果再继续下去，便会死人，损害革命力量。
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现在可以复食了。这场历时7天的绝食斗争胜利结束了。
复食后，政治犯们咀嚼着那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思考着如何进一步进行对敌斗争的计划。反省院的头头们却恼怒异常。这次闹得那么凶，那么齐心，有纲有领，有进有退，准是有谁在里面指挥？啊！反省院的头头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响，恶狠狠地说：查，我一定要查出谁是首领，一定要他们付出10倍的代价！
敌人实在拿这批共产党人没办法。
这批共产党人继续同敌人进行各种政治斗争。
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还有柯庆施、林枫、李大章等。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作出了迎接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于是，由柯庆施通过关系将这一决定通知狱中党支部，要求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于是，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他们分批履行手续出了反省院。当时按党中央指示出狱的是52人，另9人出狱情况各有不同，“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一伙把他们放在一起混为一谈是有意把水搅浑，以便于进行政治陷害。
这批共产党员出了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有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
以后，这批共产党员又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10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30年中，也就是从1936年到1966年，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共产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
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这批共产党员蒙受了极大的污辱。为了陷害这批同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风。康生、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一再说：“南开大学有个抓叛徒战斗队，发现了一个61人的‘叛徒集团’。”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红卫兵小将的功劳可大啦”，“要是没有他们，怎么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
他们装模作样地把“发现”的奖杯，发给了红卫兵小将，想以此遮掩他们策划的那见不得天日的罪恶阴谋。然而，不管怎样也掩盖不了江青、康生一伙精心炮制和策划这桩大冤案的罪恶。
1966年8月初，捣鬼有术的康生，背着党中央，诡密地指示“彭真专案组”，要他们对薄一波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在1936年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
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那天，戴着“中央文革”顾问头衔的康生，也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主席左边不远的地方。他看到站在自己上首，一心想要“露峥嵘”、“作女皇”的江青，一会儿得意忘形，眉飞色舞；一会儿对仍然沉静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断地翻白眼，露出嫉恨的神色。嘴里像念咒儿似地嘟嚷着：犯了路线错误，不靠边站，还等什么？
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见此情景，蓦地想起不久前，他布置“彭真专案组”调查刘少奇让薄一波等人登报出狱的事。那时，他是背着人悄悄布置的。他为此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正好有一个观礼的红卫兵站在他的后面，一问方知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康生随即向那个红卫兵说道：“你们红卫兵要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呀！”
那个红卫兵受宠若惊，立即趋前说：“是的，红卫兵将永远紧跟。康老，下步该如何搞法呀？”
“深入！深入！”康生托阴险的目光投向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要深入下去！”
“怎么深入呀？”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
“如何查呢？”
“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
“人家让我们查吗？”
“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谁敢不让！”康生说着，当场写道：
“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康生8月18日。”
根据康生指示，南开大学红卫兵迅速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并把康生写的条子印发给各个战斗队的成员，作为横冲直闯出入各单位的特别通行证，任意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的特种证件。从此，党和国家的许多机密以至绝密的人事档案，便被人们任意查阅传抄，写在大字报上，印成传单、红卫兵小报，到处张贴散发。大量地泄密失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
南开大学红卫兵，回到学校，立即去揪正在天津治病的前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要他交代被捕叛变问题。又拿出康生开的“特许证”，冲进河北省委查阅高的人事档案。
一天凌晨，出动了大队红卫兵进行突然袭击，抄家洗劫，勒令高仰云全家人立即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南大红卫兵驻北京小分队，一面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报纸，一面开始了狂暴的恶作剧：什么“首战杨献珍”，“三审张闻天”，“怒斥徐冰”，“激战朱则民”。到国家经委副主任周仲英、交通部副部长马辉之、内燃机厂副厂长刘尚之等人家里，进行抄家活动。
对于“三审张闻天”的恶作剧，南大红卫兵小报是这样报道的：冲进张闻天家里的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怒揭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张闻天申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
“1959年庐山会议，你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这就是所谓的一贯紧跟吗？！”
“就反了这一次。”
“住口，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36年，你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
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又怒喝道：
“你放老实一点！”
“也许刘少奇给你打过个电报……”
“什么内容？！”
“我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张闻天在给红卫兵索要的材料中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1936年春），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我现在记得，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讨论，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报告上签了字。”张闻天就是这样，由他一个人承担了一切。（实际上，这件事是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毛泽东也知道并同意的。）
在康生煽动下的“抓叛徒战斗队”在疯狂揪斗逼供的同时，还随心所欲地采取什么“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等卑劣手段，无中生有地炮制抓叛徒的材料。
11月1日深夜，受领了特殊任务的南开大学红卫兵，秘密地起草上书。说他们已“查明”了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
11月9日，他们又提出了“四项战略布署”，向中央文革和中央请示批准。第一，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与首都三司的‘政法公社’、‘财院八八战斗队’联合起来，建立抓叛徒的专门班子”；第二，“继续扫清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大叛徒，同时去全国各地，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深挖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第三，随时“提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安子文”；第四，“把确实已查实的叛徒名单打出去，点全国之火，围剿刘少奇大叛徒集团”。这些报告和布署原来自康生的唆使，自然得到康生的赏识、批准和鼓励。
“四项战略布署”是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
南开大学红卫兵的部署既定，并在康生的支持下立即投入了行动。
1966年11月12日，他们发表了一份号召揪斗叛徒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进驻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南京、苏州、广州、郑州、长春、乌鲁木齐等地。这些战斗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弹出膛”、“刀出鞘”般地“杀向了全国各地”。各地也跟着纷纷成立起“抓叛徒”的战斗队伍，把人事档案机密统统翻腾出来，故意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无中生有，栽赃诬陷；把原来只当作走资派揪斗的党政干部，强加上叛徒的罪名，进行更野蛮的迫害和摧残。
11月23日，抓叛徒战斗队要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书记胡锡奎。西北局电话向中央请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立即回答说：总理正在起草回电，待送主席看后即发你们。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亲笔起草并由中央署名的电报发到了西北局。电报说：“西北局，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出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周恩来刚给西北局回完电，又接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斗的紧急电话请示。
总理电话上明确回答后，又立即以中央的署名，于11月26日给东北局发电报说：“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康生一伙对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所发指示，置若罔闻，蓄意对抗。把反对的主要矛头指向刘少奇，硬是诬陷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的。
1966年初冬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红卫兵，刘宁一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们也都在场。康生说：“薄一波等61人自首叛党问题十分严重。”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说：“薄一波等同志办理出狱手续，是中毛泽东也接着说：“是啊！我记得是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康生却阴险地煽动说：“那时北平是刘少奇，中央是张闻天作总书记，是他们搞的。中央仅仅知道他们办了个简单的手续，他们写的东西十分严重。”
为了栽赃陷害，康生还指使专案组采用各种威胁利诱、制造伪证的的手段，加害刘少奇。
1968年4、5月间，有两名穿军服的人来到经济研究所，他们自称是康生派来的，怒气冲冲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从中搅混了。这个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张闻天回家后对夫人刘英说：
“我可能会被捕。”果然，5月16日下午，北京卫戍区派来一个排的武装，把他逮捕了。
专案组胁迫这些人讲假话写假材料，被薄一波、刘澜涛严正地拒绝了。他们又无中生有地诬陷刘少奇指示安子文把“叛徒集团”的“罪证”销毁了。“早在1949年，北京刚刚解放，刘少奇就秘密指示安子文，要把他们这伙叛徒的敌伪档案搞到手。”“北京解放不久，刘少奇怕暴露他1936年策划叛党的一伙的罪证，就提示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秘密布置同案叛徒冯基平，利用职权，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党罪证搜集起来，交安子文亲自保管。1970年1月24日，康生在接见文化、教育、宣传部门军管的负责人时又说：“全国刚一解放，刘少奇派罗瑞卿、安子文到全国各地抓敌伪档案，销毁档案。”他们把北京图书馆报纸中有关叛徒罪行，统统挖掉。到各地方销毁这方面的档案。”“他们为了逃避革命群众的惩罚，使叛徒的面目不被暴露，千方百计地销毁罪证。”
康生还亲自向安子文专案组布置，限期要安子文交代出有关销毁敌伪档案的具体情况和罪证。为此，又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人，对他们严刑逼供。
冯基平戴着手铐，被专案组揪去批斗审讯了半个月。冯基平气愤地说，这纯是诬陷和强加之罪，自己从未见过有关61人的档案，安子文也从未向自己索要任何材料。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拥也被揪到中组部。刘拥在被严刑逼供的半个月中，他不仅痛斥专案组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还对那些被迫对质，不敢面对真实的人，沉痛而嘲讽地说：“我们应该接受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抢救’运动的教训。”刘拥始终顶住专案组的胁迫，表示自己“永远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胡编乱造，害人害己”。专案组咬定他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不时进行拳打脚踢。
在刘拥身上未捞到“稻草”，“安子文专案组”又到狱中去围攻杨献珍，逼迫他揭发交代刘少奇和安子文销毁敌伪档案的“罪行”，并向杨献珍指供说：安子文曾亲自打电话给你，让你到安子文家里去看敌伪档案中有关敌伪档案的材料。看了一个下午未看完，安子文还让你带回家去看。
杨献珍越听越觉得好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1931年被捕后，敌人的审讯总共不过5分钟，哪有那么多的口供材料，竟然一个下午都未看完。杨献珍看穿了审讯者的破绽和险恶用心，轻蔑地摇摇头说：“绝无此事。”
为了把“策划”叛党的罪名强加给刘少奇，江青、康生一伙又指使专案组去折磨安子文。专案组采取胁迫的手段，不仅要他证明刘少奇如何“策划”叛党、如何要他销毁敌伪档案，还要他伪造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
1967年4月，“安子文专案组”的头头，亲自到监狱找安子文谈话：“现在有件事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现在汽车就在门口等着。”
安子文轻蔑地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
“是的。”
“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安子文断然拒绝制造伪证。
1968年1月，专案组负责人再次来到监狱诱劝道：“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二等功也有很大的好处嘛。你难道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吗？”
安子文愤慨地说：“我不仅想同家人见面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专案组负责人立即“诱导”他，扳着手指历数刘少奇四次“叛变”的经过。安子文听后鄙夷地说：“你既然自己都知道，就自己写吧。”
劝诱不成，专案组又用手铐脚镣相威胁，安子文从容镇静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戴，我是这样讲；给我带上，我还是这样讲。”
为了强迫安子文提供伪证和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在被野蛮残暴的折磨揪斗之外，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遭受了无休无止的刑讯逼供。在提审目录上记载着：1968年8个月中，安子文被“提审了108次；从1969年到1970年9月中旬，又提审了216次”。不管审讯揪斗如何频繁残忍，安子文坚强不屈，始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在把虚构的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强加给刘少奇的同时，又把一条反动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也栽赃在刘少奇的头上。
康生心怀叵测地说：“北京这60几个人，只是刘少奇叛党和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因此，他在煽动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的同时，还策划各机关、学校的造反派，都卷入“抓叛徒”的漩涡。
1967年5月6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讲话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从此，各种名称的抓叛徒组织，风靡全国。在康生的策划下，不仅揪出了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过的“北方叛徒集团”，而且还揪出了“南方叛徒集团”、“开封监狱叛徒集团”、“太原监狱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公然凭空捏造，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原北方局叛徒集团为基础，……拼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叛徒网，遍布于京津、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各地。其中以京津、西北、中南为中心。京津地区是他们准备搞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宫廷政变的据点，西北是他们纠集储备训练反革命势力的后方，中南是他们里通外国勾结美帝的前哨。”
1936年，已经侵占了东北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伸手华北、平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地平线上还看不到新中国的曙光。
而刘少奇竟然周密地“策划”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遍布全国各地，准备实行宫廷政变的“大叛徒网”。既然在1936年就作好了周密的“策划”，为何在30年的长时间里不声不响，而要等待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进死亡的漩涡呢！多么矛盾的神话！
正是通过大量的逼、供、信，在党的正常生活和党中央正常领导遭到破坏、“中央文革小组”权力无限膨胀的情况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的（67）96号文件，转发和肯定了彭真专案组办公室3月7日写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所谓《调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地诬陷61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康生一伙还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毛泽东于1967年1月31日在谭震林1月28日《关于农民运动情况报告》上的一段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这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斩头去尾，塞进了这份调查报告中，冒充是毛泽东专门对61人问题的批示，借以混淆视听，盅惑和愚弄群众。
从此，由康生一伙制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经过毛泽东确认、党中央规定、红头文件载过、如钉钉木，永远不能改变的铁案。
“61人叛徒集团案”就这样铸成了。
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还把刘少奇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的态度，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阴谋得以实现。
按照江青、康生一伙的逻辑，薄一波是“61人叛徒集团”的首犯。因此在“抓叛徒”的恶浪中，他自然首当其冲。
事实上，从1931年到1936年，5年多的监狱斗争中，有4年半时间薄一波担任着狱中党支部书记。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领导大家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这就是说当年对敌斗争最勇敢和最有成效者，康生一伙也和国民党一样把他们整得最惨。
1966年9月，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和脊椎肥大症的薄一波，在家里的盥洗室跌倒了，摔得尾椎骨移位，不得不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在他需要病休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薄休养6个月。”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安排下，10月13日，薄一波到广州一处疗养所去疗养。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批准北京地质学院的几十名红卫兵组成的“抓叛徒战斗队”，从北京直奔广州，团团包围住疗养院，冲进薄一波的房间。薄一波正在整理文件，看到红卫兵突然冲进屋里，不免吃惊。但仍然以礼相待。
“把薄一波揪回北京去！”红卫兵一声狂喊，蜂拥而上，又是扭胳膊，又是揪衣领。年近六旬的薄一波被他们推推搡搡，站立不住，他要求向家人交代一下。但红卫兵蛮横地说：“有什么好交代的？！你们还想搞反革命串连！！！”
辱骂催逼，气焰嚣张，不容薄一波有多说的余地。他手中拿着许多中央的绝密文件，既不能交给红卫兵，也不能丢失，便急中生智，冲向隔壁董必武居住的小院，连忙急声呼唤：“董老！董老！”
年过八旬的董老正在院中散步，应声赶来。红卫兵已将薄一波推倒在地。董老不顾红卫兵凶狠地拦阻，拄着拐杖，匆匆赶到薄一波跟前，俯身接过薄一波递来的文件，禁不住老泪纵横。
架着薄一波的胳膊，把他推上汽车，开往火车站，押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以后，薄一波再也没有见到和他朝夕相处数十年的妻子胡明。
诡计多端的康生坐阵北京，自从派出红卫兵后，坐卧不安，担心火车进北京站后，薄一波被劫走。于是，急忙下令，派200多名红卫兵乘了几辆大轿车，赶往保定火车站守候。顿时，保定车站，手拿各种武器的红卫兵，密布岗哨，戒严禁行，如临大敌。列车一到，红卫兵粗暴地将薄一波从火车上拽下来，推上大汽车，直接开往北京，关进了他们早已谋划好的监狱里。
1967年2月9日，在康生的操纵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斗大会。会上，薄一波又猛然昂起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声明：“我不是叛徒！我是共产党员！”
“胡说！”红卫兵又冲过去，狠狠地抓住薄一波的头发，把他拽开，对着话筒狂喊：“他是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的！”
薄一波不顾疼痛与安危，昂首高声说：“离开国民党监狱的每个步骤，都是遵照党中央指示进行的。毛主席都知道。”
会场一片呼喊、混乱。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批斗会进行了三分钟，在一片混乱中散了。
会后不久，1967年3月初，薄一波被转押到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里，又给强加上“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30年代，他在敌人狱中领导党员进行的英勇斗争，变成了罪状；抗日战争时期，他和战友们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卓越贡献，也变成了罪状；全国解放后，他任国务院副总理，直接协助周恩来总理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全成了弥天大罪。
1967年初夏，薄一波和彭真、刘仁被拉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批斗。他们被关押在一幢铁皮房子里，在烈日的暴晒下，室内如同一只高温烤箱。一整天，不给他们饭吃，甚至连一口水也不给喝，只有外面裹着橡皮的铁条和木棍向他们无情地抽打。薄一波的上脊椎骨被打坏了，痛得直不起腰来。晚上，他被拖回监狱，疼痛难忍，要求医治一下创伤。但看守人员讥讽地拒绝道：“你们这号人还想治病，死不了就是走大运！”
那时，“薄一波专案组”每天都要把批斗审讯的情况，写一份《动态情况反映》，报送给康生及专案组，然后采取新的迫害行动。
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他拖着浑身伤痛的躯体，用两天多时间，写出了第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在草岗子监狱里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
叙述他们按照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的情景。他在文中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
当康生看到揪斗薄一波毫无进展时，立即派了3名穿军装的人，带了20个打手，把薄一波揪到审讯桌前，严厉地宣布道：“第一，你们出狱是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当然也就是叛徒。第二，刘少奇、邓小平和你们是怎样勾结的？你个人为他们卖过什么力？第三，你们从国民党狗洞爬出来的时候，曾经感谢过监狱长对你们的教诲。……”
薄一波愤慨不已，对审讯人员的三条逐一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审讯者被薄一波质问得恼羞成怒，咆哮如雷地吼道：“你算个啥？！”猛地一把揪拽着薄一波的头发。薄一波愤怒地抗争说：“你们用这种方法是压人，正说明你们毫无道理，我坚决反对！”
审讯人限他3天之内，写好审讯时指明的三条罪行的材料，不写好不许睡觉。
薄一波打定主意，决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决不违心而言。他一个字也不写，蹬在桌子上打盹，桌子被搬走。他坐在长凳上，长凳被拿开。他躺在床上，四个大汉闯进来，两个人分别抓住他一抛。他被甩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脊背肿了，五脏六腑乱颤了，眼睛直冒金花。抬来两大桶水，冲着薄一波的头和脸，无情地泼了下去。处在昏迷中的薄一波，躺在这一寸多深的冷水中泡了一天一夜。当年在国民党监狱中得的关节炎症，30年后在造反派私设的公堂再次发作了。薄一波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像刀割箭穿般的剧痛，但他仍然只字不写。
酷刑、逼供、凌辱、饥饿都强加在薄一波的身上。但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这无尽无休的苦难。他决心活下去，要为61人的冤案申诉，为真理申诉。
为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薄一波对迫害进行顽强的抗争，使得打手们无可奈何。1967年9月11日，“薄一波专案组”向康生写的报告说：“自今年1月以后，工交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先后对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批斗100余次。……专案组也重点审查了其历史上被捕的问题。截止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
……”
迫害狂们不仅对薄一波进行残酷的迫害，而且又把罪恶的手伸向了薄一波的夫人胡明和孩子们。
一天，在残暴的审讯之后，专案组突然用尖刻的语言对薄一波说：“你大概很想知道你老婆和孩子的情况吧？可以告诉你，她畏罪自杀了。你的4个孩子，有3个已经抓起来了。
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替孩子们想想吧，他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专案组幸灾乐祸，企图以此来软化薄一波，逼他低头，承认自己是叛徒。
像漫天的冰雪浇在薄一波的头上，他被冻僵了；像千百把刀子戳在了心窝，心肠痛碎了。他痛切地想念妻子、想念孩子。她是怎么死去的呢？望着黑沉沉的监狱，薄一波苦苦地思索着……直到8年之后，他才从孩子们的口中，知道了一点情况。
胡明生前是第二轻工业部党组成员、工艺美术局局长。
1967年10月14日，二轻部的造反派从广州胜利宾馆女服务员的宿舍揪往了她。经过野蛮地搜身后，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上车后受着严密的监视看管。从广州到长沙仅仅14个小时，胡明竟然在途中自杀了，尸体又被送往长沙的火化场火化了。她为什么要自杀？她又是怎么自杀的？自杀前有什么表现？有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是谁押解她的？是谁决定又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在途中火化她的尸体呢？……有多少使人迷惘不解的问题啊！
薄一波北京的家，早被洗劫一空。工资取消了，尚未成年参加工作的孩子无家可归，没有了生活来源，陷于饥寒交迫之中。1967年12月下旬，20岁的薄熙永，18岁的薄熙来，16岁的薄熙成，都被投入了监狱。他们都是正在读书的学生，没有触犯任何刑律，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薄熙成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抓捕他们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有谢富治签字批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一张字条：“把他们先关起来再说！”直到1972年8月，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才被释放出来，关了整整4年8个月。同样是由于周总理的关切批示：薄一波这样的人有了病，还是应该给治的嘛！薄一波亦因此才得以住进了医院。1972年10月26日，被囚禁了5年零10个月的薄一波，在304医院里才见到了他的孩子们。但病房门口仍然站着荷枪监押的人，专案组的人形影不离。
这时，康生还指示专案组：“不放松对薄一波的监护，审讯仍然照常进行。”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他的努力，许多老同志从监狱释放出来。2月9日，中央专案组向薄一波宣布说：经毛主席批准，解除对你的监护。现在你自由了，今天就可以出去。
薄一波被送到了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孩子们获准和父亲住在一起。当他们看到被折磨得步履艰难、眉须皆白的父亲，想到妈妈的惨死和各自屈辱的遭遇，相互抱头痛哭。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横遭惨祸和冤狱的并不止薄一波一家人啊！薄一波是十分坚强的老共产党人，他含着泪花，听着孩子们的叙述，这才知道了胡明被害的经过。
5月9日，中央专案组的人又跑到招待所向薄一波宣布：
“你不能在北京久住，立刻到河南安阳去。河南的同志已来京接你，限期三天。”
薄一波坚定地回答：“我不走！我是公民嘛，我有自己的自由。”此后，每隔三天，专案组就来人催赶一次。并且扬言要采取强制措施。但薄一波坚决顶住，绝不受他们任意摆弄和虐待。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又写信给邓小平副主席，请他呈转毛泽东主席。
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把薄一波的信拿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他说：“那次出狱的整个经过，都是中央决定的。”“硬说他是叛徒，我不能同意。……”
7月17日，“中央专案组”背着小平同志向薄一波宣布“审查结论”，仍然说“薄一波是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又说：遵照毛主席“调查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关起来，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
宣读完毕，问薄一波有何意见，并要他在结论上签字。薄一波说：“把‘按刘少奇的黑指示’中的‘黑”字和‘进行叛党活动’这句话去掉，把‘刘少奇’改为‘党中央’，把‘叛党活动’改为‘为党工作’，我马上就签字。”
僵持了一上午，当然不会达成协议。
宣布人说：“性质问题，组织处理。中央已经决定了，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签在上面。”
薄一波在“审查结论”的后面写道：“此结论不符合历史实际，我坚决不同意。我将就有关问题，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比较详细的材料。”
当晚，薄一波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8月15日，薄一波给毛泽写了第二封信，再一次为1936年出狱问题作了辩解。并写道：“不久前，专案小组正式向我宣布了中央审查小组给我作的结论的意见。我迫切希望主席能看到，给予审检批示。所以，除送专案组外，直接从中南海西门呈送给您的。”
1977年7月，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粉碎10个月了。但害着“左”的顽症的专案人员，又风风火火地跑到招待所，逼着薄一波搬离北京。薄一波拒不理睬。薄一波仍像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一样，面对江青、康生一伙的淫威，蔑视“左”的遗风，以共产党人无比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敌人一次又一次阴谋，到达了胜利的彼岸。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薄一波又以他无比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顶住了逆流，粉碎了阴谋家们的诬陷，迎来了曙光。
康生指点的南开大学抓叛徒的红卫兵，在天津揪斗高仰云，打完前哨战后，决定向北京进军，以便取得更惊人的战果。
到北京后，他们本想先揪斗薄一波和安子文。因为他俩一个是当时狱中的党支部书记，一个是现任中央组织部长，如能在他们身上取得突破，那自然就会战果赫赫，为“文化大革命”立下永世不灭的功劳。但他们一连数日，不仅揪斗不到其人，连他们的住址和活动信息，都打听不到，真是不得其门而入。
几经争论选择，遂决定先揪斗杨献珍。造反派们错误地认为，经过三次哲学大论战后，杨献珍无论在政治上或学术上，都已经被批臭了。如果能抓住他狠批狠斗，准能取得突破。然后再顺藤摸瓜，扩大战果。
郧县，位于湖北西北部山区，交通闭塞，却独领天地之灵气，山似黛玉，水如碧萝。一条大河（汉水）绕城而过，往东南相去70里水路，便见一座江滨小镇，名安阳口。石板小街，狗吠鸡鸣，乡风古朴淳厚。1896年农历六月三日，杨献珍便出生于这座小镇，为父亲的长子，取名奎廷，表字献珍。
杨家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靠手工缫丝为主。奎廷是父亲的小帮手，虽然求学心切，却只能在乡间的私塾学堂半工半读。直长到13岁时，父亲才下了狠心，七拼八凑集得一笔盘缠将长子送往县城求学。可幸奎廷不负父亲苦心，学业长进，仅用3年时间便读到小学毕业，时年已是16岁，自作主张报考“郧山中学”，居然高中！两年之后，他因不满中学教学的古板守旧和校长的腐败无能，毅然辍学前往省城报考新学堂。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时年24岁，留校任助教，讲授英文课。
5年之后（1925年）两位中学时的同学到省城寻访杨献珍。他们说，母校郧山中学（已更名为省立第十一中学）现在更不像样子了，新校长任×抽鸦片赌麻将，依靠军阀劣绅势力，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建议杨献珍回母校出任校长，他们又通过“郧阳同乡会”的努力，取得省教育厅的认可，任命杨献珍为新校长。
29岁的杨献珍血气方刚，携带任命书回到家乡。任×怎肯把校长位置轻易让人？他素以人情练达而自负，又有地方恶势力撑腰，拒不交权，使得新校长举步维艰。第二年暑期，杨献珍赶往武昌，他要向省教育厅讨回一个公道。就是这次旅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杨献珍一到武昌便听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叶挺的独立团已攻占通往武汉的交通要道汀泗桥、贺胜桥，军阀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被打得稀哩哗啦。不久，北伐军又占领了汉口、汉阳，直逼武昌。国民革命的胜利使杨献珍忘掉了郧山中学的烦恼，他留在省城等待迎接北伐军。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杨献珍在这座城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杨献珍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第一次见到比他年长3岁的毛泽东。杨的公开身份是汉口湖北第二中学训育主任，在党内担任该校的支部书记及武汉第三区委委员。当时的毛泽东神情悒悒，心事重重。这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依然认为革命必须依靠国民党，对国民党的将领必须相信。4月底，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党代会，陈独秀再次当选为总书记，而毛泽东则被排挤于领导之外，甚至被剥夺了表决权。毛的武装农民的主张被陈耻笑。但毛的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他对湖南5个县的农民运动做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对此文写出批评文章，在湖南的刊物《战士》上发表。“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凝重的诗句，反映出毛泽东宏图未展的不得已心情。
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毛泽东向同志们宣讲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不少人对此反映冷淡，而杨献珍则是热心的听众之一。他对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自己也是个乡下人，对农民的疾苦了解极深。
中国有十分之八的农民，革命怎能忽视他们的力量？革命成功之后也不可忘掉他们！他热心支持毛的观点。这当然令毛泽东感动。
当然，杨献珍当时并没想到，就是这位农民运动的宣传者，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卓越领袖，缔造了共和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他同样没有想到，在距1927年32年之后，中国农民在“大跃进”中饿肚子，他因为直言替农民呼吁而种下祸根，从此便连连遭殃。
“四·一二”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紧接着又在南京、无锡等地清洗共产党。武汉形势吃紧。8月24日，中共武汉第三区委的驻地被包围，杨献珍于紧急之中将“杨献珍之印”的手章埋入操场的土中，准备用化名蒙过宪警。但是穷凶极恶的逮捕者并不放过他，以“共产嫌疑”之名将他投进武昌第一模范监狱。
这是杨献珍第一次坐牢。天明时盼天黑，天黑时又等天明，700多个日夜过去了，终于重见天日，经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于1929年9月走出黑牢。10月，他受党的委派前往上海开办书店，以书店为掩护出版马列主义的译著和其他进步书籍。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研读了许多的马列原著，为以后成为哲学工作者积累了基础。
1930年9月，党组织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让他到河南开封以教师的身份开展活动。他受命来到新岗位，不久便被敌人注意。年底，开封警察局终于采取行动，布置对他秘密逮捕。幸而有同样的一位校工通知他，杨献珍顾不得回宿舍，两手空空逃离开封，跑到山东省曹县躲藏了几天，于1931年1月返回上海。
这期间，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4月，杨献珍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前往天津执行特殊任务，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清查叛徒的情况。同时接受这一任务的还有陈赓、陈养山等人。
杨献珍（化名杨仲仁）来到天津，得知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等共产党人被捕，关押于天津公安局看守所，法院正受理案件，尚未定案，正是营救的好机会。
刘亚雄，女，时年30岁。她曾就读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1924年那一场惊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的组织发动者之一，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被校方开除，党组织送她到苏联学习。1928年底回国，她先后在江苏、河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春天她刚刚和战友陈原道结婚，新婚夫妇即被国民党逮捕。她的父亲刘少白曾在天津当过商品检验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特意由北平赶到天津为营救女儿女婿周旋。按党组织指示，杨献珍决定与刘少白取得联系。
陈赓比杨献珍晚两个月到天津，党组织把接待陈赓的任务交给杨献珍。7月的一天，杨、陈二人见面，约定次日早上8时碰头，由杨领陈去“国民饭店”同刘少白议事。谁知第二天杨在住地等到中午12点时，陈才匆匆赶到，解释说上午有人找他去打台球，无法脱身，因此迟到。
陈赓虽然比杨献珍小7岁，但已是一名久经风霜的革命者。他19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七连连长，北伐中任营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自1928年起，他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3年的地下斗争练就了谨慎周密的工作作风，怎么会因为打台球而贻误大事呢？也许是另有原因，譬如被暗探盯梢一时难以脱身，而他却只轻描淡写地用“打台球”作了交代，为的是节省语言。
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正是因为陈的失约才使杨的历史又增添了曲折。刘少白没能在“国民饭店”等到杨、陈的来访，又不知道杨的新住址，心中焦急万分。原来，北平昨天来人告诉他，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已被叛徒告密，宪兵正在四处寻捕，北平的家是千万不能回，天津也不可久留，必须尽快逃离。刘等到上午10时，不敢再等下去，只好离开国民饭店。而这一切情况杨献珍全然不知，7月24日他离津去北平寻访刘少白。第二天中午，杨来到虎坊桥刘家，一进院子才知道宪兵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眼看插翅难逃，杨献珍忙将一份《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大纲》嚼碎吞进肚内……
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对外名叫“北平草岚子监狱”，对内称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许多共产党要犯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魏文伯等人都被关押在这里。在漫长的被监禁日子里，这些共产党人意志如铁，视死如归。他们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薄一波、殷鉴先后任书记，杨献珍任支委），千方百计同敌人作斗争。他们曾集体绝食7天，逼得敌人让步，将他们脚上的大铁镣改为二号铁镣和小号铁镣。他们创造了铁牢奇迹，办起了狱中党校，由杨献珍担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狱中没有学习资料，秘密党支部便通过关系买通看守人员，由看守人员从狱外“六国饭店”买来外文书籍。狱卒们无一人认识外文，因此不把外文书籍视为危险物，岂知这些书供难友们学习。他被关在肺结核病号牢房，看守们因害怕传染而很少“光顾”，这便为他译书创造了便利条件。他夜以继日地趴在床头笔耕，平均每日译著4千至5千字。就是在这间特殊的“翻译室”里，他带着脚镣，翻译了一本又一本英文版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还有《共产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的许多文章。
5年之后，1936年6月，狱中党支部突然收到由秘密渠道传进来的信件。信称：目前形势已发生极大变化，为开拓新局面，保存革命骨干力量，中共北方局经中央批准，指示狱中的共产党员按监狱规定尽快办理手续出狱，为党工作。
薄一波立即召开支部干事会研究此信。大家都不相信，认为这是敌人的圈套。“要我们办理他们的手续？那不就是刊登脱离共产党的启事？砍咱们脑袋也不干！”正是为了坚决不办“手续”，许多同志刑期已满也未能出狱，还有的同志牺牲了宝贵生命。
不久，第二封信又来到狱中。信中明确写道：“你们知道是谁让给你们写这两封信的吗？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刘少奇）同志。”同时再次强调：“北方局作出的这一决定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杨献珍、赵博、张友清3人代表狱中党支部讨论这封信，一致决定：不予执行！同时表示：为了共产党人的气节，愿把牢底坐穿！
北方局的第三封指示信又传进狱中。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已将领导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各方面各地方都要求派人去指导工作。但党的力量薄弱，和当前政治形势极不适应。关在反省院的同志应早日出狱，去担负紧迫的实际工作。几年来你们在狱中进行的各种斗争是有成绩的，但现在不应该再局限在监狱那个小范围内，而应当赶快出来投身于抗日救亡广阔天地之中。你们的狱中斗争充分证明你们的坚定忠诚，中央信任你们。当前党在尚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只有履行敌人的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不然将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党中央向你们保证，一切由组织负责……
薄一波、杨献珍等人仍不能作出决定，他们继续与狱外联系。待他们确认三封信都是北方局的指示后，只好执行决定。
“文化大革命”中，报纸上常出现这样的说法：“1936年，刘少奇前往天津窃据中央北方局书记职务，他一去就排挤坚持正确路线的柯庆施同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刘对柯的意见极为尊重，让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履行手续出狱就是柯的建议。刘采纳后报告中央，担任相当于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征得中央同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当时使薄一波、杨献珍等人走上了抗日前线；而这一决定又在31年之后使薄、杨等人成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1936年9月24日，杨献珍出狱，暂住北平宣武门外“郧阳会馆”。一个月之后，他随薄一波、周仲英同志一道前往山西。当时阎锡山为了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做出了“联共抗日”的姿态。中共北方局不失时机，成立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五人负责，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薄一波是山西人，回晋后工作开展异常顺利，接办了“牺盟会”，将其逐渐改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太原，杨献珍高兴地见到了刘亚雄。她早已出狱，但是丈夫陈原道却再度落入魔掌，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她将刚满5个月的孩子交给父母抚养（从此终生再未成家，直到1938年去世），前来山西参加牺盟会，成为军政训练班女兵连指导员。这时，杨献珍才从亚雄口中得知刘少白当初撤离“国民饭店”的原因，禁不住几声叹息。
1937年3月，离别家乡11年的杨献珍忽然喜从天降：三位来自家乡的亲人一下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位是弟弟杨邦林，应哥哥的动员来晋参加牺盟会敢死队；一位是妻子詹王贞；还有一位是儿子杨国福（后改名为杨欣）。杨献珍离家时国福才刚刚出生，现在已是11岁的大孩子，跟着母亲和叔叔千里寻亲，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此刻望着父亲陌生的面容，半天喊不出“爸爸”两个字。父亲伸出双臂将儿子搂在怀里，心里不知是喜还是悲……
4个月之后，“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杨献珍将妻儿交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只身留在山西，任第二战区随营三分校主任，第二年该校更名为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他担任校长之职。1940年他被调任北方局秘书长，并在北方局党校兼课，讲授《联共党史》，从此和党的理论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期间写了不少文章。1942年2月，他出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1945年赴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1946年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
1947年任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学校，第一任院长为刘少奇，副院长为陈伯达；杨献珍任教育长，兼授世界近代史。1949年进京，仍在中央马列学院，1950年任教育长，1953年任副院长，1954年任常委第一书记。1955年4月任校长。8月1日，中央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是杨献珍人生的黄金时期。他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著作接二连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以“中国党校工作团”团长身份赴苏联参观访问，受到苏联哲学界异乎寻常的欢迎。虽然他已年过半百，但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领导着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必须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他们从不说违心话，更不说假话。他的耿直与执着闻名于中央党校，连炊事员、锅炉工提起他来也无人不竖起拇指。
但是，平静的生活里潜伏着风波，这也许是一种自然规律。
1958年，在所谓“三面红旗”的引领下，中国进入了一个“神话”时代，人的能力似乎已臻万能；移山倒海，呼风唤雨，宛如探囊取物那样容易。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是奋斗几个世纪、几百年的事，而是苦战几个月、几年，就可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人提出，摆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要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停顿地反右。
康生对此欢喜若狂，使尽浑身的解数，投入到这场“左”的“革命”之中。他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手持尚方宝剑，到全国各地游说，煽风点火，制造出许多的“奇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消灭家庭”，花样百出的穷折腾、穷过渡、穷骄傲，成了最时兴的东西。“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多了就是祸害”的穷共产主义，成了压倒一切的舆论中心。什么“一夜写六十个剧本”，“一亩红薯产一百二十万斤”，“一亩水稻田产二十万斤”，“牛兔交配，兔子要像牛一样大”，“鸡要像一样人”这些荒诞的口号此起彼伏，仿佛人类已经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真的是“佛法无边”了。
然而，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是公道的，是讲究等价交换的。人类的给予和被给予是相等的；如果永无止境地掠夺，大自然给予的惩罚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在疯狂的“大跃进”中，人们开始受到了惩罚了：饥饿、浮肿、疾病死亡，不少人再次过起了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一场人为的灾难降临在无辜人们的头上，吹得天花乱坠的“神话”时代，终于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大跃进开始后，中央决定中央高级党校不开课，教学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别下放到城市工厂和农村社队去参加大跃进。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干部，下放到号称“千斤”省的河南。
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工作都居全国第一，“千斤省”就是全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斤的意思。
1959年1月，杨献珍带领几名干部到河南去看望下放在那里的党校同志，在郑州小住几日，许多老同志来看望他，言谈中，他了解到河南的部分真实情况，谈到下边弄虚作假，粮食不够吃，许多人营养不足，出现了浮肿病，甚至还有饿死人的情况，令杨献珍震惊不已。他又从河南省委代表大会的简报中看到了这样的话：“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等于群众脸上无光……”一连串的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众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反映到杨献珍这里，他大为吃惊：搞唯心主义直接“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
这一切引起了杨献珍的忧虑和思索。事实使他看清了叫嚣正狂的康生的嘴脸，面对着破坏自然法则和经济法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终日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人民的疾苦、革命事业再次占据他全部的心灵，他决意舍得一身剐，豁出去了。
6月12日，杨献珍接见河南省党校参观团与抚顺市委党校校长，他应邀向同行们作了讲话，即席谈了他在河南看到的弄虚作假的情况，想用此引以为戒，这就是那篇著名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一语揭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这些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是唯物主义吧！”
“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丰收，放假卫星，把几十亩水稻田移植在一亩专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晚上再移新的，像这样的卫星，还是不放的好。
某地的三关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炼钢铁时提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在几年内要实现‘三超’的思想基础，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
“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来的。不能虚报受奖，说实话的插‘黑旗’，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种黑旗比弄虚作假的‘红旗’还好得多……”
一个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第一次从他的口中诉之于众，“有的指标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其措施是：一是密植，二是施特殊肥料——狗肉汤。他们打死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在地里，因下种太密割掉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最后连四分之一也割掉了：颗粒未收。社员们哭丧着脸，讽刺地说：‘哎呀，我的狗哇。’”“有人写诗，口号是‘超杜甫’。有个工人把机器开动后，到一边写诗去了，结果出了事故，工厂着火了，损失七十万元，这诗真是超杜甫了”。
“听说部队有个团，提个口号是人人写诗，争作‘万首团’。营又提出当‘万首营’，连也提出当‘万首连’，排也争当‘万首排’，班也争当‘万首班’，人也争当‘万首人’，还说要争取超额完成任务，有个战士写了一天一夜，写得站不起来，要人从两边架着才能站起来。”
“‘速成风’其实就是浮夸风，什么‘三天扫除文盲’，为了应付检查，只好把一些知识分子借去充数。有个地方设了3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课程’，‘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这一年真是天才丰收年！还有人主张‘高级党校最好是七天一期，最多半月’。真要照此办理，西藏的学员来到北京就该回去了。”
“‘共产风’的共产主义，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他一时间道出千百万沉默心灵的呼声——
“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不如，叫花子还有条打狗棍嘛！”
他大声疾呼：“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
这样的人，不克服说谎的行为，就是念上一百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讲唯物主义要和党性联系起来。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了，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参观团的同志回去把他这次谈话整理打印出来，散发给许多单位和个人。
一个老共产党人，凭着对党的忠诚，对党的信任，把一腔的忧国忧民之情倾泻而出，道出了那个时代中，有理智人们的忧思，把那压制了许久的真理再一次推了出来，把捍卫真理的矛头指向了康生等祸国殃民之流。
然而，康生早已在中央党校撒下了自己的阴谋之网。他在中央党校的“喽罗”们密切关注着杨献珍的一言一行，寻找着任何一次致他于死地的机会，如今，机会来了，岂能放过？一个写着：“康老亲启”的大牛皮口袋，迅速地转送到康生手中，里面装满了杨献珍的材料。
康生看后拍案叫绝：“这回你是在劫难逃了，看你杨献珍还有什么话好说，黑字印在白纸上，这是物证，这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厉害十倍，不，是百倍。这不仅仅是向我康生开火，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主席开火，不仅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漏网右派。”他立刻拿笔把材料中的重点部分作了圈画，让秘书整理呈交毛泽东。
随后，他把中央党校的一个心腹召来，面授机宜。当时庐山会议刚刚开过，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此刻，他把杨献珍与彭德怀并列起来，说杨献珍是一文，彭德怀是一武。指挥打仗，他不能同彭德怀比，但舞文弄墨，彭德怀没法同他比，他们山上山下，互相配合，一齐向党向毛主席发动进攻。要他的心腹组织“人马”，发动对杨献珍的总攻。这简直是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
从庐山回到北京的杨献珍马上感到了中央党校隐隐的火药味。有的党委成员见到他时避开，有的打招呼很不自然，有的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也有的用同情的语言在暗示……原来中央党校党委刚开过会，康生亲自主持唯独没有他这个党委书记参加。这就是“背靠背的斗争”。
康生亲自布置了对杨献珍的批判，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彭德怀是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而杨献珍则是在山下“反对三面红旗”。
接下来便是连续不断的会议，而且气氛严肃、紧张、沉闷得几乎让人窒息。杨献珍已经作了几次检查，仍然没有指望过关。作批判发言的人，调门越来越高，口气也越来越猛。
在那些批判他的人眼里，他说什么，都是错的，怎么检查，也是不深刻的。他的这一“关”真的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为什么一篇文章、一封信、一个报告，就会带来大祸，而说假话的、投机钻营的、拿棍子打人的，却能得名、得官、得利。为什么世事是这样的不公平？落在康生手里，是很难有好下场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现了，为什么杨献珍的问题，老也没个完。一天，彭真对康生说，“杨献珍检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我看还早得很哩！”康生不以为然地答道。就这样，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整批判了8个月，直至最后逼使杨献珍写了“向党低头认罪书”，才算收场。
同样的问题，后来又在1964年、“文革”中翻出来，不断加码拔高，因此正如杨献珍自己说的那样，“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最后，杨献珍被解除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到各地实地考查。
如果杨献珍仅仅是批评“大跃进”倒还罢了，他还讲起了学哲学的问题，而且讲的是一通最犯忌的话语——
“……有些人把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学毛主席的著作对立起来，认为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轻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对立起来，甚至规定讲哲学只能讲《实践论》、《矛盾论》，多讲一点也不行。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两论’也很难理解得透彻深刻，可是对这一套作法不能反对，一反对就要给扣上‘轻视主席著作’的帽子。”
稍稍研究一下这段话语，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康生等人指责杨献珍“反对毛主席，反对学毛主席著作”；也不难明白为什么1964年“合二而一”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杨献珍6月12日的讲话很快就被人整理打印送往康生手中，杨却蒙在鼓里。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江西庐山召开。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在会议上向毛主席递交《意见书》，对大跃进提出批评。而杨献珍6月12日的那篇讲话也已被康生作为重要反面教材而大量内部印发。8月，杨献珍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在这次会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目，杨献珍大为吃惊，这时才感到灾难即将临头。
下庐山，回北京，一踏进中央党校的大门，杨献珍便感到气氛异常，有的人躲避着他，有的人向他投来同情、询问的目光。不几天功夫，杨献珍便坐在了被批判的席位上，康生早为他列定了令人胆寒的罪状：“杨献珍配合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疯狂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批判结束之后，杨被降职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副书记。他精神沮丧，请求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
这一请求未获批准，但仍然给了他一把下台的梯子：准他到外地参观学习。
所幸的是，这场风雨过后气温又渐渐转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总结，指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也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接着，刘少奇于2月份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主席到外地没参加此次会议），进一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
3月，全国人大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检查。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
1962年6月，杨献珍“右倾”问题得到甄别平反，中央党校为他召开了甄别大会。杨献珍心情舒畅地认为党又恢复了尊重科学、尊重唯物论的优良作风，他应该进一步从哲学理论上入手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使党变得更成熟，更有朝气。他在讲课中重新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批评浮夸谎报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
讲课、写文章还不够，他还和彭德怀来往密切。彭德怀罢官住在挂甲屯吴家花园，此处离中央党校很近，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就到。彭、杨二人早就是挚友，1942年杨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彭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并兼过党校校长。那时彭建议将北方局调查室也归入党校领导，杨欣然同意；杨建议调查研究工作要与群众教育相结合，可否把群众喜爱的作家赵树理也调到调研室来，让他深入农村搞调查，用文艺形式教育群众？彭连连称是。两个人一文一武，脾气格外相投。赵树理于1943年秋天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杨献珍看后立即交彭德怀，二人都拍手叫好。可是此作怎么也不能出版，杨、彭二人便奔走呼吁，彭还特意题字以示支持，《小二黑结婚》才得以问世。小二黑，使彭、杨的关系更添一层亲近。当然，使他俩的两颗心贴得更近的是庐山会议，“一文一武，一个山下，一个山上”，仅仅是这句评语也足以帮助他俩的感情拴在一起了。杨常常到吴家花园去看望彭，并指派他的学术秘书王哲民为彭当学习辅导员。王哲民当时很年轻，30岁出头，对彭、杨都十分敬重。“文革”中这位年轻的秘书大祸临头，被指控为“两个反党分子的牵线人”，开除党籍携一家老小发配到河南农村。
1961年11月7日，戴罪“参观学习”从外地归京的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59班党员讲课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他说，他出去参观了7个月，在西安时他借阅了几本志书。在《蓝田县志》中他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名叫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两卷。据说此著已经遗失了。一位名叫晁公武的人大约读过此书，他介绍说，书的大意是“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出，盖至于命矣。”杨献珍认为“合有无谓之元”这句话很有意思，讲的是有和无的对立面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光辉的辩证法思想。
他说他还读到明代思想家方以智于1652年著的《东西均》一书。方在该书的《三征篇》中写道：“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这便是“合二而一”的出处。方以智和吕大临所讲的这些都是“对立统一”的思想。
杨献珍又讲到“一分为二”的出处：“关于‘一分为二’，宋朝哲学家朱熹在他的著作中就已提出过。譬如他在《朱子类语》中写道：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又譬如他在《周易本义》上也提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还有明朝医学家张景岳也提出过‘一分为二’。”
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中国的太极略，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他进一步对学员们阐述道：
《老子》第十一章写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这里讲‘无’的作用讲得多么好！搞插秧密植的人就不懂得‘无’的作用。……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在对立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例如，必须在取和予的统一中去把握取，取时不要忘记予。要在购和留的统一中去把握购，购时不要忘记了留。……强调集体利益时，不要忘记了个人（社员）的利益。……强调不断革命时，不要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
“合二而一”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它的善良用意是很明白的，哪里有丝毫的“恶毒”之心呢？但是谁会想到，弥天大祸正等待着杨献珍。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一分为二”是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一生之中只参加过这唯一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他亲率中国代表团赴会，成为全世界注目的人物，恰恰又是在这不同寻常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一分为二”，因此其意义就更加显得特别珍贵。面对64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毛泽东宏亮的声音响彻莫斯科的会议大厅：
“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规律，这就是辩证法。”
不容置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也不容置疑毛泽东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一分为二”——他运用这一通俗、形象的比喻来概括对立统一规律（即便是借用古人的话），足可见他思维方式的广博、深邃与机智、简炼。他的这一阐发，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哲学界引起轰动，众多的文章围绕着“一分为二”讨论学习心得与体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甚至普通的老百姓也学会了并习惯了“一分为二”这个新鲜的哲学词语。而正好在这样气氛下，杨献珍却提出个“合二而一”，听起来确实有点不顺耳，似乎就是“一分为二”的反义词。
“理论权威”康生当然不是外行，更不会连最普通的哲学常识也弄不明白。但是他却比外行更无知，而且横行霸道。他的兴趣不在研究哲学寻求真理，而在于拨弄是非整人坑人。
1961年，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讲话刚刚传到他耳朵里，他就像一只时刻伺机咬人的疯狗一样立即扑门而出了。他的惯用手法是告“御状”。而且告状的办法十分巧妙，获取一字半语甚至一个脸色，就可以拿在手中反复“发挥”，最后成为杀人的钢鞭。譬如1958年，他准备就“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向杨献珍开刀，“御状”是这样告成功的——
某日，康生到中南海拜望毛主席，正巧遇着主席刚从游泳池出来，头发上脸颊上滴着水珠，兴致极好，远远地给他打招呼。康生心中暗喜，马上趋步向前，几句寒暄之后不动声色地切入正题：
“主席，我向您求教一个哲学问题，可以吗？”
“什么问题？”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
这问题简直不成其为问题，太简单明白了！主席哈哈笑道：“当然啰！”
康生连忙奏上一本：“可是杨献珍却说没有同一性？”
“啊？”毛主席吃惊地收拢笑容，眉头皱起，“他怎么这样糊涂？”
康生顺着梯子连忙往上爬：“看起来，这个问题应开展讨论……”
毛主席沉吟不语，移步走进更衣室。
康生的目的已经达到，喜孜孜地打道回府。
其实，杨献珍何曾说过什么“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
他只是在讲课中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是唯物主义命题，而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件衣服不是我家的，而是你家的”，此话落到康生嘴里就变成：“没有衣服，什么也没有！”变成与客观事实完全两样，这岂不是贼盗式的偷换概念吗？
1961年11月，康生当然没有放过告“御状”的机会。但是，毛主席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似乎并不在意，当时中国正从“三年困难”的低谷中向着经济的复苏迈着台阶，毛主席日理万机，他要集中精力调整农业，调整工业，解决八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规模地搞阶级斗争运动的时机尚不成熟。
康生并不气馁，他在等候着新的时机。而杨献珍还在继续宣传他的“合二而一”，不过只是“小打小闹”，仅仅局限于课堂里、讲稿之中。
时光转眼之间过去了两年半。1964年春天，杨献珍终于不由自主地把自己陷入绝境。
1964年4月3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听课人很多，除学员外还有一些教职工。讲课的题目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中尊重辩证法》。这是他花了许多时间和心血认真编写的讲稿。
杨献珍首先引用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关于“一分为二”的讲话，接着又讲“合二而一”。他认为，既要讲“一分为二”，也要讲“合二而一”，两种提法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忽视了任何一方都会在工作中犯片面性错误。
杨献珍的这次讲课篇幅长，观点突出，是对1961年11月7日那次讲课的重复与补充。康生一听到这次讲话的内容就坐不住了，他如获至宝，庆幸自己到底等来了搞垮杨献珍的好机会。正当他绞尽脑汁寻找下手之处时，中央党校的两名年轻教师，一个叫艾恒武，一个叫林青山，糊里糊涂帮了杨献珍的倒忙，给康生提供了整人的“突破口”。
艾恒武时年38岁，林青山36岁，俩人是好朋友，都在中央党校当教员。4月3日，艾恒武听了杨献珍的讲课，觉得收益匪浅，一下课他兴致勃勃敲开林青山家门，向林传叙了杨老讲课的内容，并建议二人合作，就“合二而一”问题合写一篇文章。林青山欣然应诺，两个年轻人说干就干，当晚就在一起写出了五千余字的初稿，几经修改，定名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交哲学组长黎明过目。
黎明时年45岁，待人宽厚热忱，艾恒武和林青山都视他为老大哥。他当时兼任《光明日报》理论部特邀编辑，有权力也有义务向该报推荐、编辑好稿子，因此他把艾、林二人的文章送往报社建议采用。很快《光明日报》于5月29日刊出了此文。
文章发表得这么顺利、迅速，艾恒武、林青山心里当然十分高兴，他们哪里知道康生正在暗中张网以待，他俩是“顺利、迅速”地碰在了康生的网上。他俩的稿子刚刚送到《光明日报》，立即就有人送给康生审查。康生如获至宝，指示“尽快见报”，他要先从艾恒武、林青山这两个倒霉鬼的身上开刀，再寻根究底进一步揪出杨献珍。
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从1957年起就分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从此更加摆出“党内理论权威”的架子，在党校内以“太上皇”自居，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为了控制党校，他将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安插于校内，希望她能步步高升掌握大权。谁知杨献珍却处处成为曹轶欧的绊脚石，杨的学生们甚至敢于骂曹轶欧是“最无聊的女人”。康生对杨献珍的切齿仇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康生忙碌异常，组织人马写文章，开展一场批判“合二而一”的紧张战斗。他指示道：“报纸上要摆出学术争论的样子，同意杨献珍观点的文章也要发，而且在版面安排上要轮流坐庄。”
行动神速，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与艾、林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作者署名“项睛”。接着，《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就“合二而一”问题展开“学术讨论”。
中央党校停课，集中全力批杨、批“合二而一”。艾恒武、林青山、黎明、王哲民、黄静华（杨的秘书）等人被轮番轰炸，杨献珍更是天天挨不完的批斗。康生、陈伯达忙得不亦乐乎，走马灯式地轮番跑往党校指挥大批判。
仅仅批“合二而一”是嫌不够的，7月24日，康生在批判会上作指示：“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理论上一定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的讲话问题和1962年的翻案风问题上。还有党校的办校方针，对待学毛著的态度问题……”
在中央党校的校园内外，有许多同志因“合二而一”问题而遭到株连，更有不少人被残害致死，最令人震惊和痛心的例子是孙定国、黎明二人的自杀。
1965年9月，杨献珍被罢掉在中央党校的一切职务，逐出校门，“调往”哲学研究所。
转眼之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献珍更加坠入无底的深渊，随着一批批“走资派”被打翻在地，他的罪行更一步步加重——他成了一切“牛鬼蛇神”和“反动派”的理论帮凶，成了一切“错误路线”的代言人。
1967年5月18日，杨献珍被造反派从哲学研究所揪回中央党校，送进私设的牢房。第二天，他被推上批斗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亲自操纵批斗大会。杨献珍此时已71岁，年迈体衰，哪里经得起折腾？但是批斗者们高声朗读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将杨掀翻在地驾起“喷气式飞机”，又强令他下跪向革命人民请罪，如此还嫌不够味，还要叫他在地上学狗爬。曹轶欧不愧是酷吏康生的老婆，她假惺惺地批评批斗者：“这是谁叫干的？7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让人家学狗爬？”转过身便又是另一副嘴脸，鼓动造反派们杀向杨家，翻箱倒柜地抄家，不久又把杨献珍从所住的“红霞公寓”扫地出门。
1967年9月23日夜晚，杨献珍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上囚车，不知此去何方。到了目的地才看明白，是进了一所军队的监狱。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铁牢生活。
在监狱里，他提出要看报纸、看文件。他说：“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我要学中央文件！”看守人员回答他：“你屁也不是，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杨献珍只感到一颗真诚的心难以被人理解，不仅仅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就连秀才遇着秀才也说不清有理无理了！他在牢房里拼命写申诉材料，《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关于……》，但是这些申诉却成了他新的“罪证”。
年近七旬的老人啊！那份坚毅、那份忍耐、那份等待，似乎是全部化作了一股生命之流，支撑着他，既使是噩耗频传：
孙定国受到陈伯达的当面唾骂，不堪屈辱，跳入冰窟窿；黎明被迫投井自尽……
“合二而一”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地在扩大。全国最大的“合二而一”分子杨献珍被撤职，调出中央党校，从副校长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6年的夏天，本已久久动荡的中国，似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数千年的祖国文化遗产开始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
杨献珍似乎是被恶梦缠身了，怎么也挣脱不出来。从批判“合二而一”开始，他就是老“运动员”了，在这场风暴中又要扮演哪个推不脱的重要角色呢？
1967年5月18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把杨献珍从哲学所揪回党校，关押在私设的五十二号楼临时监房里，并由曹轶欧多次主持批斗会对他进行批斗。
一次，造反派批斗杨献珍。这时，康生已给杨献珍定了性：
“反动的‘合二而一’鼓吹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大叛徒”、“三反分子”……远比1964年厉害多了。大礼堂的墙壁上，贴着什么“打倒反动分子杨献珍”、“打倒反动透顶的‘合二而一’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杨献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等等。训练有素的积极分子们围着杨献珍，质问、批判、吼叫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批斗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结束。
当汽车把杨献珍送回住所时，一群小“红卫兵”又把汽车围了起来，他们让另外一个老人和杨献珍跪在地上，用棍子敲打着。年逾古稀的杨献珍被用“喷气式”折磨了半天，已经支持不住了。当时，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连过路人都晒得汗流浃背，而两位老人却在太阳底下罚跪。
1967年23日晚10时，康生的计划终于收网了：他借中央名义下令逮捕杨献珍。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军区的监狱关押。此时的杨献珍已是71岁高龄。
杨献珍两次坐了国民党的牢，不过7年。他没有想到，一个正直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以后，竟又坐牢达8年之久。从1967年5月18日被囚禁，到1975年5月19日被释放，前后整整8年。出狱后，他又被流放了3年多。
在狱中，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从参加革命起，两次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牢，在那里与同志们一道向敌人展开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并在铁窗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战争岁月，他把妻小送往延安，个人在抗日前方过着戎马生涯。解放后，他为办党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问心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在监狱里，饮食卫生条件受到限制，加上高龄，他患了严重的颈椎结核，病情发展到胸腔。在胸腔内形成了大的脓肿灶，压迫食道，连喝水都感到吞咽困难，生命垂危。这一消息被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安排住院治疗。这才使杨献珍转危为安，死里逃生。治愈后他又返回监狱。
在狱中，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写着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综合基础论”等问题的申诉，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1971年1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发表了一篇“万言谤文”：《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以为这是对杨献珍毁灭性的一击。
1975年5月19日，在杨献珍监禁8年，年近8旬之际，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5月20日，到潼关的第二天，押送他前来的中央专案人员突然宣布：他被开除出党。原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作了《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正式开除杨献珍出党。他拒绝签字，并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三封申诉书。直至此时，他还坚信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而他的不白之冤只是暂时的。
8年的与世隔绝，3年的流放，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度过这风雨如晦的岁月？或许杨献珍自己的话说得最清楚——
“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精神是旺盛的。有一次‘带镣长街行’，脸上毫无愧色，心里是骄傲的、自豪的。后来呢，虽然给我这个共产党员戴了那么多帽子，我还是毫无愧色。入党以来，我没有作过任何一件不敢向党交待的事情，没有背着党作过任何一件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不利于民族的事情。”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杨献珍终于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监禁生活，回到北京。
党和人民给了杨献珍以新的生命和力量。10余年的监禁与流放，使他与世隔绝。现在他重获自由，虽然年事已高仍不断地阅读、写作，要把失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他不顾年迈和病残的身躯，积极参加哲学理论界的拨乱反正的斗争，接连写出了致“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三封信、《“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论战的部分简述》等论文。1980年6月，他的论文集《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1月，杨献珍的第三部著作《论党性》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受到广大党员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出书后仅两个月又印行了第二版。8月又发行第三版，总发行近40万册。这本书包括了他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论述党性问题的主要著作。同月，《我的哲学“罪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杨献珍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为捍卫真理，与邪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记录，是他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写实。
岁月、疾病、迫害，使他的腰弯了，背驼了，走路也很困难，但是他的目光是清澈的，安详的，他的神态是坦然自若的。他认定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毕生按照这个真理立身行事。这是他的信念，是他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获得力量的根源。
1966年11月中旬，早来的风雪笼罩了西北大地。南开大学红卫兵派往西安的“抓叛徒战斗队”，一连数日围着中共西北局的办公大楼。他们在各办公室冲进冲出，在各机关各单位串连游说，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在大雪纷飞的一个深夜，工作劳累了十几个小时的刘澜涛，在回家的途中被“战斗队”迎面拦住汽车，狂暴蛮横地揪走了。辽阔的大西北，陷入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之中。刘澜涛被卷入了“抓叛徒”的漩涡中，落入了难以解脱的魔难。
“打倒大叛徒刘澜涛，解放大西北！”荒谬绝伦的口号，连大戈壁的沙石都被盅惑进来了。不仅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连边远的新疆，也都在“彻底砸烂”、“凯歌阵阵”的疯狂旋律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抓叛徒”组织，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采用形形色色的残暴手段，对刘澜涛进行揪斗、折磨和迫害。
在10年浩劫中，刘澜涛经受批斗的次数，可能是全国的最高记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对他进行的各种批斗会，竟达到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3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达24万人。
他被捆绑在大卡车上进行游斗的次数，也是创记录的。造反派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紧紧地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红卫兵押着他，从酷暑到“三九”，经年不息。他几乎被斗遍了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每次游斗，从大街到小巷，竟日不止。每次游斗时，文斗之外，必伴以武斗；武斗每每多于文斗。造反派随时跳上卡车，任意辱骂，随意拳打脚踢，然后扬长而去。昨日，还是夜以继日地组织西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今日一下便成了“叛徒”，被踩在脚下，任意蹂躏，西北高原湛湛的蓝天，顿时黯然失色。惨无人道的刑法和恶作剧，一次复一次地使用，终于摧残了刘澜涛的听觉，他的两耳被震聋了。
然而，最难以忍受的，还是由战斗队在夜间召开的几十个人出场的小型批斗会。在昏暗角落里，战斗队强迫刘澜涛跪在砖头上，什么惨无人道的刑法都用过了，比30年代在国民党的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澜涛几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968年3月，康生派人用专机把刘澜涛押回北京，关押在西苑一所临时监狱里。为了强迫承认他是“叛徒”，专案组人员对他突击审讯逼供，白天滥用刑法，夜晚不让他睡觉。4个看守人员采用车轮战法，来回推他，逼他交代“叛徒”罪行。只要他稍微打个盹儿，便用脚蹬他。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窝头，几片发了霉的咸菜，用饥饿逼他低头。牢房中冰冷潮湿，刘澜涛手脚都生了冻疮，脚指甲冻掉了，吐血、肾炎、腹痛、小便不出、阑尾炎，各种疾病一齐发作，哪有求医治病的权利！医生奉命，不许给他治病，作手术不进行麻醉，痛得刘澜涛几乎死在手术台上。各种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澜涛的健康，使他瘦骨嶙峋，体重由70多公斤下降到不足40公斤了。
刘澜涛的爱人刘素菲，十几岁时便在陕北参加了革命，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董必武亲自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妇教会宣传部长，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三届人大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中共西北局办公室主任，是一位献身革命的女中佼佼者。
她仅仅因为是刘澜涛夫人，便被宣布隔离审查，逼她揭发丈夫的“叛徒”罪行。还把保险柜上的铁门，用铁丝拴挂在她的脖子上，押着她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游斗。铁丝深深勒进她的肉里，沉重的大铁门勒得她昏倒了，造反派揪着她的头发提起来，便是一顿毒打。游斗过后，把她关在一个地下室，几天几夜不给水喝，不给被子盖，不许睡觉，任地下室的蚊叮虫咬。
专案组还把一堆破旧的鞋子用绳拴起来，挂在她的脖子上污辱她，一面向她喷射污言秽语，一面把燃烧着的烟头，从她的衣领里塞进去。刘素菲硬是用自己的皮肉去熄灭了一个个火红的烟头。愤怒的刘素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天晚上，刘素菲回到家里，孩子们看到妈妈满脸是伤，衣服上血迹斑斑，两臂和双腿红肿，当他们含着眼泪给妈妈换药时，从她的衬衣里面竟然掉下许多烟头来。孩子们看到妈妈前胸后背到处是紫黑溃烂的烧伤，抱着妈妈失声地痛哭了。
1967年8月间，康生在接见西北地区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竟无中生有、极力煽动地问道：“刘素菲是特务，为什么不批斗？”他责怪造反派不该“打内战”而“把大特务刘素菲放在一边”。奉此旨意，专案组对刘素菲的逼供和迫害，更加残暴更加升级了。严冬，他们不许家人给她送棉衣，每天有三个打手轮番对她进行逼供，她一次又一次地晕倒了，造反派一又一次地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撞得她头破血流，头发被一绺一绺连着头皮拽了下来。
1968年元旦，在应该是万家团聚欢乐的日子，刘素菲悲惨地离开了人间。5天以后，专案组才通知她的孩子们，说刘素菲是跳楼自杀的。孩子们问专案组他们的妈妈是怎么自杀的？回答是：“你们无权过问这些。”孩子们要求把妈妈死的消息告诉爸爸刘澜涛，让爸爸向妈妈遗体告别，见最后一面，却遭到专案组蛮横的拒绝。专案组还轻蔑地说：“你们的母亲自杀了，自杀就是叛徒。火葬及一切费用自理，骨灰不能存留安放！”孩子们无可奈何，只有带着妈妈的骨灰，到处辗转躲藏，最后悄悄地安放到陕北米脂老家。孩子们不相信妈妈是自杀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妈妈不仅心胸开阔，对党忠诚，而且还发现妈妈在一封信上写着：现在为什么在大量迫害老干部？这不是毛主席的主张，是一个阴谋。既然她已看穿这是一个阴谋，自己又无任何问题，为什么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自己就先去自杀呢？她时刻被人看守着，看守的人怎能不管而任她去跳楼呢？专案组在宣布她自杀的第二天，便立即将遗体火化，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呢？这又有多少费解的谜！
让人们难以猜测啊！刘素菲含冤去世的消息，刘澜涛是在7年以后才得到通知的。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死了，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到处流浪。后来在安庆学开汽车，专案组人员知道后指责说：你们知不知道汽车是四条腿，跑得快，怎么能让叛徒的儿子驾驶方向盘？！更有甚者，刘澜涛在中学读书时的一位教英语的李老师，因教过的学生被打成“叛徒”，也受株连挨整了。造反派批斗他说，你的学生这样坏，同你的教育有关！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教师自豪地说，我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荣，你们要整他，那是你们的事！
在十年浩劫的悲惨岁月，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而身遭此祸的还有：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也是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敌人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坚强共产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他自然也在劫难逃，成为“61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1966年9月18日，曹轶欧跑到中组部，主持召开了“中组部和中监委联合揭盖子大会”，李楚离也被揪了出来，被诬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干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等等，给他罗织了许多子虚乌有的罪名。大会点名揪斗之后，便被关押进了北京卫戍区的监狱，从此便开始了频繁的审讯和揪斗。从1968年2月12日到11月8日的9个月中，在李楚离专案组的《审讯记录》中，就记载了李楚离被刑讯揪斗了194次。有时竟一连6天对他进行文批武斗。专案组的成员站成一个圈圈，把李楚离围在中间，你推过来，他推过去，你一拳，他一脚，对他“加压力”，“整态度”，逼他承认是“叛徒”，交代“叛徒”罪行。由于受李楚离“叛徒”冤案的株连，37位高级干部也被立了案，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的1604名干部受到审查，唐山地区737人被戴上叛徒特务或走资派的帽子，遭到揪斗。2995人在这一冤案中死于非命，84000余人受到株连的迫害。
被敌人逮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孔祥祯，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这是党中央早就有定论的。1966年8、9月间，康生派人向孔祥祯调查薄一波等人1936年出狱经过。
孔祥祯实事求是地说明了经过的详情，却因此给自己招来横祸。孔祥祯便也成了“叛徒”。“揪叛徒战斗队”便开始了野蛮的揪斗和凶狠的抄家，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变自首”的“叛徒”。他越是坚贞不屈，揪斗便也越是升级和凶狠。1967年底，他被逮捕关进了监狱，在经历了8年囚禁之后，于1975年5月25日，拖着一双被整残了的腿，流放到湖北宜昌。
冯基平，1930年，19岁的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入党，从事职业革命，曾任过辽宁省辽阳县委书记，1932年因叛徒告密被关进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院。这个20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坚定顽强，活泼机警，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斗争得非常英勇出色。在“文革”开始，“揪叛徒”妖风卷来之际，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大叛徒”，关进了秦城监狱，度过了整整9年牢狱生涯。
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胡锡奎，在西安同刘澜涛一起被揪斗时，他不仅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们当年在国民党狱中的斗争情况，还如实地讲了当年陈伯达在狱中的动摇表现，他因此在“叛徒”罪名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投进监狱。不堪忍受的侮辱、折磨，使他患了胃癌，大口吐血不止。医生诊断，尚属早期癌症，应当立即送医院手术治疗，竟遭无情拒绝。1970年10月，当他半身不遂的妻子携着孩子，急急赶到他身边时，他已不能睁眼，不能说话，连一个字的遗言也未留下，便与世长辞了。
1950年解放西藏时，王其梅是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
此后，他把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身患重病，但谢绝组织把自己调到条件较好的地区工作。他恳切要求组织说：“我活着就在西藏工作，死了就埋在西藏，如死在内地，骨灰也要送回西藏。”这位热爱祖国边疆的优秀同志在“文革”开始后同样被江青、康生扣上“大叛徒”、“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的罪名，仅53岁的年华就冤死了。
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在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中，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兴起，作过积极的贡献。但1967年1月，同样被卷进了“叛徒”冤狱，受到极为残暴的揪斗，耳朵被打聋了，右臂被打残了，得了肺气肿和肺心病。腿浮肿得像两只大水桶而死于非命。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刘慎之、中央档案馆第二档案馆长胡敬一，也都被康生、江青的魔掌残害致死。
陕西省工会主席刘文蔚，因为愤怒批驳对刘澜涛的污蔑，耳朵被打得流血脓不止，腿上被注射毒针，溃烂不已。但是不许他住省医院，不许报销药费。1976年病危离不开输氧时，他却被赶出治疗单位，三度心衰，身体浮肿，加上无医无药，心脏病急剧恶化，最后含冤而逝。
“61人叛徒集团案”不仅生者受难，而且连死者也遭劫。
1940年在百团大战中，指挥部队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决死第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在太原城内被日军杀害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领导鲁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41年不幸被敌人活埋于苍山县的卓越领导者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镛；
1948年在临汾战役中，把热血洒在古卧牛城下的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将军；建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耗尽心血献出生命的北京市军管会秘书长韩钧；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力果；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等等，他们的英魂也被卷进“叛徒”的漩涡中，亲人遭受株连，墓碑被捣毁，墓穴被挖掘，骨灰被丢弃，遗照被撕成碎片，遭到可怕的亵渎。
……
一出出被迫害的悲剧，一幕幕壮烈的反抗拼搏，真是史无前例，惊天地，泣鬼神。当年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过而1966年还健在的传奇般的英雄共产党人，像马辉之、王鹤峰、刘亚雄、刘有光、刘聚奎、张彭德、唐方雷、贺致平、刘尚之、朱则民、刘子久、刘昭、王德、傅雨田、赵林、冯乐进、王玉堂、张振声等，谁又不是在这场灾难的漩涡里，被整得死去活来，谁没有经过英勇顽强苦苦不息的斗争呢！不过，他们在万般不幸中毕竟还是有幸的，因为他们在坚持斗争的劫后余生中，看到了真理的胜利，看到了那些阴谋家的可耻下场。而另外一些当年没有死于敌人屠刀下的英雄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在这场浩劫的漩涡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被夺去了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和机会。
康生、江青一伙一手炮制的“61人叛徒集团”冤案，一直引起国内外的瞩目和关注。尽管康生一口咬定，说这个“叛徒集团”红头文件说了，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并对被诬陷的人，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威逼利诱。然而，受害者本人和被株连的众多遭劫者，为坚持真理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直在申诉、在抗争。
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及所有被诬为“叛徒”而尚健在的人们，没有不据实申诉的。
但是，在康生、江青作威作福的年代，申诉就等于“翻案”，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当事者本人申诉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有敢于实事求是者出来仗义执言，便立即会被戴上“右倾”、“翻案”，“阶级立场不稳”等大帽子。以致旧的冤狱未平，新的冤狱又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左”的霜冻仍然僵化着人们的头脑，麻木着人们的手脚。被康生诬陷的所谓“叛徒集团”仍然得不到平反。当作处罚流放在外地的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唐方雷等许多人，仍然留在原地被严密监视着，不得越雷池一步。
1977年11月11日，1936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一次恳切地向中央写信，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他恳切地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因为了解这一问题的当事人，只有他一人了。
1978年初，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平副部长负责，贾素萍、倪书林等同志参加，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作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只有拨乱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那些送到中组部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件，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字字句句是那么殷切。1975年曾因给邓副主席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61人叛徒集团”平反而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反复惨遭迫害的孟松涛，这时又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邓小平同志看到这封申诉信后，在上面批示道：
“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个申诉和批件都转到了中组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号角已经吹响，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可阻挡了。
1978年夏天，中组部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对“61人案”进行调查研究。为了减少阻力，独立进行拨乱反正工作。
贾素萍4人来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第一个访问了住在那里的薄一波。在传达室一见面便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您好。”这次中组部派来的人不仅亲切地称他是同志，还说明了中组部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薄一波听了很激动，这是12年来他第一次激动。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中组部长派来的4位同志请到自己住的房间坐下，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在炎热的夏天，贾素萍等4人在北京到处奔跑。先后找到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和他们逐一座谈，倾听意见。
8月初，贾素萍一行4人来到安徽合肥。一下飞机就像掉进蒸笼里，炎夏闷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可是，他们不顾这些，立即驱车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访问了刘澜涛。刘澜涛从西北被揪到北京，在监狱关了8年。1975年5月28日从监狱放出来，但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再强行下放到安庆。他曾写过一首小诗，抒发当时的情怀：“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人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
无论往那儿发落，刘澜涛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是坚贞的。在安庆见到中组部派来的人，申述当年在狱中同敌人作斗争的事迹，以及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坚持理智的刘澜涛，这时也激动得热泪滚滚了。
安子文在淮南受到部里来的同志的亲切问候与关怀，像委屈的孩子那样痛哭不已。
为了在访问时更真切地把握情况，研究时又能更好地集思广益，贾素萍等4人同心协力，一块调查访问，一块研究分析，一块整理材料，共同起草报告。他们在安徽访问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到天津、到山东、到吉林，10月中旬又折到西安。在西安远郊兴平县的一个农村。人人都知道有个“大叛徒”唐方雷住在村里。他们真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可又不敢接近他们。70多岁的唐方雷和老伴赵辉两人，完全孤立地住在一间一无所有、四壁透风的家舍里，地上只有一小堆红苕——这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粮食。两个老而残疾相依为命的伴侣，常常合力地拉着一辆破架子车，往返50多里，去拉吃的烧的，拉粮运肥。当年在北方局作为秘书科长的赵辉，抱着来访问的贾素萍，痛哭失声。
4个人到处奔波，调查访问，夜以继日地查阅档案，研究材料，还要冲破种种阻力，付出了多少辛劳啊！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犯了心脏病。他们越是深入调查访问，越是客观地分析研究情况，便越发现康生们对61人诬陷的荒谬和不可容忍。草岚子监狱进行的斗争，是艰苦卓绝、昭若日月的。许多人早已坐满刑期，但就是因为他们政治上不苟且，不怕敌人杀头枪毙，不向敌人反省低头，所以一直继续被囚禁狱中，长达五六年之久。这是连敌人的档案中都有记载的，怎能反被说成是“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呢！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批共产党人在1936年出狱的经过，康生本人不仅早就十分清楚，而且还曾在许多场合多次地肯定和赞扬过。比如，1943年，薄一波在延安时，康生当面赞扬说，北方局营救关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作得对，作得好。又如，1945年，他同安子文谈话中，当安子文说到1936年出狱的经过时，康生说，这事我们知道。1948年春节前夕，他在一次讲话中还详细说到1936年这批同志的出狱经过及意义。
贾素萍、倪书林一行4人调查访问的大量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江青一伙的谎言，戳穿了他们栽赃诬陷制造冤案的阴谋。经历4个多月，11月20日，中央组织部向党中央写出了详细的《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首先明确提出：61人案是一起重大的错案。这件事是1966年8月由康生重新提出来的。调查报告共分7个部分：（一）“61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二）61人在反省院的表现。（三）61人出反省院的经过。（四）61人出狱后的情况。（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61人这段历史的情况。（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七）调查的结论和处理意见。调查报告还有23份附件。中组部在调查报告的第七部分提出：
“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61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的意见，参予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对那些根据党组织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
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978年11月13日，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讲话中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党中央决定的”。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中央工作会议以极大的关怀，批准了中组部《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1978年12月16日，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9年元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被迫害致死的廖鲁言、胡锡奎、徐子荣、刘锡五、王其梅等5人，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会。
1980年6月25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杰出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文革”中因这一案件被迫害死的其他同志，也由他们生前所在的省和单位，分别为他们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妥善地处理了善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