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附9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2)


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做《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什么呢?今天叫做“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唐山的灾难,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存在。很多人记得的唐山,远远不止于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浙江的官员,他说,噢,你是写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从前是军人,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打过仗,当时是个连长。他说,在老山的时候,上面分配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老山那地方当时到处是地雷,非常危险。新分来的这个军官,就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对新军官说,你干什么总跟着我?新军官说,连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个了,地震的时候,他们全死了……我有点怕。一天,这个连长带着他,通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地方,突然,就听他叫了一声,回头一看,人没有了。出了什么事情?原来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听到山坡底下,“轰,轰,轰”,一连串的地雷爆炸了……原来这也是一个唐山地震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