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09章 “文化大革命”拾零(上)


我这个走资派

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喜喜的,在火车上计议作“四清”汇报,写一个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挑战书——这种方式是大家搞惯了的东西。只有我不同,前两天我已经在村里听到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广播。舞的这个剑,意在彭真,已经明白。杨述与彭真、邓拓的关系,难以隐藏。何况他已事先来信,说形势不好。所以,我是准备着一回家就先听这些噩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噩耗都没有来得及让我听。车到北京站,我一抬眼已经看见,来“欢迎”的不是像寒假回来时那样的一群人,而是只有人事科的两个人,见了我两眼直瞪,看都不看一眼,接着就喊:“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提行李。来接的不是坐人的汽车,而是大卡车。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得自己背着行李爬上卡车。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向我点头握手为礼。在其他所有人眼中,我已经成了等外之民——只下车这五分钟,人就由天上跌到地下。

接着是把我们都弄回机关,我一抬眼就看见了要求把我“揪回来”的大字报,又接着是宣布送往社会主义学院的黑帮名单,把我们这一批人马不停蹄地送往黑帮集中处。

这几年,对于这种弯腰挂牌、开会游街……的场面,已经有许多人写文记叙过。反正那一套就是变得人都不认识人了,真是像做梦。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裂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时,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从我的黑帮生活开始记录:

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很清楚,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地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宇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忽然都变得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

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盂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盂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概,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被轮流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

我当然是第一个挨斗的,而且挨斗最多、规模最大。开全社大会,叫我交代:“交代你跟杨述一起到邓拓家搞的什么阴谋!”我答:“没有阴谋,我是去组稿。”底下便拍案大叫:“不老实!说你的反党阴谋!”都是这类毫不讲理的叫骂。机关原单位已全部取消,改由造反组织来领导。科长以上的人都失去了领导资格。当领导的一个是汽车司机高××,还有炊事员张××,清扫工高×,几个青年大学生因为历史简单,也得厕身其中。天天早上,由张××领导我们念认罪书:“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恶的人……”还要背,背不出的由张××狠骂一通。

这种日批夜斗的奇怪生活,家家一样。我也不想去详细描写。有一段,我是精神失常了。人家问我话,我答不出来,只是眼睛瞪着对方。若说我是疯了,我觉得我头脑清楚,明明是在这里挨斗,是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罪,使我无法逃于天地之间;若说我没有疯,我又和这些所有的“正常人”,已经没有一句共同语言了。我怎能回答他们的话?我只能看着他们,他们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其实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都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本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带到我家来玩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个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龄。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人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于是她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当时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件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轻的造反派可找到了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特务”?如果给特务们都分发这种大册子做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想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种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的人了。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点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了“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她们说:“单行本的《毛著》是白皮,红标题黑字,一大排摆在书店书架上,只见白皮上露出红冠,就是有点像有红顶的白鹤的样子。”于是,这就成了“铁证如山”,那几本白皮单行本成了“物证”。这话听了就叫人匪夷所思,但是,那时候都成了定成反党大罪的根据。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文字狱,罪状是我的。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若干岁寿诞,各出版社都必须重印几本他老人家的著作。但是,印《毛著》本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独家买卖,别家要出,只可另行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编了一本《毛泽东论文艺》(其他社也编《毛泽东论军事》《毛泽东论农业》等)。但是,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本已编入选集,印数又大,在这范围内再炒陈饭,实难指望卖出。于是书店提出印数1万(以前已印了好几万),我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谁想到这批两个字“同意”,竟成了我“反党反毛”的险恶行径。光靠炊事员、司机写不来批判文章,于是由一位老编辑就此事大作文章,说得我居心殆不可问。怎么能对于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毛著》,只让印1万?怎么能对于全国文艺界迫切需要学习的《毛泽东论文艺》加以限制,不让他们学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他大约根本不记得只在两年多以前,我亲自去跑《毛主席诗词》一书,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厂看清样,以备天亮送到毛主席手里。那本书印了几十万,好像一百万吧。可是,这都无所谓。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写出这样的奇文,自己署名登报,也不怕丢人。

还有一篇批判“反资文学”的文章,叫我现在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它到底怎么说的。最初,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布置:我们老是反封反帝,这不够。好像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做好事。不对!也应该出几本书反一反资产阶级。我们按他说的布置,勉强出了三本,完全为了完成任务。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定一先倒了。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反革命言论,他提倡的“反资文学”,也就变成了“拥资”、“美资”的“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这理由究竟从何说起?因为当时我就听不懂,只有糊涂认罪,所以到现在也想不出那究竟是个什么逻辑,实在奇妙。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大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实在没有得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原主管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郑效洵说:“毛主席说我们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外国死人部。那我搞的外国文学部就是外国死人部。”这话使我触类旁通。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从此,我就天天手不绝书,在那里认罪。我还悄悄看过别人的认罪书,例如郑效洵的,就比我的还厉害,他骂高尔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高尔基也骂,他大概是想开了。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

我那洋洋十万言的“作品”,后来没有全还给我,不知被造反派弄哪儿去了,但是也必然如此。我们全体罪犯约达七十人,平均即按每人每天200字计,一天也要交上去14万字。而管制我们的造反派多数是炊事员、司机们,还有一群初试自己文笔的大学生,一天哪里看得完这14万字?所以,后来写来写去,我也知道了这些根本没有读者,写不写两可。懒得写,我就闭目养一会儿神,再看看别位难友的表情,或木然,或庄严,或悲,或笑,倒也有点意思。

到9月底,国庆节前两天,打发我们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劳动。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直到这时,一般革命群众跟我们一起下干校,他们才有点明白自己跟随造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还认为是下去革命的,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于流放。

我们到达了咸宁一块湖区,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先盖房。我们社(改名为连)的全体妇女集中住在老乡的牛棚里,满屋牛粪味。工作首先是自己和泥做砖盖房,钉竹条搭棚做仓库,准备将来把湖里的水放干了种稻子,自己取名为“向阳湖”。我记得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大家倒也挺有点新鲜劲的。一个女秘书,干完了一天活,回来发表感想说:“我这才觉得我这个人一天干了活,不是白吃饭。以前我们成天干什么了?”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半生就是白吃饭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编辑,手持利斧,踏着竹条做的架子,凌空大步砍竹头,脸上毫无惧色。我的任务是和舒芜一起挖一个坑,修建临时厕所。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才挖好了,欣赏欣赏,边也修光了。但是,一会儿上级传来命令,厕所要挖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只得搬家,还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凭吊了一番。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上边歪歪嘴,下边跑断腿”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干,真的拼命干。一般的群众,在大家差不多的环境下,不再那样歧视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但是,仍然有一些自视身份比别人高的人,用语言和表情来伤害别人,以为娱乐。我记得的,研究鲁迅的杨霁云(也是鲁迅的朋友),因为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就被我们连队那位首先解放的首任指导员取了一个绰号,叫“二两半”。然后,在一次大会上,由取绰号者向人提出讥笑的疑问:“还有这么一位‘二两半’,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两,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我没有看杨霁云先生的脸,因为这时候我不忍去看。他有什么罪?大概就是早年认识鲁迅的罪吧?而这时正是把鲁迅捧成毛主席以下第二大神的时候。

我们拼命干,多么希望得到人家一点点称赞,至少是同情。哪怕是来自非革命群众的。我记得有一次挖土,我是牛鬼蛇神们的临时组长。诗人陈迩冬也是向无多少劳动习惯的,这时他却一铲一堆,一铲一堆,一连许多铲,头上流着汗。我轻轻无意地说了一句:“陈迩冬今天干得不坏啊。”只见他脸上突现不好意思的谦虚之状,擦了一把汗,像小孩得到大人夸奖似的说:“不过……不过还是有点疲劳啊!”其实,我并未想到这句话在这时能给他以安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得到安慰和满足的啊,而所得却如此吝啬……

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开始时,每次劳动间歇就“开斗争会”,毫无目的地乱骂一通。后来,大约由于这样的“斗争”实在妨碍群众的休息,才取消掉了。平时,我挑不动砖时就用胸顶着上。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地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后来,日久天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本分,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受苦了——除了太累的时候以外。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

第二年我们要秋收,用大量的稻草,在湖田中心搭了一个休息棚。那里又凉快,又四面来风,旁边连(中华书局)的“战友”们走过,跷着手指说:“真是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草堂啊!”

类此草棚闲话,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时身受的政治待遇忘掉,也未尝不可以怡情悦性,物我两忘。后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不久,我就热烈地投入为别人重审结论,实即平反的工作之中了。还有好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都使劲东奔西跑“内查外调”,以推翻造反派给人定下的部分(只是部分)冤案。我把我参加的几个案子都写进小说里。有一篇名为《功罪之间》,那时真是对于自己是功是罪并没有完全弄清的。我原以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便是功,那么别人未参加革命便是罪。如此看历史,如此看世界,究竟功欤罪欤?现在感到,至少要把眼光放得稍大点吧。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