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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02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刚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日的声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四月二十七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三员“大将”中一位是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四十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一九二三年四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一九二七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八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六年前,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闿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他们是来向中共表示祝贺的。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的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立即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沓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五月九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二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