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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09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上海,忽地来了个三十来岁、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脚“做生意”。他自称“萧柏山”。不过,这位“古董商”仿佛是个戏迷,常往天蟾舞台跑。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机关里,这位“古董商”变得非常忙碌,不断地向全党发出指示,大有总书记的派头。

“萧柏山”,便是李立三。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尽管中共“六大”选出了向忠发当总书记,可是,中共的实权却操纵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成为中共的实际上的领袖,其实就跟向忠发忽然成为中共总书记一样,只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年轻,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机遇:中共“六大”之后的第六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共产国际的“六大”,开了两个月。周恩来、苏兆征、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随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向忠发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也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最初,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三十三岁的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本来他跟罗亦农一样,很有希望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氏。一九一八年他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翌年,他留学法国,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

蔡和森于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六大”,则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枝笔,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他的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去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消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一九二九年一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由于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十一月二十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常委便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内中苏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才从苏联回国,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一九一五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汉字正好二十八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的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璈阶(后来叫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这样忆及往事: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三页,生活·读书·新知(以下简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十六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一九一七年,十八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护法战争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去,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拦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兵,便问李立三:“看样子,你会下棋。”于是,程潜与李立三对弈,没想到总司令竟败在这小兵手下。程潜跟他攀谈起来,才知彼此是同乡,李立三之父李冒珪还是程潜清末同场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诗善文,深得程潜喜欢。一九一九年春,程潜资助李立三进京,进入法文专修馆。

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冬,他从法国回来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事工运工作。一九二二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参加选举,由于李隆郅三字笔画太多,工人不易写,刘少奇便建议他改名。正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竟以“李立三”这名字传世。这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然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那时,向忠发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旋即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并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两人被捕牺牲。

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生病入院。决:准假两月。“冠生”何人?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请病假两个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暴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一九二一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则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给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被传为笑谈,因为当时在场的许多留法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

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时,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分类:共和国历史 书名: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叶永烈